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美美在微博上虚构“红十字商会总经理”这个身份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次“作恶”居然产生了如此持久而巨大的“蝴蝶效应”，不仅给中国红十字会带来了“灾难性”的信誉危机，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的善良和爱心。

    也许，喜欢虚构事实的郭美美们并不在少数，他们并不知道，“你要用真实的方式交流”是微传播时代最核心的价值主张，也是微传播最迷人和最激动人心的地方。虽然微博上也鼓励匿名微博和隐私保护，但是扎克伯格发明社交网络的初衷，就是“通过要求人们对其行为负责以及使用真实身份，从而建构起一个更安全、更值得信赖的互联网模”。微博所倡导的“透明度、信任、联系、分享”等核心价值观，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互联网的生态环境，它把人们从以google为代表的毫无感情色彩的“信联网”时代，带入了以Facebook、Twitter、Weibo为代表的极度透明和真实身份的“人联网”时代。在这个真实、透明的微世界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一切真善美都会得到张扬，一切假恶丑都将原形毕露，如果不诚实，就会受到惩罚，如果不透明，就会遭到“人肉”。

    如果说微博倡导的这种“极端透明度”可能会侵犯到个人隐私，令很多人“望微博而止步”的话，那么对于像中国红十字会这样的公益慈善机构和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却正是要大力倡导透明公开，因为慈善是没有隐私可言的。因此，在郭美美炫富事件中，中国红十字会的危机公关别无他途，唯一的良策就是 “提高透明度——好事要出门，坏事要讲清”。一方面以国际红十会为背书，向网民清楚解释筹集善款的具体运作模式，消除误解，增进了解；另一方面，对慈善运作的不规范行为进行主动认错、曝光，化解敌意，重树形象，并进一步提出公开透明的有效监督举措。总之，越早实施“透明慈善战略”，越有利于化解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

    中国传统慈善理念以“养济”为主，直接向各类弱势群体提供衣食救助。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粥厂、栖流所、留养局、全节堂等多是秉持这一思想。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开始关注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发现中国传统慈善思想在注重“养”的同时，忽略了“教”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教养并重”、“教养兼施”开始成为晚清以来我国慈善理念转型及实践的主要内容。

    “教养并重”理念的最初实践多是个人或慈善组织的自发行为，道光年间，裕谦在武昌设立恤孤局，对孤儿因材施教，聪颖者读书识字，平庸者教之纺花、织布、结网、打蕈鞋等手艺。

    清末，清政府也开始逐渐将实践“教养并重”理念上升为国家政策，教授贫民习艺的教养院、工艺局和习艺所也纷纷设立，先在京师五城设教养局以“拘收初犯轻罪之民、给以衣食，教以粗浅工艺”．光绪三十三年，民政部奏请“责成地方官绅以育婴堂附设蒙养学堂，养济院、栖流所、清节堂附设工艺厂”．此后，各地教养局也纷纷建立，譬如天津东门内贡院旧址就设有教养局，设织布、染色、地毯三科，聘用三名日本技师教授简单文字、算术和技艺。

    与此同时，在“民生日蹙，失业日多”的背景下，针对社会普遍的流民问题，“教养并重”理念的实践往往与振兴工艺相结合，并力图使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此外，晚清江南地区还设有洗心局、迁善局等，在教以工艺的同时，对流民的思想教育也有所关注，北京工艺局亦然，他们考虑到游民“闲荡日多，骤难就范”，收养之初，先送入迁善所进行思想教育，再教授工艺．这些习艺所、工艺局均以流民、轻度罪犯为教养对象，部分监狱也开始附设习艺所，敦助对象远远超出传统的老弱病残废疾者，在当时强调工艺的背景下，这些机构的教养内容也开始发生变化，将传统手工艺与近代．机器工艺和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光绪三十一年，广仁堂扩充设立女工厂和女学堂，除规定时间教以习字外，大部分时间教授女工西式花辫、机器缝纫、刺绣、草帽辫、毛巾、织布、鳊绒等七科手艺。在倡导“教养并重”理念和相关政策激励下，原有的慈善组织也开始增加了工艺或近代教育的比重．光绪三十年，天津广仁堂筹办了女工厂和女学堂，天津育耍堂创办了女工厂，组织女童半日学习，半日劳动．保定府全节堂附设私塾改为两等小学，并设立直隶女学分校；第二年保定育要堂附设直隶女学堂，堂内所有成耍尽数入学。

进入民国以后，“教养并重”的实践继续发展.1917年京直大水灾救济中，除办理传统的赈济、平粜、粥厂外，还特别强调设立因利局、籽种贷款所、贷纱所等，通过向灾民提供小额贷款的形式，将灾民救济与灾后经济恢复相结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对原有传统慈善组织进行改组和整顿，设立官办救济院，下设养老、孤儿、残废、育婴、施医，贷款六所，贷款所就是“寓教于养”理念的主要体现，该机构向贫民借贷小额资金，不再以教授工艺为主，与清未已有很大的不同。

（摘鳊自郝红暖《慈善理念的近代转型》）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铺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料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谐”就是“说笑话”，它是喜剧的雏形，王国维认为中国戏剧导源于巫与优，优即以谐为职业。在古代社会中，优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官职。《左传》《国语》《史记》诸书都常提到优，优往往同时是诗人。汉初许多文人都以优起家，东方朔、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著例。

    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有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性。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谐最富于社会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为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喜欢谐，极文雅的人也喜欢谐，虽然他们所喜欢的谐不尽相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每个人俨然不可侵犯，彼此之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阂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傲中忘形尔我。

    尽善尽美的人物不能成为谐的对象，穷凶极恶的人物也不能成为谐的对象。引起谐趣的大半介乎二者之间，多少有些缺陷而这种缺陷又不致引起深恶痛绝，最常见的是容貌的丑拙。民俗歌谣中嘲笑麻子、瞎子、聋子、驼子等的最多，嘲笑容貌丑陋的风气自古就很盛行了。品格方面的亏缺也常为笑柄，如一首民歌：“门前歇仔高头马，弗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挂仔白席巾，嫡亲娘舅当仔陌头人。”寥寥数语，把中国民族性大缺点——刻薄势利写得十分脱皮露骨。除这两种之外，人事的乖讹也是谐的对象，例如：“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后汉书•刘玄传》）事情出乎常理之外，可恨亦复可笑。

    谐都有讥刺的意味，不过讥刺不一定就是谐。例如《诗经•伐檀》中对奴隶主的讥刺：“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这也是讥刺人事的乖讹，不过作者心存怨望，直率吐出，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味，就不能算是谐。

    从几方面看，谐都具有两面性。首先，就谐笑者对于所嘲弄对象的感情来说，谐是恶意的而又不尽是恶意的。如果尽是恶意，则是直率的讥刺或咒骂。一个人既拿另一个人开玩笑，对于他就是爱恶参半。恶者恶其丑拙鄙陋，爱者爱其还可以打趣助兴。因为有这一点爱的成分，谐含有几分警告规劝的意味，可以说，凡是谐都是“谑而不虐”。其次，就谐趣情感本身来说，谐是美感的而也不尽是美感的。它是美感的，因为丑拙鄙陋乖讹在成为谐的对象时，就是一种情趣饱和的意象；它不尽是美感的，因为谐的动机都是道德的或实用的，都是从道德的或实用的观点看出人事物态的不圆满，因而表示惊奇和告诫。第三，就谐笑者自己说，他所感到的是快感而也不尽是快感。它是快感，因为丑拙鄙陋能带来一时乐趣。不过可笑的事物究竟是丑拙鄙陋乖讹，是人生中一种缺陷，多少不免引起惋惜的情绪，所以同时伴有不快的感觉。

（选自朱光潜《诗与谐隐》）

宇宙在细胞里交响

张长

    ①有那么一本书，谈细胞、谈生命、谈语言、谈信息、谈计算机、谈音乐、谈科学规划、谈生和死，从蝼蚁到鲸鱼星座、从小细胞到大宇宙，有形象的描述，有哲学的探讨，庞杂新奇，博大精深……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数百万字的鸿篇巨著，是什么深奥的科学论文。不，了不起处在于：全书只有十一万字。它就是美国著名医学家、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

    ②宇宙中的白矮星有一种惊人的密度，以致火柴盒那么大一块落到地球上，也会像铁块掉进水池里，可以迅速把地球洞穿——《细胞生命的礼赞》就具有这种信息上的高密度。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议论、推理、抒情甚至插科打诨，都没有一句口水话，压缩的信息量之大，有点类似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章节便足可改写成一个中短篇。但那毕竟是小说，就涉及的知识领域而言，无法与《细胞生命的礼赞》相比，字数也远比它多的多。

    ③这本由二十九篇既像科学论文又像散文随笔组成的小册子，似乎有点杂乱无章。细加品味，才发现它颇像一部气势恢弘的交响乐。这些表面独立的文字音符互为交响，不时出现华彩的乐段。正如作者在书中大力推崇的巴赫的音乐般迷人。

    ④先说一个细胞。在地球冷却之后的亿万年前，它被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化学结构上的无机变有机）。“于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原来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刘易斯·托马斯还告诉我们，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证明了来自远古的同种相传。而一个小小的细胞就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它的叶绿体通过氧化方式给细胞提供能量。每一种细胞（包括草的细胞）的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都有自己的基因组、编码和遗传信息。于是亿万个细胞构成的生命各自活着，工作着。“它们实际是和我一道每天早晨散布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的感觉，倾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这些对细胞生命的描述就像小提琴在G弦上的咏叹调。

    ⑤当看到“动物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本能，独个儿去死，在背人处死”，“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一只死松鼠”，“疾病是生命存在的正常形式……人要消灭疾病、消除死亡，是徒劳的、也是反自然的”这样的句子和段落，仿佛是一曲苍凉的双簧管，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看透了生命的老人，教你平静、愉快地接受这种自然规律。因为“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也许是一种安慰……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以这样一种幽默而轻松的口气谈论死亡，是多么乐观豁达。

    ⑥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相信人是万物的主宰，相信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有高于一切存在物的品质和权利。而在《伊克人》一章中，作者介绍了一种令人憎恶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赶出家门去抢劫……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只有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这样的人会是全知全能的万物之灵吗？这些人性的恶，仿佛是一部乐曲里反复出现的反面主题，批判着、讽刺着人类的愚昧、贪婪与傲慢。接着响起的是振聋发聩的大鼓声：“宏观地看，人又是社会、城市这些具有大生物的细胞，是无名的组成部分。因而人的自尊自大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必要的。人与其他生物的同一性比其特殊性更为重要。”对于地球的其他生命，他主张让它们自然地发展：“站远一点，别碰它们。”

    ⑦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刘易斯·托马斯主张人类无需“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进步”。恰恰相反，本书讲述“细胞——生物——人——社会——地球——宇宙”的链条，并阐述了一个了不起的理论：这是一个互为依存的、有生命的活的系统，各个生物圈有其内在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是不能打乱更不能破坏的。

    ⑧刘易斯•托马斯还认为社会城市也是个有机物，地球是生物、是发育中的胚胎甚至是一个单细胞。这真是奇思妙想，又似乎是文字游戏。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我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如出一辙。

    ⑨总之，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从字里行间，读者随时都能感觉到对生命的颂赞和热爱。常常不珍惜自己的时间和生命的人，读了这本书会明白地球上第一个单细胞的诞生是极其偶然的。“从统计学上讲，我们中的任何人来到我们现在呆着的地方的几率都是极小的……”但从遗传学上看，各种可能性却又多得惊人，而能取代我们现在位置的人更是多的数不胜数。“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没运气。”读着这些文字你怎能不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呢？

    ⑩评价《细胞生命的礼赞》，似乎只有用音乐——而且是巴赫的音乐——才能找到感觉。巴赫的作品是最单调又是最复杂的。这颇像作者那似乎单调的专业中透出的广泛兴趣、渊博学识和博大胸怀。音乐为所有生命形式所共有，包括地外生命。由是，我才想到这是宇宙生命在细胞里的一种交响，是微观中的宏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