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最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地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在不隐晦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运用曲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惩劝，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

    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地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在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他加以详细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春秋笔法由写史“义例”变为文章楷模，成为一种写作与表达的常用范式。那就是追求语言的简洁和意蕴的丰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通过材料的选择、详略与显隐的不同，以及用词和语气的微妙差别，委婉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是非和爱憎。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笔法只是委婉行文，并不是说谎，最多只是影射和隐瞒，而影射是靠词语的选择来表达的。隐瞒，仅是对比较小的事情所作的隐瞒，大事从简或者曲笔。春秋笔法一般都是遵从事实下的隐晦，婉转的陈述和评论以及有目的的选择；曲笔是曲折抒笔，这里的“曲”是曲折，并不是歪曲。能够在事实下有重点地描述人物和褒贬事件，以教化人民，在笔墨中又流露出更多的事实，让人看清真相，这是曲笔的最高宗旨和理想。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不必对新版《红楼梦》太较真

苑广阔

    6月27日晚，顶着世界杯的压力，顶着英德大战的叫喊声，新版《红楼梦》终于和四川观众见面。与新版《三国》对名著进行肆意颠覆不同，新版《红楼梦》严格按照原著拍摄。前三集播出后，观众对新版《红楼梦》的争议不断，观众的争论还是集中在演员造型、文言文台词等方面。

    小说《红楼梦》是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旧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又是古装影视剧中的经典之作，所以后人再翻拍这样的文学经典和影视经典，换了谁来拍、谁来演，都会引来争议。在先入为主的心理影响下，原著小说和旧版电视剧中的故事、人物等等，都已经在读者和观众心目中有了一个印象，形成了某种固定的认识，后来人无论拍得多好、演得多好，都会和观众原有的印象有冲突、有距离，所以引来争议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几年影视界翻拍成风，几乎所有的古典文学名著和影视经典作品都被翻拍了个遍，甚至出现过一部电视剧有三四个版本的事情。这些翻拍作品，往往都在公众中引起极大的争议，引起各方大打口水仗。以笔者的看法，其实对于这些影视剧作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认真，更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动辄以糟蹋经典、制造精神垃圾来批判它们。

    说白了，它们不过就是一种精神产品，既然是产品，就有质量优劣之分。我们观众作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如果觉得这个产品合自己的口味，那就多看两集，或者是从头看到尾也无妨；如果觉得它不合自己的口味，甚至觉得这就是一假冒伪劣产品，那就不看它，反正遥控器在你自己手里，买电影票的钱也在你自己手里，一切都由你自己做主。而且，现在影视剧产品那么多，据说一年光电视剧就有上万集，这个不好看咱看其他好看的呗。

    同时，如果观众对于影视剧制作过于挑剔、过分苛责，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影视剧的创新和发展。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香港导演刘镇伟拍摄《大话西游》系列的时候，很多人也觉得这完全是胡闹，是在糟蹋经典，但是后来怎么样？这两部电影偏偏就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受到无数年轻观众的推崇与膜拜。

    所以，不管是对于已经播完的新《三国》还是对于刚刚开始播的新《红楼梦》，我们都不妨宽容以待，多些理解，给影视剧制作者们更大的发挥空间，以给我们提供更丰富多样的艺术作品。

(摘自《每日新报》，略有改动)

长凳

周海亮

    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我这样认为。

    逢夏季，逢大雨，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于是河水暴涨，黄浊，湍急，直冲而下，村人就跑出来，急匆匆的，却不是为了看景，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他们出来，是为了捞东西。

    总会有可捞的东西。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河水里飘来垃圾、南瓜、巨木，甚至家具，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就有村妇拿了粪叉，捞半天，捆紧，带回家，晒干，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方言里，这叫“捞浮”，几乎每一个村人，都干过这事。

    宝田与三麻同龄，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但从不叫，亲哥俩似的友谊。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三麻扑过去，手一滑，鲢鱼又蹦回到水里。三麻骂，成心逗老子呢你。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凳子！

    是长凳，放在堂屋，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凳子从上游飘下来，被雨后的阳光照着，闪着木质的暗黄。等凳子靠近，宝田便拿一根粪叉，看准了，猛地向岸边一划。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飘到叉子所不能及的地方。

    宝田急了，凳子，飘了！凳子，飘了！他向着凳子喊，很无助的样子，却并不看三麻。凳子飘出很远，颜色开始暗淡。宝田向回跑，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

    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三麻说，多好的凳子啊！

    三麻把凳子带回家，三个孩子争抢着坐。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三麻的女人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三麻说，好个屁，那是宝田的凳子。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

    宝田常来。他对三麻说，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三麻说，是。宝田说，我的叉子，没捅准。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的跛脚儿子，说，是。宝田就不再说话，有时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把嘴巴咂得夸张地响。

    有时三麻去找宝田。三麻对宝田女人说，要是我不去捞那个凳子，凳子就冲远了。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家里孩子，腿不好。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下次再捞浮，如果有凳子，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宝田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不会那么巧，她说，捞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宝田火了，丢了手中的筷子，大骂他的女人。女人就哭，数落着宝田的窝囊。

    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宝田来了，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说，多好的凳子啊！

    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天热得很，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了。

    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直接倒在了河里。河水再一次暴涨，更浑浊，更湍急，河面变得更宽。

    雨还没有停，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宝田说，等雨停了吧，会有凳子吗？三麻说，现在去，会有。

    还没到河边，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尽管影影绰绰，看不确切。三麻说，是凳子吗？宝田说，像。三麻就狂奔起来，奇快，宝田在后面喊，三麻！三麻没有回答，依然狂奔。他跳下了河。

    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水中举起的那条“凳子”，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

    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像发过的笋。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众人把她叫醒，她再看一眼，再昏过去；众人再把她叫醒，她就疯了。

    她把跛脚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她对宝田说，别再捞浮了，叫三麻回家吧。宝田嘿嘿地笑，像哭。她再说，三麻水性好，但水太凉，别让他下水。宝田再嘿嘿地笑，更像哭。她再说，三麻呢？宝田便不再笑了，抹一把泪说，对不住你，婶娘。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婶娘，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

    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

    后来我知道，三麻家中曾经失火，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

    小的时候，在雨后，我也常常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我们捞到了碎草、葫芦、树枝、油桶、南瓜、竹篓、八仙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贫穷。

“道不远人”：处处把目光投向现实世界

杨国荣

    ①所谓“日用即道”，亦即强调道就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②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道作为宇宙人生的终极原理和统一的真理，无法与人相分。《老子》已提出“域中有四大”之说，所谓“四大”则指道、天、地、人四项，其中既包括广义的“物”（天地），亦涉及人，而涵盖二者的最高原理则是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作为最高原理的“道”与人并非彼此相分，二者作为域中四大中的两项而呈现内在关联。

    ③在儒家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观念。儒家反复强调道非超然于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道并不是与人隔绝的存在，离开了人的为道过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对象，难以呈现其真切实在性。而所谓为道（追寻道），则具体展开于日常生活过程之中。

    ④强调“道”和“人”之间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重要涵义之一，是肯定道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唯有通过人自身的知和行、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才能呈现出来。正如深山中的花自开自落，并无美或不美的问题，只有在人的审美活动中，它的审美意义才得到呈现。作为社会理想和规范系统的“道”，其意义更是直接地通过人自身的知行活动而形成。上述意义上的道，都具有“不远人”的品格。从哲学的视域看，以上观念的重要之点，在于把人对世界的理解过程和意义的生成过程联系起来。

    ⑤道和人之间相互关联的另一重涵义，是“日用即道”。所谓“日用即道”，亦即强调道并不是离开人的日用常行而存在，它就体现并内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观点的重要之点在于没有把道视为一种彼岸世界的存在或超越的对象，而是把它引入到现实之中，使之与人的日用常行息息相关。在孔子那里，已可看到这类观念。孔子的学生曾向孔子请教有关鬼神的事情，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的学生又问有关死的事，孔子的回答依然是：“未知生，焉知死？”在孔子看来，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那种超越的对象，不是远离现实人生的存在，而就是人自身的现实存在和现实生活。总之，从“道不远人”的观念出发，儒家处处把目光引向现实的世界。

    ⑥道不远人，同时也规定了道和人的实践活动无法相分。在实践过程中，道的品格具体地表现为“中”。儒家一再谈到“中道”或“中庸之道”，孟子便主张“中道而立”，荀子也肯定：“道之所善，中则可从。”道作为实践的原理，其意义首先便体现在“中”之上。这种“中”并不仅仅是量的概念。从量的概念去理解，“中”往往表现为与两端等距离的那一点，然而，中国文化家们所说的“中”，更多体现为实践过程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一种原则。在天道的层面，道首先表现为多样的统一。从多样的统一这一视域看，“中”就在于使统一体中的各个方面彼此协调。千差万别的事物同处于一个系统，如何恰当地定位它们，使之各得其所，这就是“中”所涉及的重要方面。道同时体现于变化过程，表现为发展的原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中”则关乎不同演化阶段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以上意义上的“中”，其实质的内涵集中体现于“度”的观念。这种“度”的意识，同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的智慧。

    ⑦以“度”为内涵的实践智慧，体现于不同的方面。《中庸》曾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本体论上看，这一命题意味着对象世界中的诸种事物都各有存在根据，彼此共存于天下。从人的实践活动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则涉及不同的个体、团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处、交往问题，它以承认不同个体的差异、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为前提。个体的差异、不同社会领域的分化是一种历史演化过程中无法否认的事实，如何使分化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个体、存在形态以非冲突的方式共处于世界之中，便成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所指向的实质问题，在这里，所谓“并育而不相害”，便要求以“度”的中道原则，恰当地处理、协调社会共同体中方方面面的关系。这种协调方式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程序，它需要根据实践生活的具体形态来加以调节。这种调节作用就体现了一种“度”的智慧。

（节选自《中国文化中的“道”》，原载2011年6月12日《文汇报》）

    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

投考^①

沈虎雏

这里正在进行北京中等专科学校招生统考。我第一志愿投考竞争最激烈的重工业学校。生怕考不上，心里老在打鼓。同时我又满意自己的重要抉择。

我迷恋机器，热衷于亲手做个什么会动的东西。大约从六岁开的头。初中三年尽管看了许多闲书，我偏没读过《绿魇》，不然这会儿就能振振有词，用爸爸的预见去说服他自己。当年他这样描写过我们兄弟：

……今夜里却把那年轻朋友和他们共同做成的木车子，玩得非常专心，既不想听故事，也不愿上床睡觉。我不仅发现了孩子们的将来，也仿佛看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

十岁时，我曾把记忆中的“昌黎号”，用正投影规则，敬绘出主视图和俯视图，他又大加赞赏和鼓励。今天我当真要去搞机器，爸爸却不乐意了。但是他表现得柔和、讲理。

“弟弟，你还是多读几年书吧！妈妈同我都可以帮到你，把文章写好起。”

“我搞不了文！你跟老师都说我的作文有八股味。”

“有点儿也可以，多写写，懂得好坏，我就不叫你沈八股了。”

“我喜欢机器，这也挺好嘛！”

过两天他又找我谈：“弟弟，学机器也很好。家里有条件供你读大学，大学也可以搞机器。”

“我要现在就学，四年毕业，还赶得上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出两年力。”

“你还小呢，不必忙着找事情做。”

“都十五了！你十四岁当兵比我还小。”

唉！这个爸爸是怎么啦？干吗那么上心？我只是想跟这个家拉开点儿距离，越早越好！我选中了唯一实行供给制的学校，念书吃穿都由国家负担。我要去住校，去工作，成天生活在集体里，别人才会拿我当一个独立的人。可惜他不能明白！

统考以后，他还不放弃希望，总想劝我再去考一次高中：“弟弟，不读大学，我觉得很可惜，你又不是功课赶不上。我非常之羡慕能进大学的人。我当时实在不得已，程度太低，吃饭都成问题，没有机会呢。你没有这些障碍，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可惜了……”爸爸耐心做思想工作，一点儿也打不动我。

电车铃声清亮悦耳。

“爸，都到小经厂了，你坐车回去吧！”

他不肯，“再走走，同你再走走。”

只好继续推着自行车走下去。

他从来对谁都不远送，这会儿怎么啦？去我的新学校才六站距离，比男四中还近，再说周末就能回家……不过，我已记不起有多少年没一块散步了，走走也好。

从录取那天起，爸爸一直沉默寡言，我猜他还在为我惋惜，可从来不说半句泄气的话，连叹气都没叫我听见一声。

鼓楼檐角外小燕穿来穿去。它们多自在！

鼓楼斜对街铁匠铺里火星飞溅，大锤闷响和掌钳师傅榔头的脆声交替应答，新学校大概也要学打铁？我对那几个汗流浃背的师徒，产生一种亲切感。

“爸，都走出三站路了，星期六我一定回来，你快上电车吧！”

他不走，把我领进一家冷食店，要两瓶汽水。我嘬着蜡纸管，爸爸走向柜台，弄来一个小圆面包。

“吃过晚饭了，爸，不饿。”

“你吃得下，就一个。”

面包很小很新鲜，盘一圈螺旋形黄丝，他把喝了一点儿的汽水瓶推过来。

还不肯回去。进了弯弯曲曲的烟袋斜街。窄街上，车后行李有点儿碍事，我推车拐来让去。他在一家棉花店前驻足，观看门楼上那些雕饰。

“清朝留下的老铺子，以前很讲究呢。”

银锭桥把着斜街西南口，桥头有鲜枣卖，他把手绢摊开来。

“别买了，爸，同学要笑话。”

爸爸像没听见。“尝了，很甜，只有半斤。”

扎上手绢，我说没法拿。他不懂自行车装载学，果然想不出该把它挂在哪儿，又去解开疙瘩。

消化机！消化机……

儿时的我胃口好，食量大，爸爸老说我是家里的“消化机”。现在“消化机”早已懂得克制了。我忸怩着，被装满裤兜。他俯身捡拾滚落的几个。

“爸！我顺着这后海北河沿很快就到学校，听说那是摄政王府。你到家没准天都黑了。”

“我知道，那也是溥仪的家。骑车子小心点儿。”

我跨上车滑开，桥上剩下爸爸一人。

……

这孩子终于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了。沿岸一段缓坡，车子轻松地加快。背后大包……

被得车把有点儿飘，一定要稳住，别让桥上那人看见它晃来晃去。

太阳快要沉落微带金红，越展越宽的水面闪闪烁烁，对这孩子眨眼微笑。谁说北京的云霞赶不上云南？前边这片天空正张开最美的一幕。小燕比不上这孩子，它们只懂得爹妈教的飞法，体会不到挣脱羁绊的轻快欢畅。

银锭桥上据说是燕京八景还是十景的一个去处，闹不清朝哪方看才算真正内行。那个留在桥上的人，依然朝着一株株柳树间隔里，望那远去的孩子，孩子全身都能感觉到这件事。那个人想些什么？却不知道！孩子顾不上琢磨这些，心满意足朝一片红光的方向奔去。他将在一座漂亮的大花园里，“在新环境中”受到最好教育，获取那些令他心往神驰的本领。他将挥汗如雨，亲手塑造一些无机生命。这孩子会不断进步，逐渐提高。沿后海这条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在彼岸终于折到相反方向。这条路本没修好，有平坦硬实的地段，也有坑坑洼洼泥泞，绕它一圈，是条长长的路程。

有一天，孩子走过了这条长路，从另一个方向来到桥头，想听听银锭桥的传奇故事。桥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那个人早已离去。

（有删改）

［注］①文章节选自沈虎雏《团聚》，题目为编者所加。沈虎雏，沈从文之子。②《绿魇》：沈从文散文，作于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