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名流才子的“什锦”人生

    1941年，南洋新加坡邵氏“大华戏院”的戏楼上，一个可爱的婴儿呱呱坠地，父亲给其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蔡澜”，听起来像“菜篮”。戏楼、买菜的篮子，冥冥之中注定了蔡澜一生和电影与美食密不可分。

    儿时，蔡澜的家住在戏院楼上，父亲蔡文玄是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兼“大华戏院”的经理，电影伴随着蔡澜整个的成长过程。当时新加坡分华校和英校，各不交对方语言。为求听得懂电影对白，蔡澜上午念中文，下午读英文。

    父亲蔡文玄还是位诗人，很喜欢文学。经常买一大堆书回来给儿女们放在地上，随儿女们挑选。姐姐蔡亮喜欢教育类的，哥哥蔡丹喜欢做生意的书，而蔡澜则偏爱看希腊神话、《天方夜谭》这些古古怪怪的书。

    电影和书都看的多了，与众不同的感触也越来越多。年仅14岁的蔡澜写了一篇影评《疯人院》投给《南洋商报》，没想到报纸竟然刊发了，蔡澜很兴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被聘请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蔡澜活得很潇洒，一拿到稿费，他就带着一帮同学去吃喝玩乐，夜夜笙歌。

    慢慢长大，蔡澜决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离开狮城，游历他国。因为爱好电影，而当时日本的电影很发达，他最终选择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看着他长大的邵逸夫先生对他寄予厚望：“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于是，他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购买日本片到香港放映，又以影评家的身份，成为多届亚洲影展的评审员。当年邵氏电影愈拍愈多，蔡澜也经常游走于韩国、台湾地区，背包旅行。

    1963年，邹文怀先生自组嘉禾影业公司后，蔡澜被掉返香港，担任制片经理一职，参与多部电影的制作。因为太喜欢电影，蔡澜宁可不做导演，选择制片。他认为制片就是“校长兼敲钟”：制片要构思故事，请编剧写成剧本，同时，又要接洽适合此戏的导演、演员、工作人员，计算出详细的预算，还有配音、拷贝、做海报，也要参与讨论并给出意见，一直到安排发行，卖版权，片子在戏院上映，无一不亲力亲为。有时，蔡澜可以同时拍五六部戏，但他乐此不疲，在《城市猎人》《烈火青春》等20世纪90年代风靡亚洲的商业电影中，“监制：蔡澜”的标记十分常见。

    虽然从小看电影，大学念电影专业，第一份工作也和电影相关，还曾坦言自己最爱的是电影，但是蔡澜并不想把电影当做“终身工作”。1998年，老搭档何冠昌因心脏病辞世，再加上盗版猖獗、市场疲软，整个电影业，一年只有一两部电影卖座，其他都亏得一塌糊涂。蔡澜心灰意冷，忽然意识到电影再好，也是别人的事情，而他竟然为别人的事忙碌了40年！

    蔡澜放弃电影，重拾纸笔。《东方日报》的“龙门阵”、《明报》副刊、《壹周刊》上，皆有蔡澜的专栏。

    有关生活的吃住用行，蔡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文章，谈吃、谈喝、谈旅游，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但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关于美食的撰文。他将自己的好吃秉性，归结于父亲起名的“不慎”，大哥蔡丹，侄子蔡晔，“于是一家人正好拿着菜单（蔡丹），提着菜篮（蔡澜），去买菜叶（蔡晔）”，不爱吃，可能吗？因为“好吃”，蔡澜吃出了学问，吃成了与金庸、倪匡、黄沾齐名的香港四大才子。蔡澜一天的美食路线图是这样的：早晨喜欢吃面食，中午在外面吃不同的馆子。吃五六家才会诞生一篇美食文章，且从不白吃白喝，也不只褒不贬，坏的就说坏，反而让读者喜欢。

    尽管一路“吃吃喝喝”，他理想的人生境界却是如丰子恺、弘一法师。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以兴趣为工作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追求。”不是不是披星戴月地“讨”生活，不是百无聊赖地“熬”生活，以“享受人生”为正业的蔡澜对生活的态度是“玩”，在股掌之间玩出出神入化的境界。

    很多人都问过蔡澜：“电影人、美食家、商人，你究竟是做什么的？”蔡澜说：“我只想做一个人，这并不容易。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不必要给别人脸色看……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我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我都尊重。”

鱼拓画

张炜

    一位多年不见的海边好友，从打磨文字的作家变成了画家。他展示一幅幅作品，令我无比惊讶：都画了鱼，大鱼小鱼，那么逼真而古朴，看上去有些异样，与以前看过的绘画完全不同。我见过各种各样鱼的水墨画，还从未看到这样的风格。我向他讨了一幅。

    我选中一条一尺多长的黑色大鱼，说：“这好像是一条比目鱼。”他说：“是的，一条比目鱼。”他指点着墙上的画，依次告诉：“赤鳞鱼、鲷鱼、鲳鱼……这是一条红鲷，多大的红鲷啊，四斤二两！”最后一句让我吃惊：他显然在说一条真实的鱼。看着我惊讶的样子，他主动解释道：“我忘了告诉你，这不是一般的画，这是‘鱼拓画’。”

    “什么是‘鱼拓画’？”

    “就是给鱼做拓片，像拓碑一样，把宣纸放在上面……”

    这令我更加惊奇。我马上想到的是要等活蹦乱跳的鱼死去，等它僵硬时，然后再涂墨，按上宣纸。鱼毕竟不是石头和木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做下来肯定麻烦。不过到底有多麻烦，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只觉得这种办法高明而巧妙，他能够想得出真不简单，也许只有生活在海边的艺术家才能有这种奇思妙想。

    我知道他喜欢出海钓鱼，是海猎能手也是烹鱼高手。大概就是这种海上生涯给了他灵感，让他成为一个特别的画家。我尽力发挥想象，说：“如果没有猜错，你肯定要把逮到的大鱼搁置一会儿，等它不动了才开始动手。这大约需要多次实践，积累经验，比如墨色浓淡、宣纸按上去轻拍重拍、怎么把握力道等，会有许多技巧。宣纸揭下来还需要动动画笔，最后才能题字落款，成为一幅作品。”

    我像一位内行，这样说时，其实内心里已经在琢磨怎样亲手做一幅“鱼拓画”了。因为这种画是在现成的鱼身上“印刷”出来的，算是一种工艺，只要掌握要领就能完成。我说着，极力隐藏自己要当一位艺术家的跃跃欲试、野心和冲动。

    谁知朋友马上摇摇头：“死鱼不能拓画。”

    “用活鱼？这怎么行？”我的声音变大了。

    “让鱼安静一会儿，但不能让它死去。安静的鱼和死去的鱼是不一样的，死鱼，拓出的画也是死的，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听上去既有道理，又过于玄妙。我甚至认为他有点太较真或太讲究了，换了自己一定不会这样做。因为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有死去的鱼才会有木石一样的标本作用，那时操作起来才得心应手。我微笑不语，看着他。

    “我让鱼安静下来，让它睡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抓紧完成。”

    “怎么让它睡着？”

    “一点酒吧。”

    我明白了，它醉眠后，他开始往它身上小心翼翼地涂墨。怎样涂？如预料之中，他语焉不详。大致是按照丰富的经验施墨，而且在宣纸和鱼结合一体的时候，拍按之间，需要高度的技巧。鱼鳞、鱼鳍，特别是鱼的眼睛，都要传神地表达出来。他一再强调“眼睛”。

    这使我想到：鱼是有神气的，鱼是有神采的，鱼是有心情的。是的，我不得不确认这样的一种理念，即一切高妙的艺术都是精神的再现、个性的表现。而对于一条海中生灵而言，最能传递这一切的当然只能是眼睛。它要注视，它的悲哀或怜悯都要从目光中流露。它从自己的那个方位投向人间的神情，即便在这样的瞬间也不会泯灭。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这种揣测和把握当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切艺术即心灵劳作的关键所在。

    他告诉我，一张好的鱼拓画可以把鱼和鱼之间的不同表现出来，也可以将同一种鱼的不同时刻表达出来。不同的鱼，不同的时刻，都在画纸上凝固了，却是凝固了栩栩如生的那个瞬间。

    我长时间沉默。我在想鱼和艺术，想生命的奉献，想短暂和永恒。这样一些关系纠缠在艺术创造之中，从来没有例外。离开了这样的领悟，所谓的艺术就会变得木讷。而那些看起来木讷的用来作拓片的石碑之类，却蕴含了十足的生命力。我们一再地拓、拓，复制，只为了再现生命的神色。

    一条大鱼留下自己生前的刻记。它带着水族的秘密来到面前，那一刻刚刚沉睡。它曾经活生生地、惊讶地看着这个新的世界，看着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命，大睁双眼……

    关于鱼和海的故事，朋友可以讲上一整天。那是一些烂漫的故事，惊险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大多是鱼。他的这些经历铸就了与水族的深刻情感，也催生了手中的艺术。

    后来这幅艺术品挂在了我的室内。它看上去和一般的水墨画大为不同：既是一种拓制，又是活的生命的印迹。我端详的时候，总觉得它的一双眼睛在注视我，充满了悲悯。

    它真的就在那里了。它是一个悲剧。它演绎着生命和创造的故事。它讲述了大海：波涛万里，压低的铅云，还有其他……

（选自《散文选刊》2018年第10期，有改动）

火眼金睛

侯发山

    大高是河洛地区远近闻名的杂技演员。一般杂技演员都有绝招，否则，难以在这个行当里混，一招鲜，吃遍天嘛。可能大家都看过“口中喷火”的杂技，演员嘴里能喷出长长的火龙，或一团一团的火球。大高早就不玩这个了。按他的说法，这个是初级的，他玩的是眼中喷火，两股火苗从眼睛里喷出，像两条火蛇一样，而且，不是直线飞射，带拐弯的，像是舞蹈着的火龙。想想就很精彩，刺激。当初，这个杂技没名字，传得久了，大家就叫它“火眼金睛”。

    大高有个徒弟叫阿三。说是徒弟，其实就是个跟班打杂的，跑跑腿，搬搬道具。阿三一直想学习“火眼金晴”，这也是他当初拜大高为师的原因，大高没有答应。问的次数多了，大高就告诉阿三，说眼里喷火是所有火术表演中最危险的，演员必须具有高超的技艺，竭尽所能去保证自身和周围观众的安全。因为表演过程需要火焰、易燃物和有毒燃料的参与，一不小心非死即伤。

    这话说得语重心长，阿三却不以为然，以为大高自私，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跟老辈子那些师傅一样，都要留一手。

    死了张屠户，不吃带毛猪。阿三耳濡目染，加上偷偷观看师傅练习，也学得八九不离十。私下里，阿三瞒着师傅训练。阿三练习的时候，没有使用燃料，他倒不是怕危险，怕被师傅发现，就用水来替代燃料练习，练习的重点是如何控制喷射的方向和连贯性。

    这天，阿三的老父亲老树来看望阿三。阿三正在配燃料（这个配方大高倒没有隐瞒，每次表演都安排阿三配制），当晚有一场表演，阿三不敢怠慢。老树看到地上滚落的空酒瓶，顺嘴问道：“用酒代替燃料？咋不用汽油和酒精呢？”阿三说：“师傅说过，汽油和酒精是最危险的，千万不能使用，一不小心就会烧伤演员。”

    老树问阿三：“你还没学会‘火眼金睛’？”

    阿三哀怨地说：“师傅不教我。”

    老树叹口气，好久，才恨恨地说：“当年我送你到这里，就是为了学习这个独门绝技。”

    阿三说：“我偷偷学着呢。”

    “阿三，阿三。”前台大高在喊。

    “来了，师傅！”阿三应答着出去了。

    大高说：“阿三，今天晚上你表演‘火眼金睛’。”

    “师傅，我，我……”阿三有点不自然，莫非师傅知道自己偷学的事儿？

    大高没有兴师问罪的意思，拍了拍阿三的肩膀，说：“今天不是你老父亲来了吗？你就好好给他老人家表演一番，我知道你能行的。不慌张，我给你当助手。”

    “师傅……”阿三的不自然很快被感动代替。

    接下来，大高就给阿三讲解了几个要点，然后鼓励他上台表演。

    就这样，阿三几个跟头的热身之后，开始正式表演“火眼金睛”。

    没想到，两股火苗刚从阿三的眼里喷出，只听阿三“啊”地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不停地在大桌上翻滚——阿三的两只眼睛着火了！

    大高明白过来后急忙扑火。后来，阿三被送往医院，性命无忧，两只眼睛给烧毁了。

    阿三的父亲老树要到官府告大高。大高求情道：“阿三残废了，今后怎么生活？不如让他跟着我，我保证一辈子照顾他，并教他几个能够养活自己的杂技。”

    老树想了想，也就答应了。

    后来，师傅两人无意中说起那次意外。大高说，那次燃料被人更换，添加了汽油。

    阿三大吃一惊，气愤地说：“师傅，果真如此？您怎么不报官啊？”

    “没有证据，报官也没用。”大高说罢，长叹一声。

    其实，大高已经猜测到，那次从中做手脚的是阿三的父亲老树，害怕自己吃官司，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大高知道，一旦猜测被证实，老树的牢狱之灾是免不掉的。阿三呢？他如何接受这个现实？

    所以，大高没有报官。

    有一次回家，阿三跟父亲老树说起这事。老树默了半天，才说：“阿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你要好好待你的师傅！”

    阿三懵懂地点了点头，感觉这天父亲跟往常不一样，有点怪怪的。

    不过，自从阿三的眼睛失明后，大高再没表演过“火眼金睛”，以至于到了今天，这门杂技也就失传了。

（节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6期）

英  雄

立夏

一

    他二十岁的时候，她正好十岁。

    她坐在台下，晶亮的眸子映照出台上英武的他。

    他是学校请来的英雄，笔挺的军装上一张黝黑却棱角分明的脸，因为激动透着健康的红晕。

    他在台上大声地念着手中的演讲稿，只剩下三根手指的右手高高举起，如同一面灼目的旗帜。在一次实弹演习中，面对一枚“咝咝”作响的手榴弹，他毫不犹豫地拣起来扔向远方，挽救了被吓呆的战友。

    她的眼中噙满了泪水，朦胧间台上的他是那么高大英俊，连他那浓重的乡音都充满了亲切的味道。

    “他真是个英雄，我会一辈子记住他的”她在心里默默地想。

二

    他三十岁的时候，她二十岁。

    学校组织学生们去农村体验生活。

    如果不是村干部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他曾经是个英雄，她是一丁点儿也认不出他了。

    埋头在田里劳作的他跟其他的农民已没什么两样，披着一件灰扑扑的褂子，失却了红晕的脸还是那么黑，却变得暗沉。村干部介绍的时候，他憨憨的笑着，脸上，怎么也找不到十年前年轻的影子。

    他坐在田头抽着烟卷，好几次她都想走过去跟他说几句话。看着烟头一明一灭，她终于还是没过去。

    她实在想不出该对他说些什么。

三

    他四十岁的时候，她三十岁。

    他在她所在的城市摆了个摊，卖鸡蛋煎饼。

    五岁的女儿吵着要吃煎饼，她先认出了他的手，再抬头看他的脸，恍若隔世般，已然很陌生了。

    女儿香甜地啃着煎饼，她的心却一直不能平静。她忍不住悄悄告诉女儿，卖煎饼的是一个英雄，女儿吵闹着，要去看英雄。

    她带着女儿折回去，女儿仔细看着那只残缺的手，然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匆忙带着女儿离开。一边哄着女儿，一边回忆自己十岁的时候第一次看见这只手时的心情，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只有深深的敬意。

    她还记起来当时听完报告回到家，小小的她弯曲起两根手指，模仿他举起三指的样子，想象着那种悲壮。

四

    他五十岁的时候，她四十岁。

    她在民政局混上了科长的位置，工作还算清闲，生活不好不坏。

    当他在她办公室外面探头探脑的时候，她根本就没认出他，原来他是来申请追加困难补助的。

    她给他倒了杯茶水，他受宠若惊地捧着，只会一迭声地说谢谢。她陪着他办完了所有手续，而他不知道为何受到如此礼遇，越发地惶恐不安，一个小时里说了不下五十声的谢谢。

    望着他佝偻着背离开，她开始努力回想他年轻时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他真的曾经是个英雄吗？”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觉得那么茫然。

五

    她五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那天她在办公室喝着茶，翻着报纸，四十年前的他突然映入眼帘。犹如被雷击般，她手中的茶杯怦然落地。

    他在回乡的公交车上遇到一伙劫匪，一车人只有他挺身而出，搏斗中，被刺数刀身亡。报道还提到，他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年轻时他就曾因救人成为部队里的英雄典型。那张穿着军装的年轻的照片，据说是他唯一的一张相片。

    一瞬间，泪水又模糊了她的眼睛，恍如四十年前，小小的她坐在台下仰望。

（选自《读者》2009年第10期，有删改）

说起梅花

我出生的那一天，家门前的梅花初绽，据说是朱砂梅，很美，家人就给我取名“梅”字。父亲自小教我古诗，关于梅花的诗很多，到现在还能一口气背出不少，如“冰雪林中著此身，不与桃李混芳尘”“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我最喜欢曹雪芹的“冻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恨亦成灰，误吞丹药移真骨，偷下瑶池脱旧胎”。关于梅，人们谈论太多，种梅，赏梅，写梅，画梅，梅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虽知道这名字极美，但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名字时，又觉得难以启齿，太俗了，取这个名字的人太多，声音听起来也闷声闷气的，对这个名字的尴尬，一直不能释怀，到美国后就马上给自己取了一个雅致的英文名字，以为总可以脱俗了，不料一些好事的西方人非要知道我的中文名字。

记得第一个有个墨西哥人问我名字，我就告诉他我的名字是梅，他又问“梅”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一种花，那人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什么花。我突然张口结舌起来，记得梅花翻译成英语是 plum，就是李子，迟疑了一下，就说 plum。那人噢了一声，就不再问了，显然他对这个答案很失望。

第二次一个美国人问起梅花，我接受上次的教训，不再说李子花，就启发他说，是一种花，中国最美的花，你猜猜看。那人就说“是玫瑰花”。我有点失望，进一步启发说，这种花，很美，在冬天开放，中国人最喜欢，经常把它们画成画挂墙上，写进诗里。那人想了想说：“是牡丹吧，牡丹又大又美，我看很多中国人的家里挂着牡丹花。而且牡丹是我唯一认识的中国花。”

我一听又没有希望了，也难怪，很少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何况一种花草。

我说梅花是被中国人挂在墙上，捧在手上，供在心里的，是深入血液和灵魂的一种花。他似乎被我感动了，突然对梅来了兴趣。

这胖胖的老美认真起来，有一天他突然跑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苏菲，我找到了梅，结一种酸酸的果子，是可以做色拉醋的，很好吃。我讶然了，是的，有些梅是可以结果子的。大多花草有艳花者无果实，有美实者无艳花，难得梅两者俱美，梅的美不仅是果实，这老美只知道吃。

第三个问的是意大利人，是搞音乐的，我想这人是有艺术感受力的，反正他没见过梅花，就信口开河起来。我说梅花是中国最美的花，有几千年的栽培史。梅花是我们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凌寒飘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铁骨冰心。中国人倾心于梅的很多，清朝曾有一位叫陈介眉的官人，听说孤山的梅花开了，立即丢官弃印从京城千里迢迢骑马狂奔至杭州，“何物关心归思急，孤山开遍早梅花”。还有一个叫林和靖的，有一天独自欣赏梅花时，一下子被梅花的神姿吸引了，从此入孤山种梅花，一辈子没有下山，以梅花为妻。那人睁大了眼睛问：“真的吗? ”“真的。”我说，他有一首写梅花的诗，在所有写梅花的诗中独占黛头，无人能比。“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脱口而出。如果你读了这诗，看了这梅，你一定能作出美的乐曲，中国有名曲《梅花三弄》，你可以写出“梅花四弄”，

从此，那人每次见我，必问梅消息，一天被逼无奈，就从网上找出梅花的照片与绘画作品，其中有一幅《墨梅》。那人端详半天，说，很像桃花吗，枯瘦的桃花，还有黑色的，很稀有的颜色。我不再想解释那是墨梅，也不想再说梅花的美就在于疏、瘦、清、斜。

显然这位艺术家也误解了梅花。我怎么告诉他在万木萧瑟，大雪压境的冬天，忽然.看到一树梅花迎雪吐艳时，那种惊心动魄。怎么才能告诉他，千年老梅，铁枝铜干，如枯若死，一夜风雪后，突然琼枝吐艳，那种绝处逢生的沧桑感。怎样才能告诉他，当你为情所困，辗转反侧时，突然一股梅香袭来，幽幽而来，又悄然而去，那种神魂颠倒。梅花的美是摄人魂魄的，如果赏梅在淡云，晓日，薄寒，细雨，或小桥，清溪，明窗，疏篱，再加上诗酒横琴，林间吹笛，这时候你很难再做凡人，梅花是人间尤物，人间与仙境的使者。

有一次和一个日本人闲聊，不知怎么就谈到他自己国家的国花，他异常兴奋，竟说得泪花点点。我也不由自主又谈起梅花，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他说的我不太懂，我相信我说的他也不懂，有一点是相通的，对一种花的深入灵魂的热爱。

梅花，几千年的书香缭绕得骨清魂香，几千年的诗心陶冶得如此美丽。中国人心里千回百转的梅魂，在与世界相遇的过程中焕发出独异的魅力，成为民族精神的写照，

(取材于苏菲的同名散文)

铁煏弄孵出的爱情

苏沧桑

那时候，晒纸不叫晒纸，叫烘纸。

那时候，晒纸房叫铁煏弄、煏弄。

那时候，他十六岁，她十五岁。

煏，是富阳土话，用火烘干的意思，铁煏弄也就是烘房，专门用来烘干手工竹纸的房子，格局狭小，称为“弄”。外墙用砖头垒砌而成，中间夹缝里是一个巨大的烧火灶，房里安放一道几十米长的焙壁——长方形的盛满水的铁柜，俗称烘缸。柴火日夜燃烧，一百度的水温传递到烘缸上，晒纸人将半干的湿纸从板上“牵”下来，托到烘缸壁上，用毛刷横竖刷扫，十来秒钟后，将烘干的纸揭下来，便是一张元书纸。

那是一个奇怪的洞天，常年没有冷暖，常年弥漫着水蒸气、纸的味道、汗的味道。那又是一个热闹非凡的社交场所。那时候，生产队集中做纸晒纸，村里老老小小不到天大冷就过来烤火取暖，其实为了聊天凑热闹。

煏弄外，柴火终日噼啪作响，煏弄内，欢声笑语比水蒸气更热腾，烘出了纸，也烘出了姑娘小伙水润的肌肤，筋道的骨骼，以及爱情。

多年前一个春天的清晨，朱家门村造纸世家后人，十五岁的晒纸姑娘美容走进了离家仅三百米的煏弄，看见了一个猫一样敏捷的身影。晨光从天窗漏下来，照见他紧抿的唇、黑亮的眼睛，他赤裸着壮实的上身，汗水在他黝黑的皮肤上闪闪发亮。他用木制的“鹅榔头”在压干的纸筒上横竖各划了几下，用食指和拇指撮住纸叠右上角捻了一捻，再鼓起嘴轻轻一吹。然后，他揭起一张湿纸，一手托着，一手连同晒帚垫着，迅速托到了烘缸壁前，将纸贴了上去，随之右手里的晒帚快速将纸张刷平实，又回转身去牵纸……后两张纸刷上去后，第一张纸也干了，他转身将纸揭下，轻轻放在一叠新纸上。

他的一揭、一托、一刷、一牵，轻盈迅捷，一气呵成。

美容的祖辈都是做纸的，父亲手艺高超，远近闻名，从小跟着大人在纸槽间出没的美容，早就潜移默化无师自通。“透火焙干”是《天工开物》中竹纸造法主要步骤里的第五个。一般人揭纸就要学整整三年。父亲说，牵纸时，动作要轻巧柔和，不使硬力，否则半湿的纸会破。刷纸、揭纸一定要快捷，稍慢一点的话，纸就煳了。晒纸看起来简单，其实是个“巧活”。

这个熟悉的身姿，不能说技艺已炉火纯青，但在生产队的年轻人里，已经算学得精到的了。

当他停下来，端起水碗喝水，她轻轻走了上去，接过了他——朱中华手里的纸刷。他刚才晒的那一堆湿纸，是废纸，是拿来练手的。

十六岁跟师傅学做纸的朱中华兄弟，是村里最能吃苦的人。生产队里共十六七个年轻人，分成了四组，天天在煏弄里学晒纸，但每一组分到的时间只有三个半小时，朱中华像一枚针一样，哪里有空就插到哪里。

不知几时起，蒸汽弥漫的晒纸房里，人群在朱中华眼里渐渐模糊，视线里只剩下一个个子小小的仙女，红润的圆脸，被蒸汽熏得湿湿的眉睫，嘴角往上弯起，不爱说话，总是羞涩安静的模样。她轻轻接过他手里的纸刷开始“轻歌曼舞”，当然并没有歌声，但他在心里听到了，并且，他觉得这个歌声是暖的，这份暖，一直绵延至他凄冷的梦里。

不知道从哪天起，她在哪里，他就会在哪里。一个烘纸一个揭纸，指尖会相碰，目光会相撞，几年后，他们成了一家人。

成了一家的人，远远不止他们两个，村里几乎所有年轻人的罗曼史，都是从煏弄开始的，热气腾腾的烘纸房，像一个孵蛋器，孵出了一个个造纸人家。然而，三十年后，这些夫妻里，只剩下他俩的身影还在煏弄里忙碌。

有一些阳光钻进了密不透风的晒纸房里，美容轻轻牵起一大张半干的元书纸，往一百摄氏度的壁上贴。贴纸，刷纸，揭纸，旋转腾挪，曼妙如蛇舞。她手上的每一张纸，都来自五百米外的捞纸房。隔了五百米，她仍能听见丈夫朱中华捞纸时淅淅沥沥叮叮咚咚的水声。真热啊，真累啊，恨不得像一滴汗水一样落到地上就彻底躺下来。她咬咬牙想，我晒的每一张纸，都是他捞的，他捞的！

五百米外，朱中华把快要冻僵的手伸进电饭煲的热水，白色的热气里，浮现了妻子忧伤的面容。她的笑依然很好看，嘴角弯弯的，露出半截雪白的牙齿，她晒纸的“舞姿”也很好看，她的声音也很好听。从前每晚临睡前，她会轻轻告诉他，今天的纸厚了还是薄了，还会跟他说，今天儿子乖了，还是调皮了……如今，曾经红润的脸，在和从前一样的光线下，却透着疲惫。她看纸的眼神，不再和他一样像看一个孩子，而是透着深深的厌倦。寂静的午后，小士狗趴在浆槽边发出了梦呓，汽车车轮在门外沙沙碾过。隔了五百米，他听见晒纸房里妻子汗水滴落的声音，滴答，滴答，空洞的回音，像一个甜蜜而忧伤的入口。

千百年来，富春江千帆过尽，船到大源镇，便能看见芦苇丛中纸槽如花朵般遍地绽放。

风吹皱了江水，吹走了那些花朵，也吹老了两个做纸的少年。

工人可以说走就走，他俩没法走。工人多少能赚得到钱，但老板赚不到钱。他知道她心里一天都不想干了，却从来不埋怨他一句。

年关近了，她淡淡说了一句：“又要借钱过年了。”

要做最好的纸，就得提升，还要去研修、调研，要自己设计、制造热量更均匀的电热烘缸，烘出更薄更好的元书纸，都得花钱。

小满近了。朱中华五月十五号要去参加北京的一个研修班，而十六号就要开始砍竹子了，怎么办呢？

她又淡淡地说了一句：“放心去吧。”

朱中华是放心的。千里之外的课堂上，他像个小学生一样端坐在第一排。五月的微风从窗外经过，绿影婆娑中他听见了朱家门村后山响起的当当声，看见妻子喘着粗气爬上山坡，笑意盈盈地给兄弟们端上一碗碗亲手做的热饭菜、一杯杯自家酿的葡萄酒。汗水像雨水一样在她通红的脸上流淌，湿透的头发像湿帽子服服帖帖扣在头上，十几根被她拔掉又新长的白发像刺一样迎风而立……

他听见老教授在说，看人和看纸是一样的，不能光用眼睛，还要用时间和心。

（节选自《纸上》，原载《人民文学》2017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