下一代触屏手机什么样？

    不管触屏手机多么方便，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你手指下的东西，一支笔也罢，一片树叶也罢，摸起来全像玻璃。因为目前的触屏技术，还无法赋予虚拟物体以真实的质地感。人有5种感觉，但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目前充分实现的只有视觉和听觉，对触觉的模拟还处于初步阶段，味觉和嗅觉则还完全没有。

    下一步我们将有望进入超级触屏的时代。未来，虚拟事物将更加逼真地呈现在你的面前，对它们的操作几乎可以跟操作真实物体相媲美。在指尖这么小的方寸之地，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呢？唯有借助触幻觉。

    有一种触幻觉叫电振动，这一现象是在1953年偶然发现的。一天，美国化学家爱德华·马林克罗德特接触了一个黄铜制的插座，他注意到，当灯亮时，其表面给人的感觉好像要粗糙些。通过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正是微弱的交流电导致了这种幻觉。我们知道，交流电以某种精确的频率振荡。当你把手指放在通交流电的屏幕上，由于静电吸引，在你手指皮肤下面就有电荷堆积起来。电荷的数量将随着交流电一起振荡，所以在你手指和屏幕之间的静电吸引力也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当手指在屏幕上移动时，这个静电力将吸住你手指的皮肤，阻碍它移动：由于静电力是周期性变化的，这将诱导你手指上的皮肤也发生周期性振动。这种轻微的振动将会被手指上的触觉感受器探测到。由于这类皮肤的振动本质上跟手指划过像木头、砂纸等毛糙物体表面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大脑就把它解释成了你在触摸质地粗糙的物体。

    2010年，美国一位工程师利用电振动制造触幻觉的原理开发了一款具有虚拟质地感的触屏，可以安装在自动取款机、手机上。测试表明，一般来说，高频电流比起低频电流会让屏幕摸起来更光滑些。比如，当电流频率在400赫兹时，屏幕摸起来像一张纸，而在80赫兹时，则像凹凸不平的皮革。原则上，设计者还可以用这个效应来设计具有不同质地感的网页或者应用程序。例如，我们可以把电子书的页面做成像真实的纸张一样粗糙。当然了，这种虚拟的质地感目前让人感觉还不太自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的手机或者ipad上，任何图标再不会摸起来千篇一律都像玻璃了。

    在现实世界中，一个装满东西的筐总比没装东西时提起来更加费劲些。可是在触屏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一个文件夹不论空的还是满的，用指尖拖动起来并没有区别。这说明，目前的触屏比起真实世界来还缺少一样元素：力感。

    美国科学家伊德科格特正致力于改进虚拟键盘，使它用起来感觉更像真实的键盘：当你按下一个键的时候，你的手指会感到有一股轻微的抵挡力。科格特的设计也用到了电振动的原理。他设计的振动发生在两个方向：垂直于屏幕的方向和沿屏幕的水平方向。所以，最后的效果是两个方向上的振动之合力。我们只要事先把两个振动调整到合适的“步调”（在物理学上称为相位），这股合力就可以把手指一瞬间推向左边，一瞬间推向右边。由于振动频率非常高，我们最后所能感觉到的平均效果是，手指在垂直方向遇到了一股阻力。经测量，这个力大约70毫牛顿，大致相当于按下一个真实的键时所受的抵抗力。通过这种技术，我们就可以在虚拟键盘上获得真实的按键体验。

    总而言之，未来触屏技术将极大地改变我们跟数字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对于信息，我们将不仅局限于看和听，还可以触摸。在真实世界日益虚拟化的同时，虚拟世界却日益真实化了。

（选自《大科技·科学之谜》2013年第1期，有删改）

    自汉唐始，中医海外传播的历史，曾毫无争议地彰显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对外辐射能力。但明清以来，中医成了“一个被动的开放体系”。当中医的“被动”遭遇西医的强势，直接结果就是中医在海外的弱势。这种弱势日前还没有根本改观，但情况正在悄然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健康理念上追求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疗法，中医倡导的“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的观点，正在启发人们对中医中药的再认识。

    中医的对外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当时中原政权与北方匈奴和西域有了许多交流和互动，中医作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开始对外传播。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直至两宋，中医对外传播逐渐达到鼎盛时期，中医在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得到较为系统的传播。明朝郑和下西洋，可谓中医对外辐射能力的历史绝响。但自那以后，中医对外传播开始呈现“被动”的特点。也是从那时起，中医海外传播足迹抵达欧洲，不过推动者不再是中原政权，而是欧洲来华的传教士。当时中医被介绍到欧洲，更多的是以“文化他者”的身份，传播者甚至带有猎奇的心态。与欧洲相比，美国是中医海外传播的后来者。虽然中医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随着华人赴美淘金潮传入美国，但中医在美国主流社会“能见度”的提高，最大的推动力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媒体有关中医针刺麻醉在医学上神奇功效的报道，甚至成了美国向中国伸出和解的橄榄枝这一政治行为合理性的注脚，客观上成为了中医在美国乃至西方世界传播进入新阶段的前奏。

    虽然近年来中医在海外的传播以及地位的提升，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但现实状况远比数据呈现的要复杂、微妙得多。韩日是中医最早的输入国，也是对中医消化吸收最彻底的国家。日本在中医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本土的汉方医学。韩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大力发掘中药古方，以西医标准阐释药剂的功效，提升“韩药”现代化水平。有数据显示，在天然药物领域，日韩以及欧洲占国际市场的90%，中药占比不足10%。也就是说，与中医同宗同源的汉方、韩医，正以中医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医疗领域。

    与隋唐、两宋时期中医作为整体对外传播不一样，如今中医作为医疗手段在海外的存在，扛起大梁的仅仅是针灸。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针灸几乎是中医的代名词。以现代西医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理论属于“前科学”体系，这也是中医相对于西医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际上，中医通行的表述是“传统中国医学”，这似乎无形中给中医贴上了与现代科学“对立”的标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医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被视为主流医学对中医的认可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因为她所使用的化学合成手段完全是现代科学，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理论作为“文化他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选自《走向海外，孤独的“文化他者”》，有删改）

材料一：

    我国第一部全面总结和评估老龄事业发展状况的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中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快，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老龄事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农村老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

    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老年人面临着贫困、疾病、失能、服务、照料、精神关爱等诸多困难和问题。首先，贫困和低收入老年人数量仍然较多，2012年全国约有2300万人。其次，城镇老年人口的宜居环境问题突出，七成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居住的老旧楼房没有安装电梯，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出行举步维艰。再次，农村老年人留守现象突出，2012年约有5000万人。

    由于计划生育一代陆续开始进入老年期，无子女和失独（丧失独生子女）老年人越来越多。我国正在研究通过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商业保险应先行先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提及这个问题。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公共环境、居家环境建设缺乏长远规划，未充分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要求。例如，6层甚至更高的楼房没有电梯，过街天桥、地铁上下不便，红绿灯变化太快致使老年人过街面临危险。今后城市建设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突出“年龄平等”的理念。

（选自叶紫《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发布老龄化带来新挑战》，有删改）

材料二：

    最近发布的《2015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中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幸福感高人群的特征包括：女性、年龄更长、健康良好、非农户籍、受教育程度较高等。

    一方面，年龄更长的人幸福感相对更高；另一方面，随着人均寿命增长和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于是，不少人担心老龄化会造成中国的人口危机。就此论点，记者采访了南开大学人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

    原新教授表示，客观讲，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人口现象，不能说是人口危机，也不可能成为人口危机。

    原新认为，人口老龄化现象能否成为社会危机，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持经济的中高速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构建合理完善的社会综合保障体系、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以及为老服务体系很关键。

    原新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个动态过程，所以人口老龄化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按照现在人口发展的规律，人口老龄化之后的社会形态一定将是一个稳定的老龄社会。

    在社会高度关切民生问题的当下，对于老龄化问题是民生问题这一说法，原新教授表示了质疑。他认为，人口老龄化的本质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民生问题。因为经济问题的核心是要“做蛋糕”，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增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力，根本要求是要把经济“蛋糕”做大。而民生问题的本质是公平、公正地“分蛋糕”，根本要求是分配蛋糕的“量器”一定要公正。

（选自《专家：人口老龄化不等于人口危机》，有删改）

材料三：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增长的现象。人口理论研究和率先出现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复杂而深刻，既带来机遇，又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难题。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状态。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如何养老正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影响，目前大多数人还难以接受送老人去养老院的做法。而养老院条件不好或不舍得花钱也是人们不愿去养老院的原因。

    实际上，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公办养老机构较少，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措施，鼓励社会资本兴建民办养老机构，养老机构的建设迅猛发展。养老服务业正在转为“朝阳”产业。

    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四十岁左右、中等收入的人群，大多愿意未来选择条件相对较好的养老院集体养老；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模式目前受到市场欢迎。

    养老市场前景繁荣，但也必须看到，在曙光到来的前夕，社会养老行业需要熬过一段“寒冬”。

    首先是养老观念尚需要扭转和培养，很多人愿意重金养孩子，却不舍得重金养老。其次是社会兴建养老机构遭遇融资难，民营企业贷款难度大。

    更重要的是，政府观念也需要转变。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决策者需要制定更好的规则，规范市场秩序，让市场引导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

（选自樊霞《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未来我们该在哪儿养老》，有删改）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从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节选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国学”作为汉字词汇，在历史上最早是指周代在国都建立的国家官学。18世纪日本出现“国学”学派，以“国学”指日本自己的古学，以与来自中国的学术相区别。受此影响，20世纪初，我国学者提出“国学”的概念，总体上是作为“西学”的对照概念来使用的，其中的“国”是指“本国”，“学”是指学术文化。中国人所使用的“国学”"当然是指区别于外来文化的、中国本有的学术文化，这是近代国学概念产生的最初意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迎来的第一波“国学热”，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上，都还只是中国文化“一阳来复”的初始。进入新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其中媒体的参与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而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新世纪国学热兴起和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90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引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国学热表明，与中国在世界崛起相伴随，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已经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正在经历从自在转变到自觉的过程。国学热所体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国学热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初级阶段的文化标志。

    同时，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也使得青年一代在寻找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方面把眼光转向古老文明的人学智慧。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成了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国学热有助于破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文化霸权对我们的影响。百余年来，我们大力学习西方文化，谋求现代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产生过全盘西化的思潮，对民族文化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彻底失落。这既不利于现代化，使现代化失去民族精神的支撑，又易导致食洋不化，不能把先进文化的普遍性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国学热有助于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对引进或移植自西方的学术体系进行反思，通过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来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

    目前的国学热分布在大众教育和国学知识传播方面，相对于国学的学术研究，多属于文化普及的层面。它虽然不能自然带来国学研究品质的提升和发展，但是这种传统文化热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改善社会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承以及民族精神的培育。由此看来，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入开展，对社会和谐的实现，当前所谓国学热的出现和流行，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积极的，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遇到的。切浔题。需要通过适时的引导，帮助人民分辨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分辨永久的价值和避时的东西，使传统文化的资源更能够结合时代的要求发挥其作用。

    (摘编自陈来《如何看待国学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