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避，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秋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蒙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抛评，这种自我抗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审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的审美具有共通性也具有民族的相异性。西方人称“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中国人则称“生生为美”。“生生美学”产生于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明显的区别于西方美学的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

    “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是“生生美学”的文化背景。“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具有根本性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人观察问题的特有立场和视角，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艺术形态的产生发展与基本面貌，构成“生生美学”之文化背景。“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对一种宏阔的东方式“中和之美”的诉求，相异于西方古代希腊对微观的物质的“和谐之美”的诉求。

    阴阳相生的古典生命美学是“生生美学”的基本内涵。“天人合一”构成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天人合一”之“一”就是“生”，即生命。“生”有一个中间环节是“气”，阴阳之气为生命化生之本，二气交感诞育万物，成为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周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道成为万事万物社会人生包括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阴阳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的统一体，也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艺术体现。这种阴阳之道，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无所不在，书法的黑白对比、绘画的线条曲伸、音乐戏曲的起承转合等无不是阴阳相生的体现。

    “太极图示”的文化模式是“生生美学”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文化传统中的阴阳关系呈现一种极为复杂的“太极图示”。宋初周敦颐所谓“太极而无极”，即指太极无边无极，无所不在。“太极”是一种阴阳相依、交互施受、互为本根的状态。这是对于生命的产生与终止、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形态的现象描述，是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之所在，中国传统艺术均表现为一种圆柔的饱含生命张力的形态。有学者将之视为艺术的圆形思维模式，这种圆形艺术思维使得艺术极富张力，如汉画像中两只拱背相向、蓄势待发的虎豹。

    线型的艺术特征是“生生美学”的艺术特性。根据宗白华的论述，中国传统艺术是线型的艺术，时间的艺术；而西方古代艺术总体上说是块的艺术，空间的艺术。线型艺术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时间之美，一切艺术内容都在时间与线型中呈现，化空间为时间。《清明上河图》在动态的多点透视中呈现了清明时节汴河两岸完整的风情画面；书法是时间之流中笔的生命之舞，最能反映线性艺术的特点。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传统的“生生美学”及其艺术呈现，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与审美方式，是一种活着的有生命力的艺术与美学。它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特别是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对发展当代美学，对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曾繁仁《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2018年1月7日《光明日报》）

珍惜愤怒

小时候看电影虎门硝烟的英雄林则徐在官邸里贴一条幅“制怒”。由此知道怒是一种凶恶而丑陋的东西，需要时时去制服它。

    长大后当了医生，更视怒为健康的大敌。师传我，我授人。怒而伤肝，怒较之烟酒对人为害更烈。人怒时，可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瞳孔放大，寒毛竖紧……一如人们猝然间遇到老虎时的反应。

    怒与长寿，好象是一架跷跷板的两端，非此即彼。

    人们渴望强健，人们于是憎恶愤怒。

    我愿以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代价，换取永远珍惜愤怒的权利。

    愤怒是人的正常情感之一，没有愤怒的人生，是一种残缺。当你的尊严被践踏，当你的信仰被玷污，当你的家园被侵占，当你的亲人被残害，你难道不滋生出火焰一样的愤怒吗？当你面对丑恶面对污秽，面对人类品质中最因。阴暗的角落，面对黑夜横行的鬼魅，你难道能压抑住喷薄而出的愤怒吗？

    愤怒是我们生活中的盐。当高度的物质文明像软绵绵的糖一样簇拥着我们的时候，现代人的意志像被泡了酸一样的牙一般软弱。小悲小喜缠绕着我们，我们便有了太多的忧郁。城市人的意志脱了钙，越来越少倒拔垂杨柳强硬似铁怒目金刚式的愤怒，越来越少幽深似海水波不兴却蕴育极大张力的愤怒。

    没有愤怒的生活是一种悲哀。犹如跳跃的麋鹿丧失了迅速奔跑的能力，如敏捷的灵猫被剪掉胡须。当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当人首先戒掉了愤怒，随后再戒掉属于正常人的所有情感之后，人就在活着的时候走向了永恒——那就是死亡。

    我常常冷静地观察他人的愤怒，我常常无情地剖析自己的愤怒，愤怒给我最深切的感受是真实，它赤裸而新鲜，仿佛那颗勃然跳动的心脏。

    喜可以伪装，愁可以伪装，快乐可以加以粉饰，孤独忧郁能够掺进水分，惟有愤怒是十足成色的赤金。它是石与铁撞击一瞬痛苦的火花，是以人的生命力为代价锻造出的双刃利剑。

    喜更像是一种获得，一种他人的馈赠。愁则是一枚独自咀嚼的青橄榄，苦涩之外别有滋味。惟有愤怒，那是不计后果不顾代价无所顾忌的坦荡的付出。在你极度愤怒的刹那，犹如裂空而出横无际涯的闪电，赤裸裸地裸露了你最隐秘的内心。于是，你想认识一个人，你就去看他的愤怒吧！

    愤怒出诗人，愤怒也出统帅，出伟人，出大师，愤怒驱动我们平平常常的人做出辉煌的业绩。只要不丧失理智，愤怒便充满活力。

    怒是制不服的，犹如那些最优秀的野马，迄今没有任何骑手可以驾驭它们。愤怒是人生情感之河奔泻而下的壮丽瀑布，愤怒是人生命运之曲抑扬起伏的高亢音符。

    珍惜愤怒，保持愤怒吧！愤怒可以使我们年轻。纵使在愤怒中猝然倒下，也是一种生命的壮美。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己时才给予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材料一：

每个伟大的时刻都是由无数平凡和渺小组成的。把“我”跟所有观众连接起来，释放每一位观众心里的情感，是这部电影的努力方向。正如电影的总制片人黄建新所说“我们就是想把《我和我的祖国》的这个‘我’拍好”，因为他们最普通，但他们内心最深处有温暖，有情感，有伟大。

从为了新中国第一面电动国旗“万无一失”的林治远，到为了第一颗原子弹惊世一爆不敢与爱人相认的高远；从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一秒不差”的升旗手朱涛，到把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送给汶川地震孤儿的张北京……电影中出现的每个人物，都击中了每一个“我”内心最深处的柔软。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夺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2015年九三阅兵，电影中人物的经历，见证了祖国每一次向前的坚实脚步，唤起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不管是身处繁华的首都，还是身处荒凉的草原；无论是生于建国初期的70岁古稀老人，还是成长于新世纪的青春少年，每个“我”都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重温了记忆，找到了共鸣，牵引出了与祖国最深层的情感羁绊。原来，那些镌刻在新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伟大时刻，那些熠熠生辉的璀璨画面，有他，有你，也有我！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我和我的祖国》带领我们重温了新中国70年的峥嵘岁月，激发了我们内心最朴素的爱国情怀。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在通往宇宙的征途中，在共和国的星河里，正是无数个“我”默默奉献、无私拼搏，用忠诚、执着、朴实的赤子之心，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无怨无悔对事业坚守，坚定不移为国为民奉献，撑起了共和国的铮铮脊梁，筑起了共和国的雄伟大厦，铺下了民族复兴之路的块块基石。

（摘编自《人民网评：<我和我的祖国>， 伟大的时刻有你有我！》）

材料二：

中国社会演进到夏商周时期，“家国同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血缘亲情为本位的家庭或家族管理形式，不仅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而且两者的传承方式也如出一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国与家虽有大小之别、上下之分，却仿佛一个有机体的微小局部与庞大整体的关系，既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又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一方面，家是国的最小社会单位、是国的细胞和缩影，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使我们的先人将家与国的治理几乎看作是同一回事。

《左传·桓公二年》晋大夫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这虽然主要是描述春秋早期邦国社会的主从等级秩序，表明尊卑上下之异，但也显示出血缘亲情之和，传达了家与国紧密相连的信息。在这种“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等级分封、家国“胶结”的社会结构中，“家”里对父母之“孝”与“国”中对君主之“忠”自然结合在一起，“亲亲”与“尊尊”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融为一体。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如此等等表明，儒学家常常把家与国的联系看作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家兴可以影响国运：“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曾子语，见《大学》第十章）另一方面，国乱则不免家丧：“天下大乱，无有安国； 一国尽乱，无有安家； 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这种“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的家国同构认识，长期延续、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稳固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结构。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心理认知，正是家国情怀萌生滋长的“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依此而论，要想“天下归仁焉”，则要从做人的最根本处孝顺父母、敬爱兄弟等做起。可以说，为仁的基础在血缘亲情之中，而治国安民则是对血缘亲情的放大。

《大学》里“八条目”对此说得最清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这里一方面强调一个人要想立德于天下，就要为国效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想报效和治理国家，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而整顿好家庭和家族，则应从修养自身做起，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上下功夫。如此，不仅将个人、家庭、国家纳入联动递进的演进链条和轨道，而且为千千万万明德有为之士指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步阶梯和人生目标。家国情怀的产生和弘扬，正是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开拓前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激励人们为国为家拼搏奋斗的情感基础和精神力量。

（摘编自钱念孙《家国情怀溯源》）

人类在进化的蒙昧时期，就已经具有一种才能，这种才能，因为没有更恰当的名字，我姑且叫它为数觉。由于人有了这种才能，当在一个小的集合里边，增加或者减去一样东西的时候，尽管他未曾直接知道增减，他也能够辨认到其中有所变化。

数觉和计数不能混为一谈。计数似乎是很晚以后才有的一种收获，由后文可以知道，它牵涉到一种颇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就我们所知，计数是一种人类独具的特性；另一方面，有若干种动物看来也具有一种和我们相类似的原始数觉。至少，有权威的关于动物行为的观测家持有这种主张，而且有很多实例支持这种理论。

例如，许多种鸟类是具有这种数觉的。鸟巢里若是有四个卵，那么可以安然拿去一个；但是如果拿掉两个，这鸟通常就要逃走了。鸟会用某种奇怪的方法来辨别二和三。但是这种才能不仅限于鸟类。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最惊人的例子要算叫作“独居蜂”的昆虫。这种母蜂在每个巢里下一个卵，并且在巢里面预先储藏了一批活的尺蠖，作为幼虫孵化后的食料。使人吃惊的是，各类独居蜂每巢里所放的尺蠖数目都是一定的。

由于蜂类行为的规律化，而且这种行为和它的生命的基本机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上述例子不如下面的例子来得更加令人信服。这里所举的鸟的行为，似乎已经处于自觉的边缘了。

有个田主决心要打死一只在他庄园的望楼里筑巢的乌鸦。他试了好多次想惊动它，始终没有成功：因为人一走近，乌鸦就离开了巢，飞开了。它栖在远远的树上守着，等到人离开了望楼，才肯飞回巢去。有一天，这田主定下了一个计策：两个人走进望楼，一个留着，一个出来走开了。但是乌鸦并不上当：它老等着，直到留在望楼里的人也走了出来才罢。这个实验一连做了几天：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没有成功。末了，用了五个人：也像以前一样，先都进了望楼，留一个在里面，其他四人走出来，离开了。这次乌鸦却数不清了：它不能辨别四与五、马上就飞回巢里去了。

这个例证可以引起两种反驳的意见。第一，具有这种数觉的动物只限于极少的几类，而在哺乳动物中就没有发现这种才能，甚至猿猴也好像没有。第二，就已经知道的一切事例而言，动物数觉的范围实在太小，简直可以略而不论。

第一点意见我们是承认的。这确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识数的才能，不论是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看来总是限于几种昆虫、几种鸟类和整个人类。对于狗、马和其他家畜所做的实验和观察，都不曾发现它们有什么数觉。

至于第二点意见，却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人类的数觉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寻常让一个文明人去辨别数目的时候，他总有意无意地用其他的技能，诸如对称图形读法、心计组合法、计数术等，来帮助他的直接数觉。特别是，计数已经变成我们智能的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实验我们的关于数的知觉，实在是很困难的。但是，话虽如此，现在还是有了一些进展。根据精密安排的实验结果，不能不下结论说：普通文明人的直接视觉数觉，很少能超过四，至于触觉数觉，范围甚至还要小些。

我们绝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远祖有更高的天赋，却有许多理由使我们怀疑这种想法。试看各种欧洲语言，几乎都带有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英文的 thrice和拉丁文的ter，有同样的双重意义：三倍和许多。拉丁文的 tres(三) 和 trans(超过)之间有着可信的联系，而法文的 très(甚) 和 trois(三)也是如此。

一种比鸟类高强不了多少的原始的数觉，就是产生我们数概念的核心。毫无疑问，如果人类单凭这种直接的数的知觉，在计算的技术上，就不会比鸟类有什么进步。但是经历一连串的特殊的环境，人类在极为有限的数知觉之外，学会了另一种技巧来给他帮忙，这种技巧注定了使他们未来的生活受到巨大的影响。这种技巧就是计数，并且，正是由于有了计数，我们赢得了用数来表达我们的宇宙的惊人成就。

有些原始语言对于虹的各种色彩都有专门的词，但是没有“色”这个词；又有些语言所有数词都有，只是没有“数”这个词。其他的概念也有这样的情况。在英文中，对于某些特种集合，有丰富的本国语言的表现方法，例如，flock( 一群)、herd(一帮)、set(一套)、lot(一土堆)、bunch(一束)分别适用于特殊的场合，然而 collection(集合)和 aggregate(集)这两个词却是外来语。

具体的东西总在抽象的东西之先。罗素说： “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人类才发现一对锦鸡和两天同是数‘二’的例子。”到现在我们还有不少词来表达“二”这个概念，如 pair、couple 、 set 、 team 、 twin 、 brace 等。

早期数概念的极端具体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辛姆珊族的语言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种语言共有七种不同的数词：一种用于走兽和扁平的物体，一种用于时间和圆形的物体，一种用来数人，一种用于树木和长形物体，一种用于小艇、一种用来测量、还有一种是在没有特定对象时计数用的。最后一种大概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前几种必定是这族人还没有学会计数之前的早期遗物。

正是计数、才使县体的、不同质的表达多寡的概念结合为统一的、抽象的数概念，前者是原始人的特点，后者则是数学发展的前提。 

(摘编自丹齐克 数：科学的语言》，苏仲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