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在死亡边缘

    ①智利的阿他加马寒漠，历来被人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2004年，一场7天6夜、全程27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赛正在进行。比赛的路标被狂风吹没了，补充水也已耗尽，而血糖像气温计的汞柱直线下降。此刻，林义杰和同伴坐在一块黝黑的大岩石下喘着气，互相取笑：“如果我们再找不到出路，就死在这里好了。岩石上很醒目，或许很快就会有人发现我们的白骨。”但他最终逃过了这一劫。凭借之前穿越中国戈壁的经验，3个小时之后，林义杰找到了正路，一举拿下了智利阿他加马寒漠超级马拉松的冠军。那年，他28岁。平头，瘦脸，1.64米，不到60公斤。几年来，这位台湾小伙子，一直奔跑在超级马拉松的赛道上。他的赛场，始终是地球上最为危险的地区。

②想起那次死亡经历，林义杰至今“腿还会发抖”。可那场经历仅过去一个月，他便又签下死亡协议书。在神秘的亚马孙雨林，他又捧回了亚军奖杯。

    ③如果不是个性执着，原本成绩优秀的他，或许不会走上这条看不到终点的旅途。父亲曾含泪劝他：“阿杰，学体育没出息的！你好好听我劝。”在这个没上过大学的老维修工心里，好好读书，上大学，做个拿笔杆子的文化人，才是正途。实际上，是高中的一次比赛让林义杰确信，奔跑就是自己的“正途”。那次比赛前，教练问他准备好了没有，他说：“我尽力。”教练却狠狠打他的头，叫着：“要拼命！”林义杰回忆说：“尽力，就是你跑到终点后，还有力气坐下来喝茶聊天；拼命，就是跑到终点后直接送医院。”凭着这股狠劲儿，这个台湾小伙子终于跑出了一片天，接连在世界上几个大型马拉松赛事中夺冠。

    ④渐渐地，他发现，单纯的比赛已经不能满足他对运动的渴望。他的目光开始瞄准了地球上最艰险的地区。而从那一刻起，死亡也始终与他如影随行。

    ⑤2006年11月，林义杰和美国人查理、加拿大人雷伊，组成三人团队横越撒哈拉。队伍后面，跟着联合国的官员、好莱坞的大牌导演。通过记录这场西起塞内加尔，东至埃及，全程5900公里的撒哈拉穿越之旅，引起人们对非洲水资源危机的关注。沙漠的太阳分外毒辣，昼夜温差高达50摄氏度。途经乍得境内的撒哈拉沙漠，是一个遗留地雷区。虽然一行人可以绕开雷区，可流沙会裹挟着地雷四处流淌，随时都有触雷的危险。穿破了11双鞋子，遭到一次劫匪的攻击，111天后，林义杰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人。半年以后，他才知道，护送他们的军队在回程途中，全部被劫匪枪杀。

⑥他曾在中国西部的大戈壁迷路，并出现了脱水的状况，最终靠咬破嘴唇舔舔血，润润舌头越过难关；在穿越亚马孙河时，他拿着瑞士军刀刮下小腿肚上的腐肉，再把药敷上，不然整个小腿可能就废了；而最难挨的是那些孤立无援的时刻，其他人多是三五人结伴同行，相互照应，只有他，一个亚洲小个子，什么都得自己死扛。

    ⑦这些生死边缘的瞬间经常提醒他，死亡离他有多近，但奔跑的意义，也因此而开始改变。小时候，他拼命跑，只是为了跟父亲争口气；功成名就后接着跑，是因为他在享受不断超越自己的快乐；而再接下来，又有一大群人从他的脚步中，看到了对待生命的态度。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女孩，对他哭着说谢谢。这个女生的家人全部死在一场大火中，她几乎要自杀了。听了林义杰的演讲，她看到生命的另一种状态。

    ⑧“没有旅行过，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没有冒险过，就不知道生命的可贵。”这个小伙子乐呵呵地说。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09月01日）

材料一：

    进入了职场就一切归零，学历什么都是浮云，你的工作经历、能力、情商，比你的学历重要多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对的。但前提是，进入职场后，而且是一个好的职场。可以说在接近100%的情况下，学历低的人根本不太可能跟北大清华的学生进入同一个职场，因为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他们就被筛选掉了。

    那些鼓吹经历比学历更重要的大企业，他们所谓的“经历比学历更重要”，是在进入他们的单位后。进入单位前，他们对学历的选择比谁都严苛。不信的话，你只要上985高校和三流院校的学生就业网站上看一下就知道了，到985高校招人的，都是各种高大上的国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或者看看每年国家电网、人民日报、央视这些单位公示的录用名单，看看这些被拟录用的人的学校，你会发现，他们不仅几乎清一色都是985高校，而且频率最高的还是北大清华人大等顶级名校。

（摘编自人民日报《学历不重要吗？高学历能否带来高工资？》）

材料二：

人均月薪万元以上的行业

材料三：

    “做研究工作，主要靠成果说话，并不只看学历有多高。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才有意义。”不过在工作中庞浩也看到了自己在发展前景上的学历短板，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很多专利的研究需要更深厚的理论基础。

    如今我国每年毕业的研究生已超过60万人，20年间，研究生扩招疯涨了11倍，甚至超过了本科生。研究生如此扩招，研究生就业势必遭遇“高学历泛滥”困境，造成很多岗位的学历要求超过岗位本身的需求。研究生数量的增加造成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使得买方市场处于优势地位。而买方市场的优势又加大了用人单位挑选的余地，使得追求高学历成为一种风气。

（摘编自中国民生网《学历提升了，就业收入是否有增加？》）

材料四：

    就群体来看，“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仍然是一个不变的真理。这包括，本科生和高职高专生毕业三年后的月收入显著高于农民工，也包括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薪资待遇要明显高于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

    实际上，我们的大学中既然设置了这么多的专业，定然来自社会的客观需求，都有其合理的依据。而且，就整体就业率情况来看，所有的专业就业率都超过了86%。而且，半年之后所有的专业的就业率都超过了91.8%。这意味着，无论学什么专业，只要一心向上，态度积极，都会在茫茫社会与复杂的职场中找到自己的岗位。将目光放长远，很难说未来什么样的专业能吃香。当今社会发展速度之快、商品迭代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一些看似强大无比、能吃一辈子的专业，很可能因为技术的创新而倏然落伍。正如诺基亚、雅虎、柯达等巨无霸的倒塌，许多专业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失去社会土壤。大学所学的专业，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都基本不会是吃一辈子的饭碗。

    十年之后，谁也无法想象人工智能、机器人、“互联网+”能消灭哪些专业和工作。此语境下，能否拥有持续的学习能力、自生能力，才是让每一位个体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本领。

（摘编自中国网《在“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寻找人生方向》）

材料一：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未来7年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2018年4月19日，针对中兴被美国“封杀”的问题，商务部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进展，随时准备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2018年4月20日，中兴通讯发布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中兴通讯来说极不公平，“不能接受！”

    2018年5月，中兴通讯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摘编自“网易”“新浪”“凤凰网”）

材料二：

芯片贸易已经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逆差的最大“黑洞”。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最近几年集成电路进口额均超过2000亿美元，甚至长期超过石油进口额。2017年，这一数额达到了2601亿美元，进出口贸易逆差达到最高值的1932.6亿美元。

    Strategy Analytics分析师杨光表示，危机肯定会刺激自主芯片产业的发展，但想依靠国产芯片帮助中兴渡过危机确实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芯片行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投入而且有些必要的学费恐怕也是绕不过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内，比如SG开始这几年，国内芯片恐怕还是要靠国际市场供应。

（摘编自《“芯痛”背后国产芯片征途漫漫，“中国芯”短板何在》，2018.4.19《新京报》）

材料三：

    美国商务部日前对中国中兴通讯公司采取出口管制措施。这一事件给中国科技企业敲响了警钟，促使科技界和更多企业以更长远眼光，谋求更自主、自强的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不断追赶的态势愈发突出，在不少领域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量子通信、探月工程、可燃冰开采等诸多方面，中国都取得重大突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和成就足够令人自豪。中国的科技创新成就，以及中国日益迸发出来的科技创新潜力，值得充分肯定。

    当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走向世界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难免还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掣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并时刻做好准备。

    一旦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人“釜底抽薪”。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国企业必须时时警醒。“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必须靠自力更生。”这一在深刻洞察基础上发出的自强之声，应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念兹在兹的信条，让中国科技企业发展根基更牢固，步伐更坚实。

    核心技术的突破，需要坚持不懈的深入研发，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在芯片、发动机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下定决心，咬紧牙关，攻坚克难，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业，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这样，不管是“狼来了”还是“狼走了”，都能从容应对。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相信，国外的封锁从来阻挡不了中国科技进步的步伐。外人越是“卡脖子”，我们越要加速厚植创新土壤，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回顾历史，从当年的“两弹一星”，到如今的一系列重大科技进展，中国的科技发展很多时候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实现突破，是立足自身、自强不息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某一方的技术封锁而选择自我封闭。在持续深入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会加强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其中自然也包括科技领域的共同进步。中国融入世界的意愿坚定如初，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加快追赶世界前沿科技的步伐。

    中国科技当自强，靠花钱买不来核心技术。在充分认清与强国差距的同时，我们要对自身的成绩和发展潜力有充分认识，更要满怀信心，迎难而上，实现更多更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4.21，有改动）

    材料一：

    关于“浙学”与“浙东浙西学派”的理论内涵、基本精神与当代价值等问题，一直为探讨浙江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所关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浙江文化史上虽然有浙东、浙西之分，但仅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从文化上将其截然隔开或对立起来的。在浙江学术史上，浙东、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害切、互相影响。如明末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属于浙东之学，但蕺山弟子中却有好几位浙西学者，其著名者如陈确属于浙东王学，而张履祥、吕留良则属浙西朱学。

    （摘自吴光（“浙学"的时代价值》，有删改）

    材料二：

    在思想学术史上第一次对“浙学"进行较系统的植理、描述的是《宋元学案》。虽然《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在该书中十分了解朱熹对“浙学"的批判否定态度，但是大概由于自宋以后围绕“浙学”的言说环境退渐起了变化，以至在《宋元学案》里，这种语境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即由先前对“浙学”的贬低、否定转而为颂扬、肯定。所以尽管《宋元学案》里对“浙学”概念内容的理解基本上是与朱熹-致的，但是范围却更宽了一些，而且显然对“浙学"采取了同情、肯定的态度。它对“浙学”的兴起、演变及其内在的“学统”等都作了生动的解说，从而第一次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史这一大的话语背景下展示了“浙学"的一个基本面貌。

    （摘自朱晓鹏《浙学刍议》，有删改）

    材料三：

    学者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吕、陈、叶为实学。由于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多谈心性义理，吕、陈、叶（吕祖谦、陈傅良、叶适）多谈事功实学，学者遂称程朱陆王为性理之学，吕、陈、叶为事功之学。此是大概言之，若细究则缝隙颇多。其实，宋元明清儒家，一般言心性义理必言事功，言事功必说心性义理：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其效果亦有远近高下之异，然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之宗旨却一致。如果把心性之学与事功实学人为加以割裂，非此即彼，造成对立，则难以窥宋元明清儒学之真相。而作为宋元明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学”，其追求心性义理与事功实学之统一的宗旨是一致的。若考察浙学人物的具体行述就会发现，无论是倾向事功实学的吕祖谦等人，还是倾向于朱子理学的金履祥等人，抑或是倾向于心学的王阳明等人，他们所讲、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论国是、上策论、辩王霸、讲义利、分夷夏、明出处、治州县（具体包括治盗、练兵、税、钱、粮、河道、水利、社仓等），以实行经济事功；不外乎办学校、兴救化，即通过书院讲学、讲会、科举、家规、乡约、社仓、义学、社学、家礼等方式推进儒学的社会化，使儒学上达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下流为一般的社会观念，并内化为人的良知心性。

    （摘自王锟《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浙学》，有删改）

    材料一：

    2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岀新的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要求，从八个方面实化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各地按照这个规划，攻城拔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国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金国平均水平，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因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摘自新华社2017年2月22日，有删改)

    材料二：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产业是本。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张家大院安置点引进科技公司成立农民专合社，建立产业示范园3000亩，年人均可增收1600元，湖北省相关负责人介绍，湖北引导各地走特色扶贫道路，如黄冈市形成了“罗田一只羊”“麻城一朵花”“英山一片茶”等一批特色产业，另外，加强就业培训，提高搬迁户劳动技能，也是鼓起“钱袋子”的重要手段。

    （摘自2017年9月18日《四川日报》，有改)

    材料三：

    走进曲靖市会泽县大海乡观音岩村易地扶贫安置点，60户安居房分成六七排，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旁边小山上的野菊花迎风盛开，这里安置了5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5户随迁户，村民董兴淮高兴地说：“我用政府补助的5万元建起了占地面积4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没有增加建房负担，很是满意!”

    董兴淮介紹：“原来我们住的是土墙石板顶，一下大雨就不敢睡，怕水冲进房子来，害怕房后的山垮塌，现在不出钱就住上了新房，孩子在外打工也不担心在家的老人和孩子的安全，他们回来交通也方便。”

据村支书介绍；该村269户689人中，外出务工者达186户546人，占总人口的79.2%，大部分均在东川区务工，务工成为了当地群众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安置点一侧的公路边，有致富头脑的人，已带领群众进行白芨等中药材种植，当地传统产业“老家洋芋”也越来越受外地消费者欢迎。

    (摘自2017年4月27日《曲靖日报》，有删改)

    材料四

（摘自《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

    材料一：

    春节上映的国产科幻片《流浪地球》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因为原著作者是刘慈欣，因为主演是吴京，更因为这是一部以大片标准呈现的中国原创硬科幻。《流浪地球》将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前沿的科技“无缝对接”，并用高密度的细节把这两大板块铆牢 ， 宇航服、强化外骨骼、行星发动机等细节的设定完全不输给《环太平洋》等海外大片，片中地球坠入木星时的大气流失逸散，空间站中的重力变化，也都有相对严谨的表现。

    “这个梦想已经很久了。”刘慈欣曾说，“我最想做的莫过于把我写的小说拍成电影，哪怕就一部。”作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小说拉向世界顶尖水平的作家，他面对中国电影工业时却曾经无力。原因很简单，科幻电影往往代表了电影工业的最高水准，作为一种类型片，科幻电影还原并视觉化科幻理念，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更需要参与者对科学有足够的理解，而中国科幻的银幕呈现一度并不尽如人意。《流浪地球》弥补了此前中国原创科幻电影因欠缺科学逻辑而导致的硬度不足的最大短板。

    《流浪地球》是一部硬科幻电影，也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它表现的亲情观念、英雄观念、故土家国情怀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影片故事中，因为太阳加速老化，将要吞没地球，于是地球上建起了许多行星发动机，将地球加速到逃逸速度飞出太阳系。“为什么不建造飞船飞离地球？”无论是原著小说中的人物，还是现实中的海外电影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影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关乎科学设定，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家园的理解。导演郭帆说，将地球带走，“带着家园流浪”的想法表现了中国人对故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人文内核，撑起了与好莱坞不一样的属于中国的科幻大片。

    对故土的眷恋，在影片中通过一家祖孙三代在灾难面前的选择体现出来。吴孟达扮演的姥爷看上去谨慎得有些懦弱，却为了外孙、孙女牺牲了自己。吴京扮演的航天员父亲为了任务十多年没有见到儿子，倔强的他和叛逆的儿子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话可说，却最终两代人合力完成了保住地球家园的使命。在飞出太阳系的科幻背景下，传达的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最刻骨铭心的主题——回家。

    观众会发现，在这些平时含蓄而内敛的家庭成员之间，有着东方式亲情的默契——他们彼此依赖却并不表现出来，小心地保有着一份温度。这样的温度激发了对家国责任的热度，灾难面前，没有超级英雄，每个平凡人都是英雄。

    对于科幻类型片而言，《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投石问路。它的走红，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维度——硬科幻为根本，用本土文化意义讲述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展现我们对未来和世界的思考，才能突破好莱坞式科幻的既有审美，才能以中国气派打开新的科幻空间。

    （取材于王磊的文章）

    材料二：

    科幻文学一般分为软硬两类。如果把软科幻放在坐标系的左侧，最左端的，应该是类似《哈利·波特》这样的作品。《星球大战》之类的作品也是典型的软科幻，尽管有了太空与科技的元素，但仅仅是作为背景而已。科学技术深度参与到情节发展中，故事发展受科学规律制约的作品，则属于硬科幻。刘慈欣的《三体》等小说，在科幻的坐标系中，已经接近最硬、最技术化的一端了。

    人们对硬科幻有两种误解：一种是只要不符合现有技术，就是伪科学。另一种误解是只要是科幻，随便怎么“幻”，都是可以的。把科幻的“科”，等同于现有技术，这会压抑科幻的空间。而把科幻的“幻”当作了奇幻的幻，又会降低硬科幻的质量与魅力。“科”与“幻”应有边界，遵循一定的范式，从而达到逻辑上的合理与自洽。幻想的对象可以是新发现、新技术、新规律。除了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之外，也可以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幻想。幻想不必符合现有科学原理，但却要整体自洽，符合文学作品的整体世界观。硬科幻，不但有作为“幻”的构想的新技术，还有作为“科”的技术推理过程，后者是硬科幻文学独具的审美魅力所在。科学上要合理，不等于一定不脱离现有技术，但如果技术过程是已知原理主导的，则要求过程有科学上的合理性。比如，在《三体》中，用核弹推动光帆飞船，虽然人类的技术现在达不到，但对于其中光压、冲量等科学原理的阐释是合理的。

    当然，科幻文学毕竟不是论文，自洽与合理都可以有例外。“科”范畴的推理过程，可以退而求其次，达到“接近合理”即可。所谓接近合理，即需要查资料、动笔推算，才能发现瑕疵，这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望即知的低级错误，硬科幻文学应该尽量避免。“科”范畴的技术设定作为基础框架，可以免于审视。比如，时间穿越这个技术设定，作为科幻文学作品的初始逻辑基础，应该免于审视，否则，多数作品都无法成立。影片《流浪地球》最主要的框架是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这也存在地球地质结构经受不住、发动机推力不足等问题，但这属于小说的基础框架、逻辑起点，应该免于审视。作为背景的经济、社会设定是可以忽略的。如《流浪地球》的超级工程是否会引发经济的崩溃，抽签是否符合道德等议题，就可以免于审视。

    刘慈欣说：“所谓科幻的思维方式，是指要把整个世界构建在一定的科技层次之上，这个世界是自洽的，是有一套自我逻辑的。”他的小说对硬科幻的原则遵循得非常好，既恢弘瑰丽，又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技术细节，已经是世界顶尖水平。可以想见的是，未来这些作品改编成电影，在“幻”的自洽性与“科”的合理性上，都会有值得期待的表现。

（取材于《新京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