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桥边》

----伯尔

　　他们替我缝补了腿，给我一个可以坐着的差使：要我数在一座新桥上走过的人。他们以用数字来表明他们的精明能干为乐事，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数目字使他们陶醉。整天，整天，我的不出声音的嘴像一台计时器那样动着，一个数字接着一个数字积起来，为了在晚上好送给他们一个数字的捷报。当我把我上班的结果报告他们时，他们的脸上放出光彩，数字愈大，他们愈加容光焕发。他们有理由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去了，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走过他们的新桥……

　　但是他们的统计是不准确的。我很抱歉，但它是不准确的。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我懂得，怎样唤起人们对我有诚实的印象。

　　我以此暗自高兴，有时故意少数一个人；当我发起怜悯来时，就送给他们几个。他们的幸福掌握在我的手中。当我恼火时，当我没有烟抽时，我只给一个平均数，或更低的数字；精神愉快时，我就用五位数字来表示我的慷慨。他们多么高兴啊！每次他们郑重其事地在我手中把结果拿过去，眼睛闪闪发光，还拍拍我的肩膀。他们什么也没有料想到!然后，他们就开始乘呀，除呀，算百分比呀，以及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算出，今天每分钟有多少人过桥，10年后将有多少人过桥。他们喜欢这个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抱歉得很，这一切都是不准确的……

　　当我的心爱的姑娘过桥时——她一天走过两次——我的心简直就停止了跳动。我那不知疲倦的心跳简直就停止了突突的声音，直到她转入林荫道消失为止。所有在这个时间内走过的人，我一个也没有数。这两分钟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让他们侵占去。当她晚上又从冷饮店里走回来时——这期间我打听到，她在一家冷饮店里工作——，当她在人行道的那一边，在我的不出声音、但又必须数的嘴前走过时，我的心又停止了跳动；当不再看见她时，我才开始数起来。所有一切有幸在这几分钟内在我朦胧的眼睛前面一列列走过的人，都不会进入统计中去而永垂不朽了：他们全是些男男女女的幽灵，不存在的东西，都不会在统计的未来完成式中一起过桥了……

　　这很清楚，我爱她。但是她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她不该知道，她用何等可怕的方式把一切计算都推翻了，她应该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地带着她的长长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脚步走进冷饮店，她应该得到许多小费。我在爱她。这是很清楚的，我在爱她。

　　最近他们对我进行了检查。坐在人行道那一边数汽车的矿工及时地警告了我，我也就分外小心。我像发疯似地数着，一台自动记录公里行程的机器也不可能比我数得更好。那位主任统计员亲自站在人行道的那一边数，然后拿一小时的结果同我的统计数字相比较。我比他只少算了一个人。我心爱的姑娘走过来了，我一辈子也不会把这样漂亮的女孩子转换到未来完成式中去；我这个心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被乘、被除、变成空洞的百分比。我的心都碎了，因为我必须数，不能再目送她过去，我非常感激在对面数汽车的矿工。这直接关系到我的饭碗问题。

　　主任统计员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人，很忠实、很可靠。“一小时内只数错了一个人，”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反正要追加一定的百分比的零头。我将提议，调您去数马车。”

　　数马车当然是美差。数马车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运气。马车一天最多只有25辆，每半小时在脑中记一次数字。这简直是交了鸿运！

　　数马车该多美！4点到8点时根本不准马车过桥，我可以去散散步或者到冷饮店去走走，可以长久地看她一番，说不定她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送她一段路呢，我那心爱的、没有计算进去的小姑娘……

目送

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也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在小日子里生长与飘零

程耀恺

    ①董桥偶于市，上得到一枚闲章，材质也许不敢恭维，印文却是绝妙好辞：“我是个村郎，只合守篷窗、茅屋、梅花帐。”这十五个字，印在纸上，无论怎么读，感觉都是一首诗，而诗眼就在“只合”二字，上，这个村郎，肚子里肯定贮了些墨水，却不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你若以为他是一个胸无大志、不求上进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篷窗、茅屋、梅花帐，是他的选择。

    ②我也是个村郎，因为时代发生了骤变，“篷窗、茅屋、梅花帐”像云彩一样飘逝了，我够不着了。这时候，城市吸纳了我，没办法，我只有在城市里过日子。城里的日子，有采采流水的好日子，有蓬蓬远春的美日子，有举步维艰的难日子，有平淡无奇的小日子，也有鲜花着锦的大日子。在这当中，我偏偏选择了小日子，我只适合过小日子。

    ③别看这小日子，就是“白菜豆腐保平安”，没这么简单。过小日子，还有不管风吹浪打，自有风景可看的一面；过小日子，还有在你不想走的路上来来往往，在你不想待的地方安家落户，与你不相识的人同舟共济的一面。说到底，过小日子的真谛，就是不拘酸甜苦辣，自然而然地生活。

    ④诚如托尔斯泰所言，各家各有各的幸福与不幸，小日子从来就不是千篇一律。至于我的小日子，说得好听点，就是锅碗瓢勺交响曲；说得直白些，便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只不过，因为我粗识几个字，在开门七件事之外，我也买些书籍与刊物，这样一来，烹文煮字也就和我的小日子水乳交融在了一起。

    ⑤过小日子，当然要精打细算了，但绝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有朋自远方来，曾经共患难，而今相去三干里，相隔三十年，最难风雨故人来，开茅台，泡龙井，倾其所有款待，也在所不惜。又譬如，买一件羊毛衫，通常要问问价，说不定还要货比三家。若是添置电脑、数码相机之类，那就只在贵的里挑，拒绝便宜货。花钱的事，正如女人的面霜，往脸上抹不心疼，但绝对不会往身上抹。总而言之，铢积寸累，是小日子的本色；一掷千金，是小日子的彩色。如此说来，小日子不是富，小日子也不是穷，贫困与富有，在小日子里，是没有重量、没有颜色的词儿。小日子好比量体裁衣，无所谓峨冠博带，称心如意才是根本。

    ⑥像我这样过着小日子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生活在两重世界里的人。八小时之内，我是必然王国里的臣民，只知道为生存而生存；八小时之外，我是自由王国里的臣民，可以为看云而看云。我当臣民的时候，就听天由命；我当百姓的时候，就笑骂由心。我知道，一个人活着，就得忍耐我们必须忍耐的，也要创造我们必须创造的。幸亏还懂得这一点点小道理，才不致被两重世界撕裂开来，依旧是个完整的过小日子的人。

    ⑦有一阵子，我在广州的一家公司做事。公司为房地产商做策划销售，我们就让甲方打广告，说什么“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买某某花园，就是买高兴！”我做策划做得久了，卖房子卖得多了，就明白买房子这件事，不见得有多少高兴，有点高兴，终归也要被折腾成落花流水。后来我退出了江湖，回到老房子里，回到小日子里，我下了决心，固守我的老巢，我深知小日子经不起折腾。小日子就像一只提水的木桶，外边至少要有一道箍儿箍着，才不致散板，不折腾就是小日子的箍儿，有了这道箍儿，小日子就能循序渐进，就能风平浪静。

    ⑧跨过了青年的混乱，越过了中年的不安，迈过了老年的苍凉，我的人生，就在小日子里生长与飘零，如同一片树叶，在森林里生长与飘零。

（选自《思维与智慧》）

迷津处一片蒹葭

    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305篇，最爱就是这首《蒹葭》。蒹葭二字似乎天生就是给诗歌作题目的，在纸上写，耳边听，嘴中念，心里想，都那么美，那么可思而不可言。这两个带草头的汉字也特别像身段娇好的美人，还带着那么点山野气，露水味儿。

    ②《蒹葭》是那种很彻底也很孤绝的诗，“诗无达诂”或“诗不可译”之类的话仿佛是为这类诗量身定做的。谓予不信，可试着改动或删除它一个字，你会发现，一整首诗都会喊“疼”！这样的诗注定是一个谜，公然挑战我们的情商和智力。古往今来，对这诗的解读早已成为一大悬案。譬如《毛诗序》认为这诗是讥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也”。《诗本义》的解释更有趣：“所谓伊人者，斥襄公也，谓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适，欲逆流而上则道远而不能达；欲顺流而下则不免困于水中，以兴襄公虽得进列诸侯而不知所为，欲慕中国之礼义，既邈不能及；退循其归，则不免为夷狄也。”“美刺”的传统固然肇端于《诗经》，然诗歌的本义一旦被坐实，赏读的趣味便要减半。还是朱熹老夫子聪明，他在《诗集传》里说：“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闲闲一笔，不仅消解了上述诠释的权威性，也给《蒹葭》的多元解读另辟了一条蹊径。

    ③蒹葭，是长在水边的芦苇。芦花色白，何况一大早还打上了一层如霜的白露？想象里，那长满蒹葭的水边该是一处野渡吧，没有板桥，没有扁舟，当然也没有鸬鹚，隐隐约约的雾，在水一方的人，如真似幻，扑朔迷离得一塌糊涂。那是一片亘古的迷津，在汉字里疯长了几千年的芦苇摇着头，逗引着那些“会思想的芦苇”纷纷加入这场“猜谜游戏”。清代学者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溯洄'、'溯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于是于'在'字上加一'宛'字，虽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这样读法，算是入了文学之港。清末才子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这是一首“招隐”诗：“盖秦处周地，不能同周礼，周之贤臣遗老，隐处水滨，不肯出仕。诗人惜之，托为招隐，作此见志。一为贤惜，一为世望。”陈子展《诗经直解》称《蒹葭》是“诗人自道思见秋水伊人，而终不得见之诗”，又说“诗境颇似象征主义，而含有神秘的意味”。朱东润则肯定此诗“抒写怀人之情，在艺术上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前贤的这些说法虽也有理，但仍有“戴着镣铐舞蹈”之意，不若笔者拈出“距离”与“过程”二语解释得有味。

    ④上文学史课，每次讲到《蒹葭》，不免要问：“这是一首什么诗？”学生多半以“爱情诗”对之，殊不知古人眼里，爱情的地位远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大。不过读到一个“情”字也很了不起，应予肯定。然如果是写爱情，那也不是两情相悦，而是单相思。诗人和他的对象“伊人”实在离得太远，“在水一方”说的就是“距离”。而且，两个端点之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水，阻挡牛郎织女的银河不也是另一种“水”么？窃谓诗的美感一多半便是缘于这“距离”的营造。如果“伊人”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真的还能兴起美感和追求的冲动么？写“距离”只是第一层。接下来的“溯回从之，道阻且长”，则是写求索过程的艰难，惟其艰难才乐此不疲。“过程”的终点是“结果”，可一旦有了“结果”，会怎样？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其所有的悲壮和崇高正来自于石头推到山顶又会落下来。“宛在水中央”的“宛”字极妙，不仅渲染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朦胧意境，也附带让这“结果”永远地悬置起来，成了钱钟书所谓“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结果”的未知既是一种缺憾，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无言的美丽？

    ⑤进而想，这难道仅仅是写爱情吗？理想的追求又何尝不是如此？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谓“生活在别处”，宗教所谓“彼岸世界”，这些对人生“此在”困境、“彼岸”虚无的一种哲学表述，亦可作如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蒹葭》不仅写了_____，抒了情，还言了_____。要说“朦胧”，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朦胧诗吧。

    ⑥我想，中国人应该会背这首美感和哲思兼善的《蒹葭》，将这首诗刻录在大脑的硬盘里，就是出国了也不会走失，情绪低落时吟哦一遍，灰暗的天空说不准就会明亮起来。因为这是地道的母语，也是我们民族的徽标，文化的基因和灵魂的胎记。

鸡毛

汪曾祺

她是一个住在西南联大里的校外人，她又的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昆明大西门外有片荒地，联大盖新校舍，出几个钱，零星的几户人家便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可她的两间破草屋戳在宿舍旁，不成样子。联大主事的以为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跟她商量，把两间草房拆了，就近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原来的好。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个鸡窝。

宿舍旁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没觉得奇怪，都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老实，没文化，却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她靠给学生洗衣物、缝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两棵半大的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大太阳的天气，常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缝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为避嫌疑，她从不送衣物到学生宿舍里去，让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青草里有虫儿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集市去卖。蛋大，红润好看，卖得也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小块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她觉得这女婿人好。他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看老丈母，会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环境里，她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却隐约知道，这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尽管先生们现在并没有赚大钱、做大事、好像还越来越穷。

有个先生叫金昌焕，经济系的，算是例外。他独占宿舍北边一个凹字形单元。他怪异处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块肉。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铁丝上，领带、鞋袜、墨水瓶……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东西的下面。再穷的学生也得买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这些通告、启事总有空白处。他每天晚上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处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纸质大小、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也不顾文告是否过期。他每晚都开夜班，这伤神，需要补一补，就如期买了肉，切成大小相等的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用过鼎罐，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炉上炖熟，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功，打开坛盖，用一支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晚上仍是开夜班，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上了会计，他添了一样毛病，每天穿好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同屋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金先生不在乎，他要毕业了，在重庆找好了差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隔一个星期丢一只。文嫂到处找过，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大学里不合适，便一个人叨叨：“我的鸡呢？我的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她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有点傻了。但她和女儿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毕业，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就多了。有的先生临走收拾好行李，总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叫来文嫂，随她挑拣。然后她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同屋的朱先生叫文嫂过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点值得一拣的东西。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照样替金先生打扫，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哪，我寡妇无业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我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好像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苦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选自《汪曾祺经典小说》，有删改)

粮食要到肚子里

陈军

儿时在农村，家乡人一般不说浪费粮食，而是说糟蹋粮食。在乡亲眼里，人要活命，得靠粮食，粮食与人有着过命的交情，而珍惜粮食、敬畏粮食最朴素的观念就是“粮食要到肚子里”。

农村人最知种粮苦，都跟粮食亲。记得那时收麦子，芒种前后是农家人忙断腰的一季。布谷鸟的叫声催着整个村子，“黄了麦子”是一年中最大的担忧，必须要在那几天把地里的麦子抢收完。印象中，那时天还黑着，爹娘便拎着镰刀，踏着月光下地了。

娘割麦子快，手持镰刀弯腰揽麦，只听到麦秆遇刃的“嚓嚓”声，一行割完才直起身来擦把汗。娘说这样割麦，一来少起身，腰就少疼点儿；二来可以少擦汗，不直起身汗就直接顺着眉毛滴到地里了。那时，学校都放麦假，让我们这些孩子也帮着家里麦收。割一天的麦子，太阳烤，麦芒刺，晚上躺在床上，脸又红又痛，腰都不是自己的了。收一季麦下来，爹娘都会瘦一圈。一粒麦就是一滴汗珠，一仓黄灿灿的麦子，就是一缸滚烫烫的汗珠。

割完麦子，我和妹妹的任务就是拾麦穗。看着两篓排列整齐的麦穗，爹会表扬我们：“你俩拾的这些麦子，够咱一家人吃上好几天了。”拾完麦穗后，地不急着耕，还要空上一个星期左右，娘说：“地里应该还有一些没有拾回来的麦穗，让鸟雀子叼干净了再犁。”

收麦后的第一顿馍，是我们最期待的。蒸馍前，爹挑水，劈上好的筋骨柴。娘揉面，做馍，上蒸笼。我和妹妹烧火，打下手。蒸笼开始变得潮湿，不断冒出麦香味儿时，两个小肚子开始“咕咕”叫，我和妹妹一步不离地守在旁边，等着开笼。娘心中有数，她说蒸馍的火候要刚刚好，不够火或者蒸过了，都不好吃。她一声“起笼”，笼盖一掀，那叫一个香啊！

可娘说，新麦下来的第一口馍是不能急着吃的。中午，太阳当头照，万物明朗。爹把一条板凳往太阳底下一放，把一屉热腾腾的馍放在板凳上。馍的热气袅袅升起，娘双手合十，嘴里祷告着。她双手从胸前一放下来，我和妹妹就跑上前，一人捧一个馍，因为烫，吹一口气，咬一口，嘴咧来咧去，手掂来掂去，不一会儿，一个钵大的馍就下了肚。

在那明晃晃的阳光下，在那与粮食相依的岁月里，在爹娘的衣襟边，馍香仿佛能在胃里留存好多年，未来某个特定时刻就会热乎乎地翻腾起。

农村人对粮食的态度是三尺黄土般的心思，种粮时那些艰辛的历程，仿佛是在天地之间进行着某种庄严的仪式。冬去春来，风调雨顺，农人收获着大地的礼物。这饱含天地日月之精华的粮食，喂养着人类，一代又一代。而对于一粒粮食来说，从土里到达肚里，才是它的归宿。

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自然不敢浪费。像我这样的农家孩子，不少规矩都是从吃饭而来，比如，吃多少盛多少，碗里不能剩饭；掉到地上的食物要捡起来，到不了人肚子里，也要到牲畜的肚子里；上学带的饼，吃不完一定要带回来。在梅雨季节，被褥、家具都会发霉，但粮食一般不会发霉，都保存得好好的。粮食，是一家人最可靠的家底。

老家鄂西都是旱田，一年两季主粮，五月收麦，十月收苞谷。白花花的麦面是细粮，黄灿灿的苞谷是粗粮。家里来了客，娘都是擀面、蒸馍。苞谷是粗粮，一般不用来招待客人，除了自家人吃，还留一些给牲畜吃。每一粒粮食都到了肚子里，就连粮食那一层外衣也是牲口的好粮，比如麦麸、玉米包壳。

那个年代，粮食不宽裕。有时接济不上了，或者家里来了客，麦子还没磨，都要去邻居家借面。我家靠面缸的那面墙上，像一面选举墙，借了谁家的面，就记下“正”字，欠几瓢就划几笔。家里磨了麦面，头等事就是还面。娘舀起满满一瓢面，再用一个小碗向上加，边加边轻轻拍实，直到堆出一道尖儿。我说：“借的时候是平平的一瓢。”娘瞪我一眼：“你懂啥！”还叮嘱我路上不要跑，别把面洒了。

我自然知道粮食的金贵，还面的路上，我弓着腰护着瓢，小心翼翼，生怕有风来。但偶尔也有尖塌了、风吹飞的时候，弄得我一身白。我家的面倒入别家的面缸时，“噗”的一声，会升起一小团尘雾，真是欢腾。还三婶的面时，她说：“你娘这个人呀，就是讲究！”在粮食紧缺的那些年，还面时的这道尖儿，让娘在村里有了个好名声。

如今，生活富裕了，人们不再借面，粮食逐年增产，种粮收粮也机械化了，但儿时与粮食的交情，让我学会了珍惜。

后来我到了城里，虽然不再种粮了，但看到粮食总是格外亲。对粮食的这份情义和吃饭的那些规矩，我也一点一点地讲给我的孩子。我给孩子们立了一条规矩，也是长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一一粮食要到肚子里。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