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帝王排场虚荣政治学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其实，陈涉这点儿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杨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坐上羊拉的车，走到哪里，随幸哪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儿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那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簿、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锃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皇帝的排场大，中国有钱。

    讲究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家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外人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儿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节选自《张鸣说历史·朝堂上的戏法》）

    公共危机主要是指对社会公众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事件。人类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公共危机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对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以控制为导向型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作为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一种重要手段，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直面我国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现实，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模式变革。

    公共危机管理也被称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按照传统观念，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安全相对应，而与国家安全鲜有关联。这是因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分别主要指称国家的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二者没有交集。如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国家安全理念将内外部安全整合在一起。今天的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双重使命：一是有效预防、应对公共危机，最大限度地限制、控制其影响，确保公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二是防止公共危机传导、放大、演化为国家安全危机。

    不确定性是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难以根据既往的经验或对未来精准的预测来全面把握公共危机的缘起、演进，它们往往会超越人的常规思维。公共危机越发不受地理边界或职能边界的限制，具有较强的传播与扩散能力。在全球化时代，关键基础设施在世界范围高度互联，其崩溃将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引发公共危机的全球跨境传播。2011年泰国发生洪突，淹没了众多生产金业，由于泰国生产全球28%的硬盘驱动器，洪灾发生后，世界各地的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生产受到影响。进入21世纪后，以控制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危机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受到空前的挑战与质疑。工业社会对一切事物进行严格、精确的控制，以产生所追求的秩序，公共危机管理者可以按照控制的逻辑，构建应急组织并采取按部就班的响应行动。但是，以控制为导向的危机管理模式适合应对复杂程度低、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不适合应对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的突发事件。而且，控制需要拥有清晰职责边界的响应组织。后工业社会公共危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强大的跨界性使清晰的职责边界，变得形同虚设、破绽百出。

    在后工业社会这样一个网络化社会，公共危机的影响沿着社会网络中的关系链条扩散、菱延，形成一个异常纠结的局面。从某种意又上讲，公共危机也形成一个复杂的影响网络，应对网络化危机需要采取网络化模式。公共危机的应对不仅是每个社会单无的职责，还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职责。各个相关主体之间要形成密切协同关系，特别是要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广泛、深入的合作，对公共危机开展有效的共同治理：最后共同享有公共危机治理的收益与成果。

艺术的“源”与“流”之辩

徐望

    关于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就是艺术的“源”与“流”的问题，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上有着广泛的讨论，可谓“前人之述备矣”。

    在中国艺术理论史上，对于这一话题的探讨，在清朝这个中国古典美学的总结阶段达到了顶点，诸如叶燮论“正、变、盛、衰”；石涛论法则与自由，借古以开今；刘熙载论“用古与变古”等。在西方艺术发展史上，从古希腊艺术直到今天的后现代艺术，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风格变迁史和理念变革史。无疑，艺术传承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艺术必须在传承中发展，艺术也只能在发展中传承。

    艺术传承的核心是传扬艺术之道。艺术传承当然不是对于古代经典的复制，也不是对于某种既有艺术模式的套用，关键是要传扬传统艺术精神和哲学层面的东西，即对于形而上的“道”的传扬。

    这其中，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传扬传统美学思想，如中国古典美学的“虚实相生”“得意忘象”“传神写照，迁想妙得”“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艺术哲思，以及“涤除玄鉴”“虚静玄远”“澄怀味象”“林泉之心”的审美心胸。二是传扬传统艺术气韵，即中国艺术特有的“气韵生动”之感，如天真，自然、简淡、飘逸之韵味，展现中国艺术形象独有的风姿神韵。三是传扬传统艺术意境，也就是基于对传统美学的学习和对古典气韵的把握，传达一种超越艺术本体形象的“言外之意、象外之境”，彰显中国艺术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

    艺术传承的手段是传习艺术技艺。艺术传承自然离不开对于技艺、技巧、技法的传习。美术为例，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的画论、书论，如南齐谢赫的“六法论”、唐代荆浩的“六要论”、唐代孙过庭的《书谱》、宋代郭熙的“三远说”等，为当代艺术家学习传统书画技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而在工艺美术领域，则更加强调手艺的传习，如紫砂技艺、刺绣技艺、剪纸技艺、漆艺、木艺等。今天中国所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活态传承”，就是对于古老艺术技艺的沿袭传承。

    艺术创新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和生命力之源泉。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其区别于一般技术和工业生产的根本之处在于：艺术产品是灌注了主体创意思想的精神产品，虽然大部分要有物质形式和载体。即使是文化产业中批量生产的艺术设计产品，也正是由于具有匠心和创意而具有艺术属性。

    对于今天的艺术家而言，应该积极从文化艺术传统中汲取养料，使其转化为艺术创新的素材，而这种汲取传统养分的开拓创新，事实上也起到了传承传统的作用，赋予了传统新的生命力，使得艺术之流源源不断。

    艺术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新不但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文化传统得以传承的时代精神依托，往往古老的艺术元素、文化符号借助新型的表现形式，就能焕发新的生机，比如故宫推出的胶带、口红，咖啡、火锅等“爆款”文创设计、文创餐饮，就是用创意激活古老文化，发掘了传统文化的无尽价值，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利用艺术手段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例子。

（有删改）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深沉的民族基因，这种自信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自信一直伴随着这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华夏民族，逐渐外化为中华儿女的奕奕面貌，内化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

孔子的“华夏文化自信”是源头。众所周知，孔子提倡仁政，他主张以“仁”治理国家，又主张以“孝悌”滋养政治，并且把自己视为周文王事业的继承人，赋予自己文化传承的使命。此外，孔子的一生都在追求“大同”，主张“君子和而不同”。认可“和而不同”的人，前提条件是认可自身文化根基。这是一种大无畏的胆识，源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这种文化自信让华夏文化根基变得更加坚实而有生命力。除了孔子以外，孟子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坚守‘大丈夫’理想人格，其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捍卫，也是对孔子的文化自信的延续。

文化认同对于构建文化自信来说是首要的。今年来，公众越来越有“文化自信”的概念。例如，香港事件虽闹得沸沸扬扬，国内年轻人却并没有像别有用心的国家期盼的那样“乱成一锅粥”，而是更加热爱“中国红”，这一点可以从海外留学生自发走上街头、高唱国歌看出来。可见，增强文化认同是构建文化自信最基本的途径。增强文化认同需要国家、社会、学校“三位一体”同向发力。如《学习强国》的推出，让公众在掌间感受到“中国故事”的丰富性和可读性，这就是国家为树立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所作的努力；有一些学校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学生着华服、行华礼，足见学校对提升学生文化认同的用心良苦。

光有认同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以实力支撑文化自信。现如今，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际较量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说，文化实力强，代表综合国力强。反过来，只有综合国力强，文化实力才会强。从港珠澳大桥创下世界之最，“天河”完成超算记录，“北斗”完成超算组网，5G赋能百业千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无疑是鼓舞人心的，只有打好了经济和科技的“组合拳”，文化自强才能按下“快进键”。其次，要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文化自强才有更多提升空间。李子柒的走红不是意外，她亲自种豆，制作酱油；种葡萄，酿制美酒……不仅如此，她还带火一批产品，例如螺蛳粉、藕粉……外网对李子柒高度的评价也着实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如今，“李子柒”已成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闪亮名片，李子柒的文化产业链的延伸印证了文化自强的突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不仅能赋能科技和经济，也能引领文化发展，从而提升本民族文化自信。近年来，“网红经济”“直播带货”风靡网络，国家更是出台正式文件，认证了“网络主播销售员”这一职业。新思维、新方式、新职业……这都是文化创新带来的红利。推动文化创新，既需要政府支持，也需要人民奋斗。《哪吒之魔童降世》无疑是年轻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解读，引起全社会广泛好评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文化自信。这是人民为传承、创新中华文化所作的努力。

总而言之，提升文化自信，是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是一份大家都应承担的事业。中国的年轻人应当满怀信心，既热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自信的基因，又能开拓创新，助长文化自信的高度。

（摘自《美育与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