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稷下学宫整体上是齐国官学，但前往讲学的学者大都办有私学，带其弟子同入稷下学宫。众人推举学界名流来担任学宫的祭酒，国君不直接干预教学与学术研究。学宫中容纳“百家之学”，成为百家争鸣的文化沙龙。荀子在学宫三为祭酒，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他扬弃以往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吸收春秋以来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天道观，构建其天人关系学说。

——张秉楠《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材料二：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节录）》

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严复《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怀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希望在西方找到一种能化解中国苦难的灵丹。他们曾一度认为自己找到了灵丹。但是一战的爆发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的乐园，巴黎和会浇了他们一盘凉水。战后，社会主义成为时髦思想，知识分子先后试验了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最终都宣告破产。1920年11月，陈独秀说：“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近代空想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

——倪培强《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

材料：美国史学家戴福士认为,从明末至今,中国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外来压力,特别是现代化西方的压力、欧洲的文化冲击波———从17世纪的基督教到19世纪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谓连绵不绝。中国分别从西方、西方化了的日本和美、苏引进了不同的思想模式以改造自身的文化。但是戴福士仍然认为,中国的历史处于自身与西方都无法轻易改变的胶着状态,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与其说是一种“大过渡”,毋宁说是一种以文化的延续和变化的继承模式进行的“大强化”。

——摘编自张晨怡《中国近代文化十二讲》

阅读材料,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进行论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符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