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给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而奋斗终生，我决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邀请他去东北筹办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的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农林大学的教材钢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设设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期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教十名专轰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埋想。

（摘编自《中03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

相关链接：①邓叔群（1902-1970），中国真菌学家．福建福州人。曾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农学院和和东北农学院院长、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主要著作有《中国的高等真菌》《中国的真菌》等。（摘自《辞海》第六版）②我自幼被外祖母严氏收养。她教我劳动，晓我勤俭，并以民族英雄岳飞、成继光、林则徐等人的事迹勉勘我；教我做人要坚贞不屈、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这一切促使我从小就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奋斗终生。（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邓叔群》）

精神明亮的人

王开岭

    十九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

    它像一盆水泼醒了我，我浑身打个激凌。

    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偃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升跃”和“伊始”，乃富有动感、饱含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充满了新的热力。

    正像分娩决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的最重视的一幅杰作。

    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场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

    “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透过那桔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仪式！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仔细想想，或许确实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睡眠惺忪，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愿地背着包，拖着灌铅的腿，被人流推揉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涌向出站口。踏上站前广场的那一刹，一束极细的腥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游来，吹在你脸上——你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疼欲裂，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啥也不想，一秒也不愿多呆。

    或许还有其他机会，比如登泰山、游五岳什么的：蹲在人山人海中，蜷在租来的军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夜光表，熬上一宿。终于，当人群开始骚动，在巨大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期待已久的演出开始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嘈杂、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到了，和预期一模一样——像升国旗一样准时，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会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美则美，但就是感觉不对劲儿：有点失真，有人工痕迹，且谋划太久，准备得太充分，有“主题先行”的味道。

    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

    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几万次地打着呼噜。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见那身体和灵魂。

    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的，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的。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

    一个真正热爱自然、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一如福楼拜。我甚至敢断言，假如他能活到今天，在那所谓“第一缕曙光”照着的地方，一定找不着他的身影。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

（选自王开岭散文集《精神明亮的人》，有删改）

老安羊杂碎汤

李佩红

    从这里搬到那里，人老了，食物不老。

    羊杂碎汤仍然是老味道。老安羊杂碎汤在焉耆卖了几十年。

    从前，焉耆没有羊杂碎汤，这种小吃是100多年前回族人从口里带来的。假如时间向后倒退100多年，你能看到荒凉的河西走廊，一群一群从陕西、山西、河州、湟水落荒而逃的回族人，他们心里面揣着对故土的思恋和忧伤，扶老携幼、神色仓皇、衣衫褴褛，凄凉而又孤独，走在被无数人踩踏出来的砾石路上。向着西方，顶着风沙，一直走，一直走，进新疆，过迪化，翻二沟，抵和硕……似乎前方的路永远没有尽头。迫不得已背井离乡的人是连根拔起的小草，他们得在饿死、累死，病死之前，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地。他们中的人谁也没有料定，此生会被焉耆这片古老而渺远的土地收留、供养。

    从口里逃难来的回族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物品和工具，还有智慧、丈化、宗教、习惯和饮食，其中羊杂碎汤是他们的特色饮食之一。时过境迁，羊杂碎汤被焉耆回族人赋予了新的味道。说起来，羊杂碎汤的做法并不难，只不过是把羊的头、蹄、肚等杂碎收拾干净，放进水里炖熟，再调入葱、姜、蒜、红辣椒等佐料。

    老安做羊杂碎汤比别人舍得下工夫。他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先熬骨头汤，再把生姜、草果、八角、香叶、大葱、辣子等互不相干的调料添进去，再放入杂碎慢火炖四五个小时，等中午一两点时间到了，香味完全拱进杂碎里，一道美味的羊杂碎汤便可出锅了。时间短了，杂碎硬，口感差；时间久了，杂碎太绵，没嚼劲。一锅味道足够的杂碎汤，和老安的心情、调味的品质、杂碎的鲜嫩、水的好坏，甚至菜板的干净与否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食物之间讲的也是个因缘，它们原本生长在彼此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在同一时间里经火与水的调和与磨炼，最终相和相融相互完美，成就一锅美味。

    “这支由勇敢的商业家和航海家组成的民族，在东方古国的人海里挣扎，以防沉没。他们用唯一的一条船保证自己的种族在历史中向前航行，这条船就是伊斯兰教。”（散文家周涛语）当然，连接这条船的还有共同的饮食文化。只要有回族人居住的地方，肯定有羊杂汤、粉汤、油香、泡泡油糕，别小看这一点，它是一种文化符号，一把开启神秘大门的钥匙，一条连接回族族群的纽带。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民族如回族这般分散，星罗棋布。但是，无论时间和空间相隔多远，他们都顽强地保持着吃相同食物的习惯，初见，只一碗羊杂碎汤，立刻会确认彼此的身份，拉近彼此的距离，拉近彼此的心。

    在新疆生活久了的汉族人，出门在外都喜欢选择回族餐厅就餐。回族人出名地爱整洁，对一切事物信奉至清至真。老安认为，饮和食是件严肃的事情，严肃到与心有关。老安在做羊杂碎汤时心很清真，清即清洁，真即货真价实，不欺不瞒。老安说，制作食物和唱歌、跳舞一样，你用不用心，观众能感觉到，食物的优劣，舌尖也一触便知，欺骗别人，轮回到最后，即欺骗了自己。至于卖一锅汤赚多少钱，似乎与他无关。老安很享受制汤的慢时光，他感谢上苍给予的馈赠。老安想到他活到古稀年纪，身体仍然健康硬朗，心里倍感欣慰。老伴慈温，儿孙满堂，生活安适，这不就是百年来向往的日子。老安想要时光慢下来，再慢下来。他在重复而细碎的时光里，把一锅一锅羊杂碎汤细火慢炖，使香气收敛，绵绵散出，不至于消失得太快。一个人的喜悦与幸福融进汤里，这就不再是单纯的羊杂汤了，而是老安一生的修炼，一世的禅悟。

    味道好的话，哪个角角巷巷里都有人来吃呢；味道不好嘛，你把人抬上来人都不吃。你说对不对？老安的回族新疆话味道和他的羊杂碎汤一样纯正，他把说字说成佛，把卷子说成航子。老安头戴一顶回族白帽，脸膛红黑，像个农民。老安告诉我，他从前就是农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来到县城卖羊杂碎汤，一开始做得不行，慢慢地摸索着做，生意才越来越好。现在，他的羊杂碎汤一天至少卖出去一两锅，距离焉耆3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昌吉的，还有库尔勒的许多人周末专门开车来吃他做的羊杂碎汤。自己吃了不够，还买了带回去。一个农民凭自己几十年努力，把普通的羊杂碎汤做成焉耆县的一道招牌，算得上是一种荣光。

    焉耆，有老安这样的回族人，犹如他做的羊杂碎汤，色香味俱全了。

戏王

曹洪蔚

    汴梁人爱听戏，听的是梆子戏。那腔调高亢、激越、悲壮，还透着柔媚，带着悠扬，百听不厌。

    刚解放那会儿，汴梁城梆子戏唱得最好的数黑妮儿。黑妮儿不是妮儿，是个大小伙子，演关公，师从全才须生“关大王”王海晏。黑妮儿演戏，唱念做打，有板有眼，章法讲究，口中有词，脚下有步，手眼有戏。一开腔，声震屋瓦，响遏流云，余音绕梁。尤善“噙腔”绝技，让人大呼过瘾。

    黑妮儿生在祥符乡下，家贫。五岁时，爹爹与人签下“任由打骂，死病无关”的契约后，把他留在了学戏的义成班，自此成为梨园弟子，开始艰难地练功学戏。

    黑妮儿似有天赋，唱念做打，样样精湛。唱功尤为奇绝。黑妮儿自创的“脑后音”堪称一绝，高亢豁亮，挺拔圆转，有曲尽而余音不绝之妙。《单刀赴会》《关公挑袍》，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汴梁城有个叫白孩儿的，特喜欢黑妮儿的戏，场场不落。白孩儿住砖桥街.是汴梁城的老门老户，家里开有“白家汤馆”，专卖羊肉鲜汤。白家的羊汤在汴梁城也是一绝。铁锅大灶，木柴烧锅，先大火煮沸，再小火慢炖，自三更熬至日头露脸儿，汤浓肉烂，汁白如奶。喝汤时，滚头儿舀汤，溜边儿添油，再撒上一层香菜末子，加入炸好的辣椒油，那鲜，那香，那辣，扑鼻而来，让人如入仙境。

    黑妮儿的腔，白孩儿的汤。这是汴梁城市井百姓公认的“两大好”。按说，这腔，这汤，互不沾边儿，后来却有了故事。

    黑妮儿在相国寺永安戏院唱红以后，成了戏班子的头牌，就有些飘。深秋的时候，黑妮儿嗓干发疼，茶饭不思，有人撺掇他去喝白家羊汤。黑妮儿去了一喝，如饮天泉，再也割舍不下。白孩儿对黑妮儿心生崇拜，每回喝汤都给予特殊关照。喝了一个礼拜后，黑妮儿自觉神清气爽。喉头生津，不见痛感，连连击掌，“好汤，上等好汤。”

    冬天就到了。这天，一大早就飘起了雪花，赶着喝汤驱寒的人多了起来。白孩儿正忙着盛汤端汤，见一半大小子抱一铜锅过来了，说唱戏的黑妮儿师父嫌天冷，支派他把羊汤打回去喝。白孩儿听了，知是黑妮儿在耍大牌呢，就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你师父，白家鲜汤需现盛现喝，从不离店卖汤，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

    隔了几日，黑妮儿又来喝汤，脸就有些红，关公一样。临走，对白孩儿说：“戏有戏路，行有行规，祖上的规矩就是不能破。白师傅，黑妮儿佩服您。”说罢，躬身一拜，走了。

    白孩儿依旧爱听黑妮儿的戏，还是一场不落。

    有一阵儿，黑妮儿没来喝汤，也没了演出。白孩儿一打听，说是被发配回老家祥符农村了。上面让他唱样板戏，黑妮儿不从，谎说自己除了演关公，其他演不了。

    白孩儿听了，对黑妮儿心生佩服：好，有骨气，关公气派。他决定去乡下看看黑妮儿。

    见到黑妮儿后，白孩儿的眼泪就下来了：才几天工夫，黑妮儿就成了另一个人，黑瘦，眼窝塌陷，一说话，嗓子像漏气风箱。活关公，不能这样毁掉啊！

    拉着黑妮儿的手，白孩儿说：“你不能这样糟践自己呀，你要相信，老百姓爱听关公戏，早晚有你登台亮嗓的那一天。”

    白孩儿趁天黑，把黑妮儿接回了汴梁城，每天给他盛一碗头道鲜汤，端过去。不到半个月，黑妮儿面色红润，嗓音通透，又找回了一个活关公。白孩儿每天五更起床，陪黑妮儿到城北的黄河滩去吊嗓，听黑妮儿咿咿、呀呀、啊啊，一脸的惬意。

    一晃过去了十多年，古装戏又重返戏剧舞台。活关公黑妮儿也迎来了他的人生第二春。羊汤的滋润，不间断的吊嗓练功，使他的唱功日臻成熟。他扮演的关公，端庄肃穆而不失凛然神威，一登台，便赢得满堂彩。黑妮儿又尝试演新的角色，公演后，再次轰动汴梁。黑妮儿获得了当年的戏剧“梅花奖”，人称“豫东红脸王”。

    领奖回来，黑妮儿直接去了白家汤馆，把奖杯证书往白孩儿的怀里一塞，说：“从明儿个开始，我每天早上在你汤馆门前唱一个小时戏，权当练嗓儿。不过，赏我一碗羊汤喝。”

    如今，在汴梁城，黑妮儿的腔，白孩儿的汤，依然是百姓喜欢的“两大好”。虽说唱戏的不再是黑妮儿，盛汤的也不再是白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