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童蒙教育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家训》中明确指出：“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童蒙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植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生。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

    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摘编自郭娅《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

史　记

吴智勇

    翻开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册，历代文人墨客多如星云，唯司马迁这颗亮星最为璀璨、最为耀目，是他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基础，一部《史记》千秋留芳，一代文豪万世钦仰！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巨著《史记》，以及他的正直品格与不屈精神，都成为历代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典范。司马迁将自己的心血、灵魂和全部的生命、激情都浇铸在了《史记》之中，在二十五史里，这样的作品，唯此一部。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在艺术上精心构思，巧于安排，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古代广阔的生活画面。如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起义军领袖陈涉；叱咤风云、有古之勇士气概的项羽；不畏 强暴、机智谦逊的蔺相如；爱国仗义、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其气势之磅礴，场面之壮阔，人物形象之丰富，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小说、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 借一部《史记》足以傲世，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见其雄风。《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 、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勇于牺牲的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自尊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也从不同侧面成为这些高尚人格的再现，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一直予人以鼓舞和启迪。司马迁已远去两千年了，却以一部《史记》而永久。两千年来，万千读者与长眠的司马迁“相看两不厌”，交合注入着一股股历史血脉。

    司马迁的《史记》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著作。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 位，而且开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中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龟兹，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宗教的传播，留下来的是文化和艺术的永恒。外来却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佛学，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在其沿丝绸之路向龟兹传播的过程中，汇聚了来自两河流域、南亚次大陆和地中海文明的多种文化和艺术风尚。同时，佛教的回传，又给龟兹注入了黄河长江文明下的汉地文化艺术传统。这种多元性的文化元素，日渐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融合在一起，给龟兹画师们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激发了创作灵感，通过融合发展，创造了瑰丽多姿的龟兹石窟艺术。

    石窟艺术中，建筑、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建筑提供了艺术开展的神圣空间，雕塑是灵魂和核心，壁画则是具体的阐释和展开。龟兹石窟壁画的艺术成就既基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也源于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由此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其题材和内容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与释迦牟尼有关的故事画为主，佛教故事画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印度和敦煌以及中原地区。其艺术风格分为龟兹风、汉风和回鹘风。其中，龟兹风融合了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印度本土风格的秣菟罗艺术和西亚波斯艺术元素，并创造使用了独特的菱格装饰构图形式和凹凸晕染法。凹凸晕染法凸显了人体的立体感，人物线条如“曲铁盘丝”。这种产生于西域的独特晕染法，后来被西域画家尉迟乙僧带到了长安，丰富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创作方法，在画史中被传为佳话。

    龟兹石窟中心柱窟的主室券顶中脊壁画，集中反映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在那里，常常有日天的形象——佛教中的天界诸神之一，掌管着太阳的运行。其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既有源于自然的圆日造型，也有身披盔甲、坐于马车之上的王者造型。王者造型显然是受到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形象的影响；而头戴虎皮帽的金刚形象更有古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影子。在龟兹壁画中还出现有作为佛教护法神的双头金翅鸟形象，以及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流行的联珠纹饰，这深刻地反映出西亚文化对龟兹艺术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中原地区汉代以来所流行的不同纹饰和汉地造像在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出现，也明显地揭示出佛教艺术回传的历史轨迹。如同本生故事中的粟特商人形象呈现出中亚地区商业文明的印迹，身着各种服饰、形态多样的供养人绘画，也反映着多元文明在龟兹地区的和谐共存。

    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成为龟兹石窟艺术的重要特征，既反映出龟兹文明的开放和文化自信，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文化的融通和共荣。沧海桑田，多元荟萃的龟兹石窟艺术在延续了五六百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新疆东境的敦煌石窟艺术却是一派繁荣的景象。一枯一荣间，石窟艺术在龟兹与敦煌的互动传播中得到了更加辉煌的发展。

（选自徐永明、苗利辉的《从龟兹到敦煌》，有删节）

审美救赎何以可能

潘知常

    ①对于审美救赎的思考，首先当然应该是审美救赎何谓。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审美救赎何为。审美救赎何谓，是对于审美救赎的本体属性的回答，审美救赎何为，则是对于审美救赎的审美功能的回答。在这回答的背后，则是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生存权、审美与艺术的尊严的回答。当然，这也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有关。黑格尔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熟知非真知。无疑，这句话用在这里也是非常合适的。显然，对于审美救赎的审美功能的思考，其实就是对审美与艺术的本原、审美与艺术之为审美与艺术的思考。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进入美学殿堂的唯一通道。

    ②人类失落的生命，过去只能在宗教中才能够被赎回，这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宗教救赎，然而，在宗教退出历史舞台的主导地位之后，人类失落的生命就只有在审美与艺术中才能够赎回了，当然，这就是审美救赎的登场。可是，为什么只有审美与艺术才能够赎回？审美救赎又何以可能？过去几乎所有的美学家对此大多一笔带过。之所以如此，无疑是因为他们都只关注到了审美与艺术的一般本性，并且只是从审美与艺术的一般特性入手，去对此加以说明，但是却都忽视了审美与艺术的特殊本性，也忽视了从特殊本性去对此加以说明，因此，也就未能促成这一困惑的最终解决。

    ③换言之，对于审美与艺术，过去我们经常去询问的，是美从何处来？其实，我们还应该去询问的，却是美究竟对我们做了什么？美是如何帮助我们生存下去的？美是如何拯救我们的？过去我们经常去询问的，是人类是怎样创造了美？其实，我们还应该去询问的，却是美如何创造了我们？审美与艺术帮助我们去挖掘出真正的力量，去唤醒我们。

    ④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审美与艺术的特殊本性——意象呈现。

    ⑤意象呈现是内在的自由生命借助于外在形象所进行的自我建构。正如吉尔伯特、库恩在《美学史》中断言的：“它体现了人们创造象征和符号的独特而神奇的力量。”区别于“超验表象的思”（宗教）、“纯粹的思”（哲学），黑格尔把它称之为 “感性直观的思”。而且，在外在世界不再引起宗教的神秘联想之后，确实已经隐秘地进入了审美与艺术的情怀寄托。它代表着：当今生命中难以解决的东西，都首先可以在审美与艺术中得以象征性地解决，昔日宗教的神奇作用当今也已经被审美与艺术取而代之了。

    ⑥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意象呈现并不是我们日常所常见的维系于客体、维系于现实。意象呈现维系于主体、维系于精神生活，是由客体形象与自由生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关系，是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异质同构，是意在将人类的精神生活凸显而出，也将人之为人的无限本质和内在神性凸显而出。因此，应该是一种象征呈现。劳·波林曾经说：象征，就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中国人也常感叹“形象大于思想”。事实上，就是因为它呈现的是主体内涵，是生命的对象物，而与赋予形象以意义无关，也与充当形象的注脚无关。

    ⑦由此，不难发现，所谓意象呈现，作为象征，其实就是人类精神生命的进化的强大杠杆。人类正是通过意象呈现而拥有世界。意象呈现是生命的庆典。通过意象呈现，我们从物的世界迁徙到意义的世界，从功利的世界迁徙到虚无的境界。意象呈现即最后的救赎之物。而现在我们最大的失败也正是遗忘了这一点。语言已经被物化了、工具化了。意象呈现也因此而隐遁不见。因此，我们现在所应当去做的，就是让意象呈现超出自身而指向另外的东西，呈现出意象背后的无名的真实的东西、高于生命的东西、高于死亡的东西。借助于它，我们得以亲近自然而毋需跋山涉水，并且可以在精神上回到自然中的人的自然。

    ⑧由此，意象呈现为什么能够达成审美救赎？应该说，也就一目了然了。由此不难发现：过去以情感来区别审美与艺术，是错误的。艺术的核心不是情感，而是意象呈现，也就是象征。

（有删改）

    据国外媒体报道，大约在5500万年前，全球气温曾一度极速攀升，从而导致海平面升高、海洋酸度增大，以及一些物种的永久消亡。这一历史性全球变暖就是著名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以下简称“古新事件”）。

    研究人员推算，在远古时代，每年大约有十亿吨碳排放到大气中。在“古新事件”之前的数千年间，大量富含碳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中，之后每年以10亿吨左右的速度递增。当海洋温度逐渐升高，“冻”在海床中的大量甲烷沉积开始解冻融化。甲烷是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随着它的解冻冒泡进入大气，全球气温开始上升。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海洋温度进一步升高，触发海床中更多的甲烷释放，进而又促进了大气的升温，形成恶性循环。如此反复导致了整个地球变暖，引发了“古新事件”。如今，类似的升温变暖情况很可能再次出现。随着现代海洋的变暖，有证据显示海床中的甲烷可能再一次解冻冒泡。有了“古新事件”的前车之鉴，我们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有了一定的预见性。

    在科学家看来，“古新事件”也是自然界的一个毁灭者。一些保存在南极洲沉积物中的微生物物种，在气候变暖伊始就消失了。生活在海洋深处的生物，成为此次事件中最易受冲击影响的对象。它们在数千万年间，经历了最为严酷的物种灭绝。令人惊奇的是，许多生活在海洋中稍浅水域的微观生物物种却显得特别繁盛，这是气候变化过程中“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一个早期迹象。深海生物物种的死亡因素可能非常复杂，逐渐变暖的水温以及水中越来越少的氧气，都是罪魁祸首。然而，另一些微生物却刚好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适应缺氧环境逆势生存。

那时候，一些海洋沉积物含有大量富铁磁性矿物，这种矿物被称为磁铁矿。有些物种可以利用磁铁矿，将其贮存在体内，这可能是因为磁铁矿有两大好处：一是有硬度，可以造就一副钢牙铁齿；二是有磁性，可以帮助生物根据地球磁场确定方向。缺氧水域有利于铁的累积，因此在“古新事件”时期，海洋中利用磁铁矿生存的微生物就可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海水的其它变化往往都是有害的。当海洋吸收了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海水会变为弱酸性，pH值降低，导致海洋酸化。我们知道，今天的全球海洋都可见这种酸化，事实上5500万年前也有过海洋酸化现象。随着海水pH值的下降，酸性物质会溶解掉建造骨骼的碳酸钙，导致深海生物的物种灭绝。同时，海洋酸化也会影响海洋中的浅水生物生存，特别是珊瑚礁遭遇了自5.5亿年前进化至今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生存危机。除了海洋生物，陆地上的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

    在“古新事件”时期，北极的雨量也比平常要多得多，海平面上升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灾害。例如，这一时期，曾出现北大西洋的岩浆活动。海洋地壳温度升高，推动岩浆向上运动，使海洋变得更窄，进而又加重海平面上升趋势，如此一来海平面可能升高达30米。对于陆地上的生物而言，“古新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巨大的。

    “古新事件”时期，在怀俄明州，植物范围随着气温的升高，向北推移了数百公里。很明显，那时针叶树林已经基本上从怀俄明州消失殆尽了。也正是在“古新事件”时期，统治地球的许多哺乳动物种群，包括马、牛和其它有蹄类动物出现并广泛分布于北半球。但是这些动物种群的成员变化又将令人大吃一惊。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科学家罗斯·塞科德指出：“有充分证据显示，40%的哺乳动物群在‘古新事件’时期，体形变得越来越小，并且没有一种动物群体形变大。”事实上，一些哺乳动物体形已经变得很小了。

（《光明日报》2015年9月23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