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活趣事

    袁隆平老师的中国梦就是粮食增产，让十几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好；进而让全世界七十多亿人有饭吃，吃得好。从他的梦想来认识袁老师，就能理解这位老科学家为什么总是精力充沛，锲而不舍地追求杂交水稻增产的新高度，就能理解国际水稻专家们为什么给他取名为“杂交水稻之父”，就能理解湖南省近两届省委书记为什么称他为“80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总是身不离田间，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

     “米菩萨”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关于他的外语水平，有人误认为不过是“二两棉花——弹（谈）不上”，其实不然。1992年，我随袁老率领的代表团赴菲律宾参加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研讨会，并应邀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后留有十分钟时间给专家们提问。刚开始还比较顺畅，但当一位日本专家问到中国防治稻瘟病使用哪些农药时，我有点接不上。农药的名称有化学名、商品名、通用名，难记且不好发音。袁老师看到我面露难色，立即小跑着登上讲台，帮我救场。事后，我很感激地说：“我还没来得及喊‘救火’，消防员就跑过来了。”

早在1999年，经专业评估事务所评估，仅“袁隆平”这个品牌，市值就为一千亿元，袁老师早已是中国的名义“首富”，另外还拥有“隆平高科”百分之五的股份。足够多的钱，不图享受，而是用于培养、奖励杂交水稻研究的人才，显示出袁老师的人梯精神和人格力量。1994年6月，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庆典活动上，袁老师将他所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的1.5万美元奖金全都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首届颁奖评选出24人，他们是在艰难的开创年代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研究和为推广杂交水稻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

    我曾陪他去北京出差，在国家计委、科委、农业部等机关奔忙。付的士费时，如果跑的这趟车和杂交水稻项目有关，袁老师会争着付钱；倘若无关，任凭我怎么赖着他掏钱，他都是“冷水褪鸡——一毛不拔”。我笑着说：“都是办公事，何必泾渭分明。”他嘿嘿一笑。

     “文革”期间，袁老师还在安江农校教书，春播季节指挥生产的上级领导不顾寒潮南侵，命令限期完成稻谷播种任务，结果发芽的种谷全部烂在泥里。袁老师深感惋惜，就此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还应加一个“时”字，让生产领导者明白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这是何等科学合理的建言，可就是这个“时”字，差点儿被视为篡改“最高指示”。幸免这场大祸之后，袁老师自嘲：“只怪自己不关心政治。”

    长期的工作劳累，特别是水稻杂交试验与推广中要熬受日晒、风吹、雨淋，再加上饮食不定时，袁老师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肠炎。而他又最怕在医院耽误时间，好在他有个特殊单方：胃病发作时，吃糯米饭或糯米粑粑；肠炎发作时吃杨梅罐头。颇有临时性的疗效。袁老师的爱人邓哲随时为他备着这些“私家秘方”，连出国时也备以急用。我们都笑说：“袁老师用糯米粑粑向疾病抢时间！”

袁老师既是一个分秒必争忘我工作的科学家，又是一个喜乐善玩的乐天派。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游泳、打麻将、下象棋、拉小提琴、打气排球、打乒乓球、开摩托车、驾驶汽车等，他都是行家里手，袁老师家住长沙市东湖街道，近年来，他年年参加社区的气排球比赛，特别喜欢与独居、空巢老人竞技，切磋球艺。他襟怀豁达，爱开玩笑，和蔼可亲。大千世界对他来说，“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有删改）

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他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理工大学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朱自清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 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周有光的传奇人生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

    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1955年，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而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还受到苏联支持。

    于是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来之，则安之”。“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1958年，周有光就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周有光曾有“周百科”的外号，拜其连襟沈从文所赐。1980年开始，他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谈到当年翻译《百科全书》的细节时，周有光称，“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此后，周有光又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科部分总编委。

    80岁时，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把80岁当作0岁，甚至 92岁那年，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提起这事，老先生乐不可支。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这是后辈学者对周有光的评价。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周有光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当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专业研究因年老体衰告一段落，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但他并未停止思考，更未放弃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在桑榆晚年再扬帆，开辟新领域——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撰写有关文化、历史背景的文章。晚年的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在旁人眼中，老人依然在与时俱进。虽然处于高龄但却天天上网，喜欢接触电脑，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也有自己的看法。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出生于江苏常州，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经济学家。1955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百度百科）②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金玉良《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③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娶的就是张允和，夫妻相敬如宾70年。

（百度百科）

挑战爱因斯坦的人

王煜

    1941年的一天，香港机场飞往大陆航班的安检处，一名年轻人被拦了下来，他穿了一件非常臃肿的大衣，在那个季节显得很不正常。安检员打开他的大衣，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插袋，插袋里全是英文的物理研究书籍和资料。这个拼死要回国用教学和科研来参与抗战的人，就是后来被国际学界公认的“中国核能之父”“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卢鹤绂。

    卢鹤绂1914年6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家庭的熏陶下，卢鹤绂从小就热衷于钻研理工科学。1936年，卢鹤绂从燕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前往美国深造。

    1941年，卢鹤绂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带着新婚的妻子毅然回到了战争中的祖国。他退出了自己与另外两名科学家正在进行的课题，而不久后另外两名科学家就凭该课题获得了诺贝尔奖。11月，卢鹤绂抵达广东坪石镇的国立中山大学，任理学院教授。理学院院长康辛元在迎接卢鹤绂夫妇时，感慨地说：“你们从天堂坠入地狱。”

    当时内地生活异常艰苦，卢鹤绂便在油灯下备课，在古庙里给学生讲授量子力学、近代物理等课程。在这样的环境中，卢鹤绂还一边讲课，一边密切关注国际学界的动向，能获得的学术杂志，他全部抄录下来。他于1944年在国内《科学》上发表的《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利用》一文，全面阐述了核裂变的实验发现及有关理论，并预言了人类大规模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学家第一个给中国读者全面介绍原子能物理知识及其应用”的科学著述。后来，他发表《原子能与原子弹》和《从铀之分裂谈到原子弹》，对原子弹的发明作了介绍。此文一出，国际学界轰动，卢鹤绂因此被誉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中国核能之父”。

    1955年，卢鹤绂进入抽调全国院校教师办起来的、绝密的、代号为“546信箱”的培训班任教。在后来的11位“两弹元勋”中，就有7位是卢鹤绂在“546信箱”培训班的学生。

    1958年，培训班的任务结束了，许多师生被分配到原子弹实验基地。卢鹤绂如果也到核弹基地，极可能成为钱三强式的人物。但是，卢鹤绂认为他所专长的基础理论，只有在大学才能发挥作用；他一辈子教书，希望回到复旦大学继续进行教育工作。于是，他回到复旦讲坛。

    在“文革”那段特殊时期，卢鹤绂仍坚持科研，留下了大量科研笔记。直到晚年，卢鹤绂从未停止过在科研创新上的步伐。卢鹤绂与弟子撰写的《对马赫原理的一个直接验证》一文于1995年在美国《伽利略电动力学》上发表，该杂志的主编评价这篇论文：“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之前此文曾被美国一家杂志拒登，对此，卢鹤绂坦然地说：“一般编辑部都不敢登这种文章，他们迷信爱因斯坦，怕人家说他们不懂物理学。”他不怕自己被人认为是疯子，关于这篇论文，他说：“我不过是把天空戳了一个洞罢了。”正当研究要继续时，卢鹤绂于1997年病故，为世人留下八大提纲和正在进行的44项研究，已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关于这项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质疑，美国国家科学院在2002年投入巨资，深入进行这方面的实验。

    卢鹤绂除了是一位全球文明的物理学大师，还是著名的京剧票友。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卢鹤绂一生中多次登台演出京剧。在大学期间，他和同学一起参加过公演并得到好评。在美国参加宋美龄发起的“抗日捐款义演”，演出《四郎探母》； 1945年，再次登台为黄河赈灾义演献唱。他说：“中国的传统京剧蕴涵着人生哲学，它宣扬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并非封建糟粕，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抛弃，因为它对社会安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再说，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吟唱京剧，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不啻是一种'醒脑剂'。”

    正因为在科学和人文上的深厚积淀，卢鹤绂去世以后，美国休斯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均为他竖立铜像，美国檀香山市还把每年的6月15日定为“卢鹤绂日”。卢鹤绂百年诞辰之际，复旦大学也为他在校园里竖立了铜像。在纪念大会上，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说：“卢鹤绂先生不仅是学术的大师，同时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有情怀的人，这是最为珍贵的，是我们最为敬仰的。”

（选自《新民周刊》，有删改）

材料一：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他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在五个核大国中，我国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速度最快的，仅用了2年8个月，于敏对此功不可没。曾有一位日本专家赞叹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新中国成立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1961年，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参加‘轻核理论组’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年仅35岁。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1965年，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开始攻关。从9月到11月的一百多个日夜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的一刻，于敏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84年12月，于敏和同事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实验。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

    最终，那次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节选自“新浪新闻综合”，2019年1月16日）

材料二：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咸城镇贼首，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写下这首诗。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麻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使认识有所前进。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减少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麻院士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摘编自人民网《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材料三：

    于敏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因为保密，几十年来，于敏经常“失踪”很久，家事全靠夫人孙玉芹打理。晚年，他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简易铁床，客厅依旧悬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仍然保持着从小的两项爱好：听京剧和看古典文学。

    60年代，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副主任于敏——他正躲在宿舍读《红楼梦》。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莫扎特巧克力

肖复兴

①到美国，在卖奥地利巧克力的店里，我又看见了莫扎特牌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的盒子上印着莫扎特的头像，是一眼就能够认出来的。在国内，我只在普尔斯马特的超市里见过一次，虽然价钱不菲，还是特意买回家一盒六角形的。我对这种莫扎特巧克力情有独钟。第一次见到它，是那年在维也纳，几乎所有的商店里都在卖它，各种形状包装，琳琅满目，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个盒子上都有莫扎特醒目的头像，莫扎特一身化为千亿身，闪烁在维也纳的每个角落。

②莫扎特巧克力很好吃，我心里曾想，如果莫扎特活到今天，这份专利是属于他的，光靠这种巧克力，他就发了大财。他的名字，可比我们的傻子瓜子要值钱得多。莫扎特牌巧克力，是1900年萨尔茨堡一家叫作莎兹的点心铺首创，制作并为它取名的是点心大师福尔斯，可以说用莫扎特的名字开创了财路的先河。自此之后，许多店家竞相仿制，也都叫莫扎特牌，使得莎兹店和他们打起了官司，最后不得不在自家的店前挂起“真正的”“原始的”的莫扎特巧克力的牌子，很像我们当年“老王麻子”“老老王麻子”刀剪铺之争，透着生意的红火。莫扎特至死大概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名字日后竟然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③其实，莫扎特一辈子生活窘迫，似乎从来就没有缓解过，结婚后至死那9年的日子越发艰难。那9年中，他搬了12次家，有6年是妻子生养孩子或产后休养，一直处于负债累累和病怏怏的状态，而且由于妻子的大手大脚使得日子更加雪上加霜，以致到了冬天连买烤火炭的钱都没有，饥寒交迫之中只好抱着带病的妻子围着空壁炉跳舞取暖。如果拿今天的富得流油的莫扎特巧克力相对比，真可谓“可怜生前身后名”。

④有意思的是，莫扎特为我们留下的音乐作品，和他35年贫穷而短促的一生不成比例，数量之多，可以说在音乐史中绝无仅有。仅交响乐就有48部，歌剧20部，钢琴协奏曲27部，不要再说其他的弥撒曲、奏鸣曲和各种重奏曲，还有最后未完成的重要作品《安魂曲》。1788年夏天，最后完成的三部交响乐：降E大调第39交响乐、G小调第40交响乐、C大调第41朱庇特交响乐，这三部交响乐，莫扎特仅仅用了6周的时间就一挥而就。人们都以为他是天才，音符与旋律就好像是揣在他衣袋里，随时都可以尽情抛洒。其实，那时正是他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刻，他为了尽快能够挣得一点现金以解燃眉之急，才以如此快的速度拼命写完，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卖给了出版商，非常可怜的是直到他死之后这三部对于他来讲最为重要的作品才得以出版，也就是说，临终前，他也没有用他的音乐换得一笔让自己脱贫致富的大价钱。

⑤应该让我们向莫扎特致敬的是，面对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的音乐之中却是那样的不同。傅雷先生曾经这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和天使般的温柔。”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确实是莫扎特对于苦难的态度，他的音乐才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在莫扎特所有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一点他对生活的抱怨，对痛苦的咀嚼，对不公平命运的抗击，对别人幸运的羡慕，或是对世界故作深沉的思考而添加一些自以为是的所谓哲学的胡椒面……他的欢快，他的轻松，他的和谐，他的优美，他的单纯，他的天真，他的明净，他的清澈，他的善良……都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地情不自禁地流露。他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也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也不是“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式的宁静，也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心境，也不是“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式的安然……他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地回避和我们禅家一样的超度，而是把这痛苦和苦难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撒进土地，不是让它们再长出痛苦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们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这鲜花就是他天使般的音乐。

⑥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在遥远的美国，又看见了莫扎特巧克力，忍不住想起莫扎特。即使他离开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他不仅让他的音乐一直陪伴着我们，还无偿地让人们使用他的名字，以巧克力的味道甜蜜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莫扎特。这就是音乐时代的莫扎特和商业时代莫扎特的区别。

（选自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高中语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