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一种入世的文化，中国伦理是一种入世的伦理。但是，这种入世文化与入世伦理的持存和运作的条件，是在文化结构和精神结构中必须存在某种退出机制或撤出机制作为互补和互动，就像在出世文化中必然要求入世的机制或必然要求以入世为前提一样。正是这种反动才使入世具有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功能，这正是儒家与道家生长的哲学土壤，

    就伦理世界而言，儒家以入世的态度建构和维护伦理实体，即通过以“伦理上的造诣”为本质的道德世界或道德自我意识的建立，使个体皈依于实体。儒家伦理中个体对实体的皈依，乃是一种悲怆情愫，或者说儒家伦理正是试图培育这种悲怆情愫。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孔子的“三畏”中，以“畏天命”为首，为什么在儒家入世文化中要悬置一个作为最高范畴的“天”，为什么要始终不放弃追究“莫之为而为”的“天”和“莫之致而至”的“命”。

    但是，儒家伦理难以回答一个问题：在个体与实体，在入世过程中遭遇矛盾甚至尖锐冲突时怎么办？儒家以修身养性的德性修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可最终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是“宁可改变自己的欲望，而不改变社会的秩序”。但是，事实上这种道德性的进取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在任何境遇下都能真正消除这种紧张。道家以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方式，并通过在道德世界中培养和形成从伦理世界中退隐的能力和品质，即退隐的“伦理上的造诣”解决个体与实体的矛盾，维护伦理实体。通过否定欲望的价值，以维护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儒家与道家，在终极意义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殊途同归。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道家的这种在文化结构和伦理精神结构中的退出机制，仅以儒家的入世，伦理实体和伦理世界的秩序总难以避免被颠覆和破坏的危险。

    庄子的哲理寓言“曳尾于涂”中得到典型的诠释。一只乌龟，正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摇着尾巴，有人欲取它的壳供奉于庙堂之上。这只乌龟到底是想被杀以后为人供奉，还是混迹于泥水之中？庄子的选择是：“曳尾于涂”。“曳尾于涂”正是道家式退隐取向的文学表述。

    中国社会的结构是家国一体，与这个结构相联系的伦理精神的特点是整体至上、人伦至上。个体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地位，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的各个层次的伦理关系对个体无疑是一种叠加的束缚，儒家伦理所要求的，就是在这个关系缜密的伦理世界中安伦尽份，坚持义务的绝对性。然而个体毕竟在现实世界或教化世界中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存在。道家通过从伦理世界中的退出，通过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关系中对自然和现实价值的否定，达到伦理世界的稳定和个体精神世界的平衡。这种取向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是对现实世界、伦理世界的消极认同和消极维护。

著名作家墨白的138封退稿信

舒晋瑜

    1981年初，墨白师范毕业后回到故乡的小学任教。在寂寞的夜空下，他无法面对前途的渺茫与内心的孤独，文学成了表达情感的方式。1982年4月间，墨白和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教师成立了“南地文学社”，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他创作了十几篇小说，写了三十多首诗，同时也开始自己的投稿生涯。

    “那些幼稚的习作被我一篇接一篇寄出去。在那充满期盼的岁月里，每天下午学校放学之后，我都会到大哥家去，如果大哥外出，即便是天空飘着秋雨或者雪花，在傍晚时刻我也会踏着泥泞到镇上的邮局，去那里拿我们订阅的报刊杂志，而我更盼望得到的是我寄出去的那些稿子的回音。”而墨白收到却是一封接一封的退稿。退稿信大多是用钢笔和圆珠笔写的；也有毛笔，像《广州文艺》的李树政先生的来信，李先生的信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布局也十分讲究，简直就是书法艺术；也有铅笔，比如徐光耀先生那封写在印有“河北省文联”十六开稿纸背面的信。

    在墨白的记忆里，他收到的退稿信大多都落有编辑部的印章，而落款印章的形状各不相同。像《清明》、《东海》、《星火》、《四川文学》的印章都是圆形的，或许是兵团的缘故，《绿洲》的圆章最大，显示出一种霸气；长方形的落款最多，《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等等，或许是因了西泠印社，《西湖》的印章显得最有“学问”，那枚呈长方形的没有边际的“西湖月刊小说散文组”印章，是很有功底的隶书篆刻；也有菱形的，像《洛神》。印章的内容也不相同，像《长安》，最简单：“长安编辑部”；或许是产生法律条文的地方，《当代》最具体：“当代编辑部处理来信来稿专用”。他甚至留意到印章的颜色也不同，有红色、有蓝色、有紫色，最有特色的是《梁园》杂志社，罗锐老师给他的十封退稿信上，除去他的亲笔签名，放在信纸最后一页右下角的印章是绿色的。绿色的印象，在孤独而寂寞的冬日夜间，墨白就着飘忽不定的煤油灯光去辨认那枚印章上的颜色的时候，该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在漫长的期盼里，墨白的小说和诗歌习作又陆陆续续回到他所居住的乡村，在修改之后，他又装进信封重新寄出去，就这样往往复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竟收到了48种文学期刊的138封退稿信。退稿信的数量也大不相同，有的刊物只有一封，像《奔流》、《长江文艺》；编辑个人最多的是《百花园》的责任编辑王保民给他的退稿信，前后共11通；总数量最多的是《鸭绿江》，总共33通，那是因为他连续参加了他们在1982.1983年举办的文学函授。第一届他被编在函授班的第24组，辅导墨白的那位大学老师给他七通信，信中还给墨白推荐过《乡场上》、《大车店一夜》这样的小说。这位老师中途因公辞去，接替他的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武戈先生，武先生有一通信是写在16开信纸上，总共五个页码，这是墨白收到的退稿信中最长的。

    在那些漫长而暗淡的时光里，那些充满鼓励的信给了墨白信心和温暖，这样的情境一直持续到1983年最后一个月份。这个月份里，他连续收到了两封用稿通知，一封来自《个旧文艺》，一封来自《广州文艺》：“……来稿《画像》我已阅。《广州文艺》不打算采用了，我推荐给了同属我编辑部的文学双周大报《南风》，他们决定留用，特此通知你。此稿请勿再投别处（如近几个月中其他刊物已采用，望速告之。）……”信是吴幼坚老师写的，后来她曾经出版过一个具有个人自传性质的画册，邀请了国内许多作家、诗人为画册里的每一幅照片配诗。而她信中说到的这篇《画像》，最终发表在1984年1月15日的《南风》上，这就是墨白的处女作。而那些被他投出去又被退回来的小说习作，后来也都陆续变成了铅字。

    至今还记得大哥写在祝词的话：“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文学要靠激情，靠主观努力，坚持五年，定会有收获。那么要坚持20年，坚持30年呢……”30年，对当年那帮文学青年来说真的是遥不可及，可眼下屈指间一算，30年已成过去。而现在能证明墨白曾经存在过的，就是他写下的这些文字了。

【相关链接】思想者墨白以叛逆的姿态在二十世纪末期的文学营盘站成了一处独异的风景，而墨白的前行会依然孤独，灵魂的挣扎与思想的独立依然将是他文本的“顽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白是一只倔强的让人敬佩的文学之狼！（黄轶《“形”的执著与“思”的独立》）

千叶瓶

刘心武

    ①那只花瓶是他二十几年前从农贸市场买来的。造型一般，素白，底部连瓷窑标志都没有。花瓶陪伴他度过整个青壮年时期。见证了他娶妻生子，也接受了他“哎，我退休啦！”的招呼。花瓶随他搬了两次家，在家里的位置多次变易，近些年则一直搁放在书桌一角。花瓶插过鲜花、干花和假花。最后所插的是三根孔雀翎。

    ②退休以后，他试图圆多年来写回忆录的梦。为此他专门购置了一个精美的十六开簿册，还准备了一盒十二支的绿色签字笔。为什么要选择绿色？完全是下意识驱使。在出售文化用品的货架前，他本是要拿黑色签字笔，忽然眼睛扫到了这种绿色的，好奇地抽出一支，在店里提供的试用纸上画了画，笔尖滑动的感觉和呈现的绿色都让他愉快，于是买了下来。

    ③但是，翻开簿册，拿起绿笔，郑重地宣布：“别打扰我，我要开笔啦！”却愣在那里，满脑子飞花飘絮，却不知该如何写出第一句来。好不容易写出了几行，却实在不能满意，狠心用左手撕下那一页，却不料纸张一剐，反弹力使他握笔的右手杵到花瓶，花瓶一斜，忙去扶正，结果签字笔笔尖就在瓶体上画出了一个弯线。拿抹布擦，去不掉，又找来去污粉，还是没用，涂上衣领净再擦再用水冲，那道绿痕似乎更加分明。

    ④传来了妻子的声音：“你把弄脏的一面朝墙，不就结了吗？”又传来正好回娘家的闺女的声音：“爸，又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您干吗着那么大急？还是写您的回忆录吧，写出来，我给您录入电脑……”他望着破了相的花瓶，只是发愣。

    ⑤第二天他用绿色签字笔，把那涂不掉的一个弯道，勾勒成了一小片绿叶，看上去，顺眼点。但瓶体和那么小一片绿叶，在比例上实在不相称，于是，他决定从那片绿叶开始，再连续勾勒出更多的、形态并不雷同、而又凹凸锯齿互补的叶片。勾勒第一个叶片时，他当然是一种后悔的心情，责备自己把素白的瓶体，不小心给玷污了。后来，不知怎么的，心理态势的惯性作用吧，勾勒别的叶片时，接二连三，全是后悔的思绪。后悔小时候，不该为了贪摘树上的果子，急躁地把整个枝丫扯断。又后悔上小学时，同桌向自己借圆珠笔用，死活就不借给人家。再后悔上山下乡的时候，队里培养自己当“赤脚医生”，却没有能把常见的草药形态认全。回城进工厂，先开大货车，后开小面包，再当上司机班长，更调进科室，好赖算是个干部了，就不免神气活现起来，给一起进厂的“插友”取不雅的外号大呼小叫，后来人家下了岗，找到自己借钱，虽说也拿了一千给人家，却又跟人家说了一大车便宜话，仿佛人家困难全是不争气造成的……

    ⑥闺女又回门，小声在问妻子：“爸的回忆录写出多少了？怎么抱着个花瓶在鼓捣？”妻子小声回答：“着了魔似的，每天总得花两三个钟头在瓶子上画树叶……不过他脾气倒好多了，下楼一块遛弯儿，还总跟我回忆以往的事儿，动不动还说，哪件事上对不起我，哪回的吵架请我原谅……咳，其实我早忘啦！不过听他那么说，心里倒是挺舒服的……”

    ⑦渐渐的，他那只花瓶，半壁外表都画满了绿叶，那些单线勾勒的叶片，大大小小，连续不断，看上去，仿佛当初入窑出窑时，就已经有了，而且，是工艺师事先就构思好，精描出来的，显得非常自然，也非常和谐，堪称雅致秀美。

    ⑧他继续在花瓶另一面上勾勒绿叶。妻子说：“难道你非得把叶子画满吗？铺满怕得上千片叶子，你累不累啊？”他边慢慢画，边沉吟地说：“我还真怕那画满的一天到来呢！”

    ⑨有一天，一位现在迷上古玩收藏的“发小”来看望他，忽然眼睛一亮，吼出一声：“老兄，你从哪儿收来这么个千叶瓶？”他不做声。那“发小”走近，小心捧起细看，哑然失笑：“原来根本不是古董，连当代高级工艺品都不是啊！”他让来客小心轻放，说：“对我而言，这是无价之宝！”他只简单解释了几分钟，来客便肃然起敬，并感叹：“如果那些对社会负有更大责任的人士，都能有你画千叶瓶的心思，该多好啊！”

深秋

李德霞

    收回禾场里的五谷杂粮，季节就翻到深秋那一页了。

    那天是个晴朗的日子。我娘对我爹说：“你去趟耿庄吧，把换瓜的粮食收回来。”

    我爹手搭凉棚看天，天高云淡，一轮秋阳高悬在头顶。他一边朝停在院门口的三轮车走一边对我娘说：“那你回屋把那个蓝皮本本儿找出来，我去收粮。”我娘“嗯”一声，扭身进了屋。

    我们村有片沙滩地，适宜种瓜，种出的西瓜又甜又沙。我爹脑子活，每年西瓜成熟后，他就倒腾几车西瓜到耿庄去卖。耿庄和我们村仅隔着一条河，产粮不产瓜，他们村里人就特别稀罕我们村的西瓜。我爹卖瓜不收现钱，赊着，记在他的蓝皮本本儿上。等秋后粮食归了仓，他挨家挨户地去收粮……

    我娘进屋老半天不出来，爹等得有些心急，便扯着嗓门儿说：“一个蓝皮本本儿，就把你压倒啦？”

    屋门一开，我娘摊着两手说：“我明明记得就放在衣柜下面的抽屉里，咋不见了呢？”

    我爹一怔：“啥？不见了？”我娘说：“对，不见了。”“对你个头，咋就不见了呢？”我爹黑了脸，风一样刮进屋里。

    找来找去，直把屋里的旮旯犄角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我爹说的那个蓝皮本本。我娘搓着手说：“明明就放在那里，它能自个儿跑了？大瓮里面还能走了鳖？”“找不到那个本本，还收个屁的粮！”我爹喷着唾沫星子，手指头雨点般敲着炕沿说，“那可是一千多斤粮食哩……”我娘没了辙，两手抱着脑袋在屋里转圈圈儿。

    这时，我爷爷拄着拐棍进了屋。问明情况后，我爷爷把手里的拐棍一戳地说：“去吧。该收粮，收你的粮去。”

    我爹笑了：“爹你糊涂了吧？没有账本，咋收粮？”

    我爷爷如此这般一说，爹的心里还是不踏实。“这行吗？”我爹挠着头说。我爷爷生气了，撅着胡子要走，临出门时撂下一句：“亏你和耿庄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哩……”

    那天，我爹最终还是去了耿庄。

    我爹开着三轮车进村的时候，村头儿的那棵老槐树下，正聚着一帮闲扯的人。看见我爹把三轮车停在槐树下，众人便知道我爹是来收粮的。

    工夫不大，就有人背着粮食过来。

    那人问：“我家多少粮？”我爹一愣，突然想起什么，赶忙说：“老规矩，二斤瓜兑一斤粮。你家赊了多少斤瓜，你报个数……”

    那人问：“账本呢？你没带账本？”“走得急，忘了带。呵呵，多少斤瓜，你说了算。”

    那人笑着说：“收粮忘账本，搬家丢婆娘……你这人，有意思。”我爹也笑：“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信得过你……”

    于是，那人报个瓜的斤数，我爹折半去称粮。多了，挖出去；少了，再添上。称好了，哗啦，倒进我爹抻开的蛇皮口袋里。

    又有人背着粮食过来，于是，我爹和人家又重复着以上的对话──

    “我家多少粮？”“老规矩，二斤瓜兑一斤粮。你家赊了多少斤瓜，你报个数”

    “账本呢？你没带账本？”“走得急，忘了带。呵呵，多少斤瓜，你说了算。”

    “收粮忘账本，搬家丢婆娘……你这人，有意思。”“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我信得过你……”

    家家都如此。

    太阳蹲在西山顶上时，我爹收完了最后一户人家的粮食。望着车斗子上满满当当的十个蛇皮口袋，我爹心里惊呼，啊呀呀，这可是一千多斤粮食哩！我爹想起我爷爷的话：“耿庄人就是耿直，该你的，不赖账……”

    有人路过，笑着跟我爹打招呼：“粮食都收齐了？”我爹脸上的笑容比晚霞还灿烂：“收齐了收齐了。”那人又说：“来年，还来换瓜不？”我爹抹把脸上的汗说：“哪儿不去都行，你们耿庄，不来不行……”

    这个点儿，正是吃晚饭的时候，空气中飘来一阵阵饭香味儿。那人说：“吃了饭再回吧。”我爹一步跨上三轮车：“不了不了，老婆孩子还在屋里等着哪……”爹发动了三轮车，突突突，撒着欢儿奔跑在夕阳里。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期）

材料一：

2022年8月16日是焦裕禄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不久前，河南省杞县融媒体中心在筹备纪念活动翻阅资料时，在杞县档案馆查找到70年前焦裕禄的两份珍贵手稿。两份手稿均写于1952年11月，记录的是30岁的焦裕禄在杞县谢寨乡（今邢口镇）开展土改复查工作的情况。

1952年1月，焦裕禄来到杞县后，先在葛岗区大云所乡和楚寨乡走访调查团组织建设，开展土地复查工作，后在谢寨乡开展土改复查工作。从时间上推断，焦裕禄在杞县工作约一年时间，改变了过去他在杞县工作5个月的说法。焦裕禄在《杞县一区谢寨乡土改复查运动第一步工作报告》中写道：“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干部团结，密切党群关系……当人民的好干部。”在杞县工作期间，焦裕禄走街串户、访贫问苦，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群众认识到“只有坚定不移跟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

自8月10日起，焦裕禄的两份手稿开始在杞县“纪念焦裕禄诞辰100周年书画展”上展出，两份手稿为杞县党员干部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提供了珍贵教材。

（摘编自《河南杞县发现两份焦裕禄70年前的珍贵手稿》）

材料二：

1953年6月，31岁的焦裕禄响应党的号召，怀着满腔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想来到正在筹建中的洛矿。

厂里提出，当务之急是要修一条从车站到厂区的公路。焦裕禄主动承担了这个紧急任务，厂里只给了他半年时间，领到任务后，焦裕禄就和工人们一起风餐露宿在筑路工地上。由于临时搭建的工棚少，焦裕禄提出干部露天睡觉，自己带头把铺盖搬到野外，并风趣地表示，天作房地作床，这么大的屋子，这么大的床，往哪找啊！

1956年12月，焦裕禄被厂党委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没日没夜地投身于洛矿的建设中，他带领大家冲锋在前。1958年春，厂党委决定，由焦裕禄所在的车间承担试制新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卷扬机在矿山、码头、水利等建设中主要用于物料的提升与平移。为缩短工期，焦裕禄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把整台苏联机器上的上千个零件全部拆解下来，一件一件熟悉。在焦裕禄的领导下，一金工车间克服了设备不全、原材料和零部件奇缺等重重困难，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成功完成了研制任务，不仅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还缓解了我国矿山采掘中提升矿石和煤炭作业的燃眉之急。同年8月，机器分配给河南义马煤矿后，使该矿的提升能力较过去翻了一倍。这台额定使用年限20年的机器，一直坚持服役了49年，表现出良好的安全和使用性能。

1959年1月，焦裕禄由于出色的表现，被厂党委任命为生产调度科科长。1962年，他重新回到农业战线任职，从此告别了9年的工业岁月，开始了他人生又一段新的征程。

（摘编自《焦裕禄在洛矿》）

材料三：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摘编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路 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想喊一声，就这么“喂”地喊一声。这里没有人，只是喊给自己听，壮壮胆，解解怯，泄泄闷。他要证明这世界活着，自己活着。

但是，不能喊，不敢喊。他要窒息了。

行军路线是向北，他是向北走的。走了有三小时，也许四小时。走了四十里，也许是五十里。应该到铁路了，也许他正站在铁路的边边上了？

停住脚，沉住气。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只要找到一点点与人有关的东西，一缕烟，一个脚印，一丝灯光……那么，一切就有希望。自己，自己背上的档案，那里有埋在淮河畔的小榕的入党报告。还有老邹，咯着血的老邹，只有自己知道他躺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切与人有关的迹象都没有。

无声无息的泪水，乘着无月无星的夜，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

“可能走岔了路？”伍原在心里跟自己商量着。

“不，方向是对的。在接近敌区时，是不做路标的。”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敌区了？”

“肯定，快到铁路了。”

“那就快走！不能停留。”顿时，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棉衣已经湿得贴在了胸口，背上是越来越沉的档案。伍原狠狠地踩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可是，慢！这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在呢！在呢！伍原小心翼翼地，敏捷地，他不知哪里来的这份力气，竟像只猫似的向那一小点轻盈迅速地爬去。

这如豆的一小点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档案当然安然无恙交给指导员，老邹当然也会马上接回来。这一点如豆的光，接着明天，包含着一切的明天，这小如绿豆似的光。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不防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老乡！老乡！”他连连地又叫了两声。一半是为了需要，一半是为了自己想叫。可是窝棚里静静地，没有任何反应。伍原赶紧爬到跟前，从高粱缝隙里看到，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他背对着棚口，席地坐着，正就着一盏油灯，低了头，紧张而有力地做着什么。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了头，急急地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穗。看来，是一个聋子。伍原只得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聋子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把灯吹灭，然后转身想跑。伍原哪里肯让他跑掉，两臂一伸，把聋子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作声，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矮棚里，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明知他是个聋子，可还是大叫着：“老乡！老乡！”

“老乡”却毫不理会，只是“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是聋子，还是个哑巴。伍原只得利用背上的重量，把他牢牢地掀在地上，但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是共产党。伍原捉住哑巴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的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船形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哑巴并不理解，他死死捏紧拳头，硬勾着肘子，不肯就范，后来又忽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伍原突然觉得疲惫至极，手脚发软，不住地冒汗。却不知怎么，流下了眼泪，好像刚才在路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却一齐奔涌而出。伍原伏在哑巴身上，大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前面走不完的路，为小榕，为老邹，也为这个倒霉而顽强的哑巴。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哑巴顿时“哇哇”地大叫起来，那一只手还拍着伍原的肩，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伍原松了手，但说不清为什么，人却仍伏在地上抽抽噎噎。

哑巴挣脱了出来，忙忙地摸了火镰打着，点上了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回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闪烁，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

夜空下的世界，依然斗转星移。

1984年10月2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