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尚

傅雷

    ①印象派的绘画，大家都知道是近代艺术史上一朵最华美的花。毕莎诃、莫奈等仿佛是一群天真的儿童，睁着好奇的慧眼，对于自然界的神奇幻变感到无限的惊讶，于是靠了光与色的灌溉滋养，培植成这个繁荣富丽的艺术之园。然而更使我们诧异的，却是在这群园丁中，忽然有个中途倚铲怅惘的人，满怀着不安的情绪，对着园中鲜艳的群花，渐渐地怀疑起来。经过了长久的徘徊和踌躇之后，决然和毕莎诃们分离了。独自在园外的荒芜的土中，播着一颗由坚强沉着的人格和赤诚沸热的心血所结晶的种子，为现代艺术的奇花异草拓殖了一个簇新的领土。这个奇特的思想家，这个倔强的画人，便是伟大的塞尚。

    ②塞尚的一生，是全部在艰苦的奋斗中牺牲的：他不特要和他所不满的现实战（即要补救印象派的弱点），而且还要和他自己的视觉、手腕及色感方面的种种困难战。固然，他有他独特的环境，使他能纯为艺术而艺术地制作，然而他不屈不挠的精神，超然物外的人格，实在是举世不多见的。

    ③人们曾向当时的前辈大师马奈征求对于塞尚的画的意见，马奈回答说：“你们能欢喜龌龊的画么？”这里，我们又可看出塞尚的艺术，在成形的阶段中，已不为人所了解了。马奈在十九世纪后叶被视为绘画上的革命者，他尚且不能识得塞尚的摸索新路的苦心，一般社会，自更无从谈起了。

    ④他从特拉克洛洼及他的始祖凡威尼斯诸大家那里悟到了色的错综变化，从哥尔佩那里找到自己性格中固有的沉着，再加以纵横的笔触，想从印象派的单以“变幻”为本的自然中搜求一种更为固定、更为深入、更为沉着、更为永久的生命。这是塞尚洞烛印象派的弱点，而为专主“力量”“沉着”的现代艺术之先声。他站在他自己的时代思潮上为二十世纪的新艺术行奠基礼，这是他尊重传统而不为传统所惑，知道创造而不是以架空楼阁冒充创造的伟大的地方。

    ⑤大凡一件艺术品之成功，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即要你的人格和自然合一。因为艺术品不特要表现外形的真与美，且要表现内心的真与美；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方法，我们决不可认错了。要达到这目的，必要你的全人格，透入宇宙之核心，悟到自然的奥秘；再把你的纯真的视觉，抓住自然之外形，这样的结果，才是内在的真与外在的真的最高表现。缺乏内心，故无沉着之精神，故无永久之生命。塞尚看透这一点，所以用“主观地忠实自然”的眼光，把自己的强毅浑厚的人格全部灌注在画面上。塞尚平生绝口否认把自己的意念放在画布上，但他的作品，明明告诉我们不是纯客观的照相，可知人类的生命——人格——是不由你自主地、不知不觉地、无意识地、透入艺术品之心底。因为人类心灵的产物，如果灭掉了人类的心灵，还有什么呢？

    ⑥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时代的先驱者，他有敏慧的目光，使他一直遥瞩着未来，有锐利的感觉，使他对于现实时时感到不满，有坚强的勇气，使他能负荆冠，能上十字架，只要是能满足他艺术的创造欲。至于世态炎凉，那于他更有什么相干呢？要了解塞尚之伟大，先要知道他是时代的人物，所谓时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当代的人物＋未来的人物。

（有删改）

《钱学森传》序

【美】张纯如

    1914年，钱家举家从杭州搬迁至北京。耳濡目染京城恢宏雄伟的宫殿高墙，绚烂夺目的奇珍异宝，不可避免地在他心中打下以北京为傲的烙印，这种骄傲与他的自信合二为一，成为影响他终生人格的一部分。

    钱学森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在同班同学的记忆中，钱学森是个极为聪颖的小男孩，叠的纸飞机比谁飞得都快都高。“他叠得非常精细，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这样，当纸飞机掷出时，就可以很稳定地飞很远，”多年以后，钱学森的朋友张维这样回忆道，“尽管年纪还小，但他做事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

    1929年秋天，钱学森直奔上海交通大学。“当时，钱学森以身为班级上成绩最好的学生而闻名。”一位校友回忆道，“我们都知道他的成绩，他总是第一。”他很少说话，也很少和别人一起做功课。看上去，他所要的只是独处和沉默——一个可以安安静静思考与做自己的事的环境。

    1935年，钱学森远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就读。他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着自幼一贯的优异出众，但是，麻省理工学院所重视的除了考试和开创新理论，还有动手实践的能力。而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就全然无助了。很明显，实验室操作令钱学森心生畏惧，而在车间工作则令他疲惫万分。与麻省理工学院一样拥有类似项目的学校只有加州理工学院，非常重要的是，在加州理工学院主持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冯·卡门以秉承德国式的理论思辨传统而著称。这里强调的是纸和笔，而不是动手实践的经验。1934年，钱学森转投航空学领域的学术巨擘冯·卡门门下，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这里，也成为钱学森通往一个辉煌灿烂的职业生涯的起点。第一学年，他收集了可能找到的全世界所有与航空学有关的研究资料，系统性地加以阅读。他每天花在读文献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小时。

    冯·卡门曾在自传中写到：“钱学森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之时，正是冯·卡门和其他一些学者携手开创理论天体物理学新纪元的关键时刻，天时地利令钱学森得以参与到这个创造过程中。

    1944年，已经博士毕业的钱学森为空军和海军军官讲授特殊课程。钱学森会用细小而工工整整的板书将整块黑板逐渐填满，“没有擦写涂改，也不会更改哪怕是一个符号。”韦伯斯特·罗伯茨回忆道，“他总能正好在一堂课结束前给出正确的答案。”

    在课堂上，钱学森的评语切中要害但又非常冷酷。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发问道：“我不明白第二块黑板上的第三个等式。”钱学森根本就不予回答。另一位学生问道：“喂，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只是说道：“那是个事实陈述，不是一个问题。”另一次，一名学生问道，钱学森刚刚提出的方法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刻薄地答道：“只有傻子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

    “学生们都害怕他的严厉古板，他看上去就像个中国皇帝。”汉斯·利普回忆道。

    然而，钱学森却对那些他认为智力上有潜质的人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钱学森不耐烦的根源来自那些他认为不合格的学生。“在钱学森眼中，愚蠢就是最大的犯罪。”钱学森的朋友安德鲁指出。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到中国，中国的空间研究开始高速发展。只要看一眼中国20世纪50年代之后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速度和提升幅度，就会明白钱学森的领军地位到底有多么重要。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庄逢甘说：“钱学森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的火箭事业。”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将中国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颁与钱学森。

（选自张纯如《蚕丝——钱学森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纯如导师库里顿的一个朋友苏珊是一家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她在1990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钱学森的故事后，觉得他的生平颇有可写之处。纯如说，因为她的中国背景和科学写作能力，库里顿把她推荐给苏珊。在北京时，纯如有机会采访了钱学森的秘书以及一些政府高官和军方人士，开始他们以为纯如会按照他们的想法撰写这本传记，然而，纯如清楚地向他们表示，她必须收集到所有的资料，整理出来，然后从实描述。（张盈盈《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

②关于钱学森留美那20年中发生的事，资料并不匮乏：在美国政府和大学的档案、公开出版物和学术杂志中，可以找到大量文献记录。美国国家档案馆也能找到大量有关他的文件。钱学森在美国的同事和学生都很愿意提供关于他的口头历史记录。钱学森回国后，也有大量关于他的新闻报道。（张纯如《钱学森传·序》）

张岱年：士林楷模

    ①在《张岱年自传》前，他亲笔题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言有物而心有恒。”这完全可以作为张岱年一生的写照了。以下一些小事可以使我们对张岱年有更深刻的了解。

    ②1982年，张岱年与他的一个学生、清华大学的刘鄂培教授有过一次谈心。刘教授回顾往事时，说到自己在前半生的历次运动和改造中饱受磨锉，如今已经像河床中的鹅卵石一样，没有了棱角。而且还感叹道，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是很难的。为了能够不随波逐流又不丧失良心，刘教授说希望自己今后能够像铜钱一样，内方外圆。张岱年听了这番话，沉默良久，提起笔来写下了“直道而行”四个字。刘鄂培教授看过这四个字，深感惭愧，他说：“岱年师与我有相同的坎坷遭遇，他的胸襟如此广阔，精神境界如此高尚。这四个字体现出他的刚正性格，亦即岱年师人格魅力之所在。”

    ③张岱年为人谦虚谨慎。即使是对于《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得到学界公认的名著，他也总是会自觉地指出其中的不足，几次修订，每次书写序言，都会明确地指出书中的缺陷。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这种谦虚决不是刻意的造作，而是完全发自其内心的。

    ④张岱年生活非常简朴，在衣食住行上从不讲究。他几次迁居，住房都很狭窄，而且房中几乎都堆满了书籍。每次有客人去拜访，走进他的书斋，几乎找不到地方可以坐下。以至于大陆以外的学者像台湾的陈鼓应等拜访张岱年时，对如此大师竟居于这样的陋室，深为惊讶，后来甚至直接上书邓小平要求为张岱年解决住房问题。可据说张岱年对此从不抱怨，好像挺满足，也很习惯的样子。

    ⑤张岱年的穿着也是极为朴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位大学问家，好像只是一位平凡的老者，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他的一个学生曾忆道：“有一次我到他家去看望他，在路上碰到了张先生，张先生正好从小商店里买好了馒头之类的食品拎在手里走回家，张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使我不由得肃然起敬，一位誉满海内外的大学者做着普通老百姓最平凡的事情，我想张先生这样恐怕在国内外学术界是少见的。”

    ⑥张岱年对于中国哲学史料的熟悉，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赞不绝口。他的一个弟子曾回忆：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十分熟谙，每提及历史上一个著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材料，都能够做到背诵，从先秦到近代，先生如数家珍，使听课者感到先生对祖国优秀的哲学文化遗产充满了感情！每当张先生开始背诵时，教室里便鸦雀无声；背诵完毕，教室里便发出一片轻轻的唏嘘声”。

    ⑦张岱年为人诚恳，对后学的培养和鼓励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张岱年作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向他求教、请他审阅文章或者求他为自己的著作作序的人不计其数。他对此从不会拒绝，对于求教的稿子总是会认真修改，这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以至于影响了正常工作，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可见对于后学一片爱护、提携之心。张岱年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时候，吸引了很多学者和学生来听课。中国人民大学有位教师叫姜法曾，很认真地听张岱年的课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后来姜法曾把听课笔记做了细致的整理，张岱年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便是以这个笔记为基础完成的。不幸的是，这位姜老师因为劳累过度，英年早逝，后来张岱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稿酬送给了姜老师的遗属，其余部分则购书送给每一个听这门课的学生，他自己则分文不取。

    ⑧季羡林与张岱年在清华时是校友，工作后又在北大是同事。两人友谊深厚，相互了解也深。季羡林曾在为刘鄂培的《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作的“序”中说，自己“对于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并称赞张岱年“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决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这样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为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

（摘编自任士英主编《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相关链接】①张岱年，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文化理论家。为中国现代哲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哲学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国学网）②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影响及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选自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成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又称韩山师范，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泰国求亲，越南靠友，后又辗转老挝、柬埔寨。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台湾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寄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相关链接：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