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僖：无私奉献的科学家楷模

    徐僖，高分子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我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初，徐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塑料厂──重庆塑料厂和中国高校第一个塑料专业，所以被誉为“中国塑料之父”。

徐僖教授不仅严谨对待科学，为科学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更是对处在困境中的学子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酬劳和奖金资助贫困学子。徐僖教授无疑是一位无私奉献的科学家楷模。

    在师从候教授研究染料过程中，他产生了从川黔地区丰富的土特产五棓子中获得的3、4、5-三羟基苯甲酸制备五棓子塑料的想法。1947年5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公费留学生，赴美国李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深造。学业告成后，他满怀对祖国的深情，经历种种艰难险阻回到了祖国。

    1950年他在重庆大学化工系主持筹建了棓酸塑料研究小组，采用自己设计的设备和工艺流程，进行五棓子塑料研究，同时培养生产技术骨干。1953年5月1同重庆棓酸塑料厂正式投产，这是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完全采用国产设备和原料，在西南建立的第一个塑料厂。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徐僖先生用坚忍不拔的意志，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为创建我国塑料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春，高教部授命徐僖先生在四川化工学院(1955年并入成都工学院，后成为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筹建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塑料工学专业。1961年出版了我国高等工科院校第一本高分子教科书《高分子化学原理》，60年代初，他和同志们一起创办高分子材料系，1964年创建了国内第一个高分子研究所。在徐僖教授的带领下，经过半世纪的艰苦努力，四川大学建成了我国高分子材料领域第一个拥有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四位一体的科研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最近该基地又被纳入了国家985工程。半世纪以来，这个基地为国家培养了上万名高分子材料专业人才，为我国高分子材料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僖教授在国际交往中，十分重视维护祖国的尊严。他是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简称PPS)的国际代表。 PPS是由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在该领域的学术权威联合发起成立的全球学会。当时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高分子水平不高，年会没有必要在中国召开；还有人指责中国穷，想靠办会赚钱。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感使徐僖教授毅然走上讲台，列举大量事实向代表们介绍了中国高分子科学迅速发展的状况；针对代表们提出的经费疑问做了详尽、合理的解答，消除了部分代表的误会。最后执委会通过决定，该会议仍按原计划在中国上海召开。

    徐僖教授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求真求实、无私奉献。他一贯清廉自律，十分痛恨以权谋私。他身兼许多职务，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地为国家、为社会工作，但从不收取兼职工资。大量的兼职报酬都被他如数退还，有些不便退掉的就积存在他工作单位里，作为资助学生或捐献社会之用。

    徐僖教授在年逾八旬之时，依然辛勤地工作在科研教学工作第一线。他殷切地关注着高分子材料科学事业和他所创建的高分子材料学科基地的发展。他依然全日工作，依然坚持求真、求实的严谨学风，工作强调高质量、高效率。很难想象，这么多年来他竟然是以一只眼、半边肺这样忘我地工作，夜以继日地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默默奉献。他的格言是“人生的乐趣在于无私奉献”，他最大的心愿是“中国人能在世界上普遍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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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僖教授1921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他自幼勤奋好学，从小同情贫穷苦难的人们。青少年时代，徐僖颠沛流离、辗转东西，祖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景给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激发了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南开中学“允公允能”和浙江大学“求是”的校训教育他无私无我，实事求是，为祖国鞠躬尽瘁。他立志献身科学事业，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使祖国富强。

②在同事眼中，“工作是徐老最大的爱好”。繁重的工作使徐僖积劳成疾，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三分之二的肺被切除，但却一心扑在工作上，把工作视为生命。1980年5月，徐僖咯血不止，住院治疗，切除了左下肺。两个月后，他不顾医生劝阻，提前重返工作岗位。徐僖的儿子告诉记者，父亲春节期间还在处理工作信件，就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准备到研究所去上班。

明星畸高片酬谁之过

詹庆生

    ①近段时间，影视明星高片酬的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其实，明星超高片酬对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早已被广泛论及：占投资成本过半甚至更高比例的演员片酬，挤占了制作其他环节的成本投入，严重影响了影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明星片酬的无节制哄抬，对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随之而来的影视演员一夜暴富、拜金炫富等现象所传达的价值观偏差，也给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带来很大冲击。

    ②在影视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制片、发行、放映的全产业链都进入了急剧扩张期。仅就制片领域来说，各种热钱汹涌而至。而在放映播映平台方面，也猛增许多。这些新出现的影视投资、制片、发行、放映主体为中国影视业创造的“世界奇迹”贡献巨大。然而，当其他环节都在急剧扩张的时候，有市场号召力的明星却难在短时间内出现数量的快速增长。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当市场需求急剧扩张而供给相对不足时，作为“稀缺资源”的明星价格上涨似乎就成了必然。

    ③近两年来，各影视公司不仅给明星开出超高片酬，还纷纷高价收购明星们的公司以期绑定与明星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刚刚进入影视制片领域的新军，为了在激烈的明星资源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往往打破既有的行业规则，为明星开出难以拒绝的超高片酬。

    ④事实上，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对于明星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创意和制作才是最为重要的。以好莱坞为例，一些风靡全球的影视作品，启用的大多是小演员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新演员。这些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明星的光环，而是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创意、生动精湛的演技，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制作水平。反倒是这些作品成就和培养了一批演员，让他们走上明星之路。而在稳定的影视工业体系当中，影视公司、演员、经纪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谈判议价的行业规则，明星片酬固然会因走红程度而起伏，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片酬大面积坐地飙升的反常情况。所以，当前中国影视业中明星片酬反常飙升、过度依赖明星的畸形现象，恰恰折射出了当前中国影视产业在创意能力、制作水准、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均未发展成熟的现实。“唯票房论”使中国影视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浮躁时期，那些蜂拥而入的热钱更是以赚快钱为目标，导致急功近利的思维方式弥漫整个影视业，IP热追IP，“鲜肉”热追“鲜肉”，明星似乎成了赢利的保证，而故事创意、表演艺术、精良制作这些对于影视生产至关重要的环节，反倒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疯狂之后，电影市场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包括暑期档的低迷现象，已经给那些故事拙劣、面瘫表演、制作粗糙、批量出炉的影片以冷酷的回应。虚火上升的市场终将面临现实的惩罚。

    ⑤可以说，反常的规模化高片酬现象，固然有基于供需关系失衡的市场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中的中国影视产业结出的病态畸形的恶果，是狂飙突进背景下的产业“热症”，与远不成熟的产业“幼稚病”双症并发的典型症候。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对于反常高片酬、追捧明星的现象，我们应该以倡导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对于节目形态和导向进行宏观引导，在产品购播与营销环节加强政策指导和舆论管控来治标，再以加快中国影视产业的整体升级，建立成熟规范的现代影视工业体系来治本。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0月）

当“春节时间”成为“世界时间”

佚名

    “万水千山，哪怕在地球的顶端也要赶回来。”

    这是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春节》中的一句解说词。这部近期成功刷屏的纪录片中，老外主持人走访中国各个角落，从哈尔滨到香港，从通都大邑到偏远小城，介绍各色春节传统，体验不同年俗，只为让世界走近这场“全球最大的盛典”。

    曾几何时，春节是华人专属的文化标识。今天，当中国与世界的“近身接触”越来越频繁，春节在十几个国家成为法定节假日，各国商家竞相将春节促销作为“保留曲目”，出境游的中国人也时不时听到各种外国口音的“新年快乐”。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年为什么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今天的世界变小了，心灵的交汇就变多了。在世界的解读中，春节背后是“和合为贵”“万象更新”“团圆和睦”等价值追求，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能温暖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心。纪录片《中国春节》中，零下30摄氏度环境下用冰雪修建“长城”的中国人，北京新发地菜市场售卖年货的中国人，香港黄大仙祠为新年祈福的中国人……每一个人的故事背后都是中国特色的家庭观、人生观。

    同强调个体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显然更加注重家庭概念，春节永远和“回家”联系在一起——即使身不能至，心也要和家人在一起。现代社会，全球范围，“疏离症”好似没有国界，而春节蕴含的团聚和美主题，却能慰藉异国他乡的心灵，传递温暖亲切的情愫。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明白中国人从各地跋山涉水、赴一场年度团聚的执著，理解春运回家路上“痛并快乐着”的心情，羡慕一家人围炉夜话、共享天伦的圆满。如同加拿大一位国会议员所说，“中国春节总是伴随着浓浓亲情，当然还有热闹的鞭炮声和绚丽的焰火”，春节的内涵，仿佛春风化雨，进入更多人的认知。

    春节在全球范围越来越热，也反映出中国日益向世界开放的胸怀。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对世界而言，春节正从乐一乐的新鲜事儿，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形态、一种生活方式，激发了不同文化背景人士感知中国文化的愿望。不久前，中国冰糖葫芦首次登陆俄罗斯圣彼得堡，意外走红，被最爱甜食的俄罗斯人评为“新年最受欢迎的外国零食”。有网友开玩笑问：“俄罗斯居然没发明出糖葫芦，明明什么条件都具备啊？”答案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文化通过交流收获理解与欣赏。

    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和世界各地的文化擦出了新的火花。各国庆祝春节的方式不尽相同，同一张鸡年海报在各地的呈现方式也有差异。全球各地的春节庆祝方式，从传统的舞狮子、猜灯谜，衍生出新春音乐会、环球春晚等形式，为中国年的古老传统注入了新内涵。

    当然，春节热也是中国热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的一言一行备受外界关注，读懂中国言行背后的文化心理，也成了一门受欢迎的学问。在《中国春节》这部纪录片中，春运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春晚是“全球覆盖范围最广的电视节目”。由此看，读懂春节，读懂中国，也是读懂当今时代许多“世界级”现象的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春节时间”越来越成为“世界时间”，也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生动体现。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飞花令”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喝酒时用来罚酒助兴的酒令。不过，它比“五魁首，六六六”之类的民间酒令高难多了，没有诗词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

    追根溯源，“飞花”一词出自唐代诗人韩翃《寒食》诗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最基本的飞花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字，而且对“花”字出现的位置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例如：花开堪折直须折，第一字是花；落花人独立，第二字是花；感时花溅泪，第三字是花……以此类推。这些诗人可背诵前人诗句，也可现场吟作。行令人一个接一个，当作不出诗、背不出诗或作错、背错时，由酒令官命其喝酒。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行令方法：行“飞花令”时，诗句中第几个字为“花”，即按一定顺序由第几个人喝酒。

    酒令的历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酒风俗，就有所谓的“当是歌诗”“即席作歌”。从射礼转化而成的投壶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酒令。由此形成的“投壶令”，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到了秦汉之间，承袭前人遗风，文人们亦在席间联句，名之日“即席唱和”，用之日久，作为游戏的酒令也就产生了。“酒令”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贾逵传》（贾遵）尝作诗，颂、诔、连珠、酒令凡九篇。”这里提到的酒令，即是行令的令辞。魏晋时，文人雅士整日间饮酒作乐，清谈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有如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已不仅是一种罚酒手段，更因作诗这种高逸雅事的参与而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流觞曲水”，当时，王羲之与众人所作诗篇，荟萃成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唐宋时，酒令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元稹、李商隐、杜牧、皇甫松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描写饮酒行令的诗篇，为酒令文化增添了浪漫色彩。

    中国历史上的酒令虽五花八门，品类繁多，但大致可分为雅令和通令两大类，其中又以雅令最受欢迎。行雅令时，必须能引经据典，当场构思，即席应对，这就要求行令者既要有文采和才华，又要敏捷和机智，所以它是酒令中最能展示饮者才思的项目。例如，宋人《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唐朝使臣出使高丽，宴饮当中，高丽有一人行酒令曰：“张良与项羽争一伞，良日‘凉伞’，羽日‘雨伞’。”唐使即席应对曰：“许由与晁错争一瓢，由曰“油葫芦”，错曰‘醋葫芦’”。此令中名对名，物对物，唐朝使臣应对得体，同时也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中国文化之熟识。

    雅令中最文的还要算诗酒令，这是文人墨客把酒令与诗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字游戏。好的酒今不但令人赏心说目，也能道出行令人的心境。明朝国子监祭酒陈询因得罪权贵被贬谪，同僚为他送行，酒至微醺，行令是必不可少的游戏。陈询说：“轟字三个车，余斗字成钟，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朋友对：“品字三个口，水面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陈询又答：“矗字三个直，黑出学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人生失意莫不酸楚，但能和同道之人借酒切磋，也算是苦中作乐，有所安慰吧！

    毋庸讳言，酒令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酒文化中一朵别有风姿的奇葩，是劝酒行为的文明化和艺术化，可称为酒席间的“笔会”。自然，为健康计，饮酒还是不醉为佳，不过这就是另外的主旨了。

（选自张梦泽《“飞花令”与中国古代酒令文化》，有删节）

在以杜甫同时代作家作品为收录范围的三种诗选中，《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和主潮，《箧中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这些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杜诗亦在这三部诗选入选范围之内，却都先后意外落选。原因何在？

殷璠《河岳英灵集》是被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歌理想的诗选，盛唐诗坛重要人物基本入选其中：其序称其收诗起于开元二年，止于天宝十二载，而这个时间正与杜甫创作前期重合。杜甫当时诗歌创作数量也不少，却没有引起诗坛和殷皤的注意。除了进入长安较迟、年资不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应是杜诗本身问题，即其内容、艺术风格和当时主流风尚并不一致。如深受令人赞美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借写景而喻时事乃至“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的高自标置，在当时认为反而不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的即景写实、淡定优雅，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不太符合殷璠气象高华、“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要求。

元结《箧中集》序主张“雅正”，肯定入选作者“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元结文学思想明显是盛唐“别调”，并非主流，正好和杜甫比较接近，然细审之，杜甫其人其诗并不完全吻合其选人、选诗之标准。杜甫曾为左拾遗，并非“正直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者，且杜诗主题与单纯歌咏个人苦难也不一致，他们关注个人疾苦，而杜甫则忧国忧民，杜诗虽歌咏个人苦难，但往往推己及人，这种精神正是杜甫超越《箧中集》诸子之处。因此，杜诗和《箧中集》诗人同中有异，反映出杜甫与《箧中集》诸子人格境界的深刻差异。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时间与体例明显上继《河岳英灵集》，进入《河岳英灵集》的盛唐诗人如孟浩然、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皆不再入选、，高氏自序选诗标准为“体壮风雅，理致清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杜甫其时和《中兴间气集》所收诗创作时间交叉，杜诗却没能入选《中兴间气集》，这显示出“沉郁顿挫”的杜诗受当时崇拜盛唐气象的诗人一致冷落，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诗歌理念、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巨大差异——卧病江湖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吟咏“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的杜甫哪能看到“中兴”气象？此外，人际交往的限制也不可忽视。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漂泊蜀中，远离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也与活跃的诗人群体存在巨大时空阻隔和社会身份的高低落差。杜甫暮年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的无限慨叹，显然是回顾了平生被主流诗坛忽视甚至轻视的基本事实。

虽然同时代主流诗坛和重要诗选忽视杜诗从而迟滞杜诗传播与影响的扩大，但在杜甫身后不到三十年，他的诗作很快就迎来真正的知音，得到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推崇。

（摘编自吴怀东《杜甫的诗为什么会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