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彼此转变。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化。汉代河上公注的《老子》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也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产生偏差。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用于整个大自然。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其强调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处，艺术表达与审美诉求尽量处于平衡、和谐、圆融的格局和状态中。“中和之美”与当下中国文化境遇及大众心灵感受的脉息相通，对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消极惰性倾向有平衡抑制功能。

    “中和之美”切近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主体部分。文学的审美取向始终随社会主流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震荡与观念不适后进入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期，改革温和渐进，罕有社会结构的大幅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剧烈变迁。尽管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悲欢离合，但在平衡和平稳的社会大格局下，生活不再是荆天棘地和虎狼扑面，经历的大多也不是惊心动魄和生死抉择。“和风细雨”和“微风小雨”成了生活的主旋律。固然，人生难免有波折，情感也必会有波澜起伏，人格也要顶天立地，批判的锋芒也自不可缺，但就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气质而言，横眉冷对、歇斯底里、咬牙切齿明显是不自然和非常态的。重提“中和美学”，是因为它本身就切近生活的已然状态。以“中和美学”直面人生，钩沉世态，能较为准确地融构当下的存在经验。

    “中和之美”符合当下大众的审美习惯。“中和美学”是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心理与审美意识的有机组成，它已沉淀到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最深处。因此，文艺创作不仅要贴近社会，而且要切近心灵；不仅要有思想的张力，而且还要有精神的深度。一些文艺创作固然可以通过欲望煽情与极致人格书写产生的强烈风格而获得某种吸引力，但其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有限性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刺激性的和消费性的。真正不沉于时间渊薮的富于成就的文学都是关注人的生存，歌颂人的美好天性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和美学”更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生活及大众生活精神主脉互息互通。自觉贯彻“中和美学”的文艺创作传递的观念和经验，可以令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与理念，获得真正的共鸣和相似的联想。

    “中和之美”有利于抑制当下中国文学的某些偏颇。当下文坛，无论是文学观念上的陈陈相因，还是创作意图上与商业文化的亦步亦趋，都要借助血泪涕零的悲戚煽情、正邪价值的激烈对抗、高潮迭起的戏剧夸张、自我撕裂的感官本能以及疯狂诡奇的文本格调来实现，这明显与习见的日常生活相抵触，意识偏见与美学偏执不证自明。以“中和美学”为原则和参照进行艺术选择和艺术升华可以创生出敦厚平和与豁达俊逸的审美韵致，能在叙事的奔放与理性的约束间获取某种平衡，能规范和治理文学创作中失之节制的欲望写作与个人化倾向，能赋予当下文学创作以自觉的分寸感和节制感。

（选自《文艺报》，有删改）

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41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

    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

    文艺原创力是具有独一性的文艺创新能力，它基于文艺家对生活与现实的全新思考和把握，并有着创造性的艺术呈现。提升文艺原创力是推动当代文艺创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前提。而坚定文化自信对于提升文艺原创力意义重大。

    提升文艺原创力必须杜绝平庸，拒绝重复。黄庭坚有言：“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文艺创作就需要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当代文艺产品，如文学、影视、音乐、绘画乃至更广泛的文化产品，要成为精品，要拥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能量，就必须把创新理念贯穿文艺生产的各个方面。文艺创新不能凌空蹈虚，艺术之花需绽放在历史与现实的沃土上。伟大的作品具有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的把握。文艺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全新视角与观照是形成文艺原创力的关键。历史与现实为文艺创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原创资源，当代文艺实践也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当代文艺工作者有着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创新机遇，但只有具备足够的文化定力和审美独立性，坚定对民族、国家、时代的文化自信，并将民族的审美特性融入个人的艺术追求中，才能超越前人，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如果在文化自信上出现问题，在美学追求上出现动摇，一切以被外国人接受或者以市场热捧为追求，就不可能创作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精品力作。

    文艺创新不能为创新而创新，更不能执着于虚妄怪诞。在文艺创作中，大胆创新、勇于突破与追求怪诞、故弄玄虚有着本质的不同。大胆创新之作，能够在前人的成就中探索艺术的未知领域，在题材、风格、手法、形式上突破固有规则，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艺术高度。但怪诞之作并无真诚的艺术追求，表面上大胆新颖，实质上难以掩饰内心的不自信。中国书法史上，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张旭、怀素，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明代的董其昌……一代代的书法大家就像跑着“接力赛”，走正道，有耐力，在继承传统、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出自家面目，登上书法艺术高峰。他们的身上，体现着不懈的创新努力。但当代一些所谓书法家，把书法创新等同于笔墨杂耍，刻意求新求怪，哗众取宠，偏离了中国书法本质规律。这种现象在其他艺术门类中也有不同表现。

    只有不断提升文艺原创力，以持续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为敏锐而全面地反映时代、引领时代，从而更好地讲好当代中国故事，有效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才能使我们的文艺产品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先机，收获赞誉，从而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耸立起文艺创作新的“高峰”。

（摘编自叶青《提升文艺原创力要杜绝怪诞和平庸》）

    都说南仁东20年做了一件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用，人称“中国天眼”。他是这项大工程的发起者及奠基 人，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人称“中国天眼之父”。而该工程核心团队的成员，大部分是他的学生。那么，他们造出来的“中国天眼”，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天眼？

    首先我们还得追溯到望远镜的发明历史。我们知道天文望远镜，主要有光学望远镜和射电望远镜，此外还有红外、X射线、伽马射线等望远镜。最初的天文望远镜是光学望远镜。1609年，45岁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一根管子两端装了两个镜片，对着月亮一看，看到了环形山，从此有了现代天文学。早年的电视，收不到信号，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雪花闪烁。这是电磁波信号，包括来自太空的射电辐射。1933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卡尔·央斯基，研究长途通讯中的静电噪声时，发现银河中心持续的射电辐射，从此有了射电天文学。格罗特·伯雷应聘贝尔实验室失败，1937年在芝加哥附近的自家后院，制造出第一台射电望远镜。这两个小伙子，取得如此重大成果时，都只有二十多岁。

    天文学家都想要很大很大的锅盖。以前屋顶上经常会看到“锅盖天线”，口径越大，电视画面越清晰。射电望远镜的“锅盖”，也是如此。所以世上的射电天文学家，都想有大口径“锅盖”，提高射电望远镜灵敏度。当年伯雷制造的射电望远镜，抛物面天线直径是9.45米。美国上世纪60年代在波多黎各建造了阿雷西沃射电望远镜，口径305米，在老大位置上坐了数十年。口径100米的射电望远镜，有德国波恩附近的埃费尔斯贝格射电望远镜，以及美国格林班克射电望远镜。而“中国天眼”FAST口径500米，抢到了老大之位。还能不能制造更大的锅盖呢？单个望远镜，要做得更大是很难了。不过办法是有的，用大量射电望远镜组成一个阵列，分布在辽阔的地理空间，收到信号综合分析，就相当于一个超大望远镜了。比如国际天文学界正在建设的“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它的观测能力将是神级的。中国是SKA的首创国之一。

    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分布在从非洲到大洋洲的辽阔空间，而美国的阿雷西沃望远镜，和中国的“天眼”，都造在偏远的山窝里——喀斯特地形的洼坑中。这有什么讲究？据专家说，好处不止一个。位置偏远，意味着受其他无线电信号的干扰最小；洼坑地形，是建造大锅盖的理想之地；喀斯特地形，即熔岩地形，排水畅通。建造“中国天眼”之前搜寻选址，找了300多个洼坑，南仁东拄着拐杖，亲自考察了平塘县的几十个候选台址。贵州黔南州平塘县的大窝凼，地形最理想，获得最高分。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工程总工艺师王启明说：“望远镜反射面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尽管反射面板才1毫米厚，也用掉2000多吨铝合金。”他说，中国“天眼”有很多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都由国内顶级企业建造完成”。组成射电望远镜“镜面”的4450块反射面单元，每一块标准单元有两部分，铝合金背架、反射面面板。这个铝合金背架，是萧山企业东南网架制造拼装的。圈梁、索网和支撑馈源舱的6座高塔，用掉的钢材有1万多吨。美国阿雷西沃望远镜的馈源平台，1000多吨重，几乎固定在半空，这样的设计有利于馈源的定位，却缩小了观测角度。王启明说：“如果我们按照阿雷西沃的方案，我们500米望远镜，馈源平台重量至少会达到几千吨。这样重的大家伙挂在空中，成本相当大了。”他说，中国“天眼”用了轻型索支撑馈源平台方案，馈源舱只有30吨重。

（《都市快报》2017年9月23日，有删改）

写在舞台边上（节选）

黄裳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与特征。它是整个伟大的中国艺术传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是歌、舞并重的综合舞台艺术。它以“唱、做、念、打”为主，辅之以“圓场”为代表的舞台调度手法和独特的服装、道具、切末、脸谱、锣鼓、丝竹伴奏等艺术手段经过近千年戏曲艺人的辛勤创造、积累，从广泛的生活、艺术领域中吸取营养，形成了一种具有非凡表现现实生活能力的诱人艺术力量，至今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不妨以艺术大师齐白石的作品作些比较。齐白石是“大写意”派的代表画家，他笔下的花草山水无不以简练而浑成的笔法写出。但在用写意方法勾勒出的花瓣，叶片中间，往往栖息着蜻蜓、蟋蟀、纺织娘……这样细小的昆虫，这是用工笔画出的，笔法的细致，往往使观者可以看到那透明翅翼中间纤细的纹路。无论是粗笔或细笔，画家给观众提供的是同样生动的，洋溢着生之活力的形象，而两者又是统一的。

    在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同样或类似的情形。戏曲艺术家仿佛是一位非常精明的鉴赏家，他在五光十色、无比丰富的生活中，能发现哪些是重要的就抓住不放，哪些是次要的可以略去。从这样的原则出发所形成的一系列表现方法与手段，是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文人画”流派的萌芽、发展、繁荣几乎是同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戏曲舞台上“上下场”、“圆场”等一系列舞台调度方法，是一种非常经济、简洁、聪明的方法。它摆脱了空间与时间的束缚，使演员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人物在马背上奔驰，在道路上躜行，穿过深宅曲院、进入密室、绣房，这些难以在通常话剧舞台上再现的困难课题，在这里几乎都不成为问题。但遇宣泄、刻画人物内心，展现人物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机会，就决不放过。必以狮子搏兔的全力，调动一切手段，加以再现。演员所使用的手段，比姊妹艺术丰富。面部的表情，衣衫的转折、抛掷，繁复身段的运用，歌声的变幻，念白的抑扬……无一不被用来作为揭露人物内心的武器。大胆的省略与精微的刻画在构思细密的节奏中成为一种高度谐和的统一体。观众得到的是同时呈现的“视听之娱”。一切都在同时间、地点完成。

    艺术家的表演，有时夸张便夸张到极处，细腻也细腻到极处。导演设计有时竟会使人联想到现代艺术形式一一电影的手法。近景、特写的使用是如此的频繁与自如，使观众不能不惊异。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家所获得的是远远超过一切姊妹艺术的可羡慕的“自由”但这“自由”又是受着自身的制约的。一步不能脱离生法，也不能离开本身的“程式”。

    程式是死的又是活的；程式是艺术家创造、积累起来的，也是在杨弃、提炼的过程中固定下来的。发展不会停止，程式的变化、丰富过程也永远不会停止。

    中国古典戏曲表现的多半是历史题材或传说、神话故事。但并不因此而使其艺术魅力有所削弱。这首先是固为，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创作者借用了古代的衣冠，但处理题材、刻画人物的依据却是当前的现实。今天舞台上保留下来的许多传统戏，在其创作的当时，正是那时的现代剧。因为现实针对性强与艺术上的成功，被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今天戏曲舞台上通行的服饰，正是明代（约十四到十七世纪）的衣冠，这是因为戏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而当时也正是现代剧产生得最多的时期。

    中国古典戏曲总是以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出现的。由于演出习惯的变更与观众欣赏的集中，人们往往更加重视整出戏中尤为精彩的许多段落。人们都希望在一次演出的组合中能看到题材、风格表演各不相同的许多单折戏。这样做更易于满足观众中间不同的要求并使演出更丰富而精炼，异彩纷呈。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