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欢喜

郑彦英

    应该是1966年，我上高小，暑假的时候，咸阳北塬上的马庄逢集，母亲给了我两毛钱，叫我带三个弟弟到集上逛逛，顺便买一斤盐。

    一到集上，小弟弟兴奋地指着吃食摊子嚷嚷：“油糕，麻糖，还有馄饨。哥，妈不是给你钱了么！”

    我一声喝住了：“还要买盐呢！一斤盐两毛钱，能吃半年。一碗馄饨两毛钱，一吧嗒嘴就没了！”

    小弟弟没敢再吭声，二弟和三弟见我瞪眼，也都噤了声。

    集市东头是百货店，那里卖盐，但是要到那里，必须穿过叫卖各种吃食的街道。我就在街道上走得很快，唯恐哪个弟弟被哪个美食勾住了。当然最担心的还是我的小弟弟，就抓着他的手走，没想到他走到一个炒凉粉摊跟前，猛然挣脱我的手，坐在凉粉摊前的条凳上。

    二弟和三弟都看着我，其实我也被炒凉粉那特别的香味馋得直咽口水，但我还是去拉小弟弟：“走，买盐去。”

    小弟弟不走，死犟着坐在凉粉摊子前，我把他提起来，他又坐下去，如一摊泥。

    凉粉摊师傅很懂公关，知道我主事，就不看我，有意大声叫卖：“吃一口能解一年馋，才五分钱一盘！”说着就开始炒，油在鏊子里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拱得我肚子里的馋虫乱爬。

    我不再吭气，心里盘算着，吃一盘凉粉，就要少称二两半的盐！于是我吼：“走，不走不要你了！”

    但是小弟弟铁了心，我吓不倒他，他硬着头死坐着，不看我。

    我实在没法了，捏着口袋里的两毛钱，转过身，背对着三个弟弟和凉粉摊子。但是，炒凉粉师傅的每一个动作，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炒到最后，铲锅底那一层黄灿灿的凉粉锅巴的时候，师傅有意铲得浅，铲得慢，一下一下地，引诱着一街的人。

    凉粉铲到盘子里了，筷子重重地放到矮桌上，随后，放凉粉盘子的咯噔声响在小弟弟的面前。我还是不转身，我知道三个弟弟这时候肯定都看着我，等我发话。二弟拽拽我的衣服，小声地：“哥！”三弟见我不吭声，走到我面前，怯怯地看着我。我低下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时候小弟弟说话了：“哥，闻着把人香死咧，我只吃一口，剩下的你三个吃。”小弟弟这一句话感动了我几十年。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见小弟弟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软软地说了一句：“吃吧。”他立即笑了，拿起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到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我知道那是和着口水咽下去的。

    小弟弟站起来，把筷子递给我，真诚地说：“哥，好吃得不得了，里头还有豆瓣酱呢！”我说：“我不爱吃凉粉，你三个吃。”说着把筷子递给二弟。

    二弟和三弟推让着，一人吃了一口，又让我吃，我自然还是推。小弟弟夹起一筷子炒凉粉送到我嘴前面，那棕红的酱色，那飘忽的白色蒸气，顿时攻破了我的所有防线。

    我吃了，我有意咽得很快，却不张嘴，让那美味在嘴里回旋。同时把筷子递给小弟弟。 

    小弟弟又推，我便把凉粉在盘子里分成三堆，让他们一人吃一堆，然后把筷子咯噔往矮桌上一放，说：“你们吃，我去付钱。”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三个弟弟吃了两堆，剩下一堆，让我吃，我问是谁没吃，二弟说是小弟弟没吃，留给我。

    我没有再说话，其实也就小小三块，我吃了一块，夹起两块，一下子喂到小弟弟嘴里。回到家里，母亲见我们弟兄四个满面红光，就招呼我们吃饭。我把盐袋放到盐罐子上，母亲掂了一下，笑着说：“吃饭。”

从这天开始的几个月里，我总觉得饭菜的味道淡了，少放了盐。我悄悄地问几个弟弟，他们也说感觉出来了，不敢问。多年以后，我问母亲那天掂出盐的重量没，母亲笑着说：“咋能掂不出来？！”我又问：“你知道我们把钱花在啥地方了？”母亲笑笑说：“五分钱买了四个娃的欢喜，还有比这便宜的事么!”

（选自2015年《今晚报》）

狼牙（节选）

刘猛

    何志军坐在床上看着人越来越少的宿舍。雷克明和一中队的副中队长小赵去和北京来的组织部门谈话了，剩下的人大多数也都回原来的单位了。A军区侦察大队将从此成为战史中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的那么一个自然段甚至就那么一句话了。

    雷克明和小赵回来就收拾东西。何志军看着他们出去，宿舍又没人了，自己真的成了光杆儿大队长了。他苦笑，站起身看着外面操练的防化团战士。没有了参战老兵们的压力，防化团的战士们生龙活虎。连参加过战争的人都没有了，那场战争的最后一点儿痕迹也从何志军眼前消失了。

    真的从此消失了吗？何志军心中感到一阵悲凉，翻身拿起脸盆和洗漱用具去水房冲澡。哗啦啦，一盆凉水浇下，让他清醒很多，看着镜子里面自己健壮却伤痕累累的上身。伤疤是军人的勋章，每一道伤疤都是一枚勋章，一个铁与血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的成为了往事，一个月的集训生活已经让他习惯了和平环境的军营。但他猛然醒过来——自己虽然下了战场，但还是一名军人！他匆匆擦干净自己，跑回去穿上常服、戴上帽子、扎起腰带——他要出操，一个人出操——只要有他一个人在，侦察大队就没有消失！

    这个信念让已经不年轻的他热血沸腾，他咚咚跑到操场上。防化团的官兵诧异地看着这个黑脸中校，他以极其标准的姿势跑步到一片开阔的位置上。他喘着粗气，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激动，一种久违的激动，从战场上下来，他再也没有这样激动过。

    “中国人民解放军A军区狼牙侦察大队现在开始点名——”他自己高喊，用浑厚的嗓子高喊。防化团的官兵都停止了训练，看着这个从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何志军这个名字，他们并不陌生，军报和军区《战歌报》都曾长篇报道过他和他的那支传奇侦察队的故事。这个被敌人敬畏地称之为“狼牙”的侦察兵英雄，是他们这些年轻军人的偶像。

    “何志军！”他喊着自己的名字，然后高声喊，“到！”然后就安静了，大家都在看他。何志军心中的情绪是复杂的。忽然，一个声音从后面低低地传出来：“大队长，还有我。”何志军回头，看见了扎着武装带的陈勇。他很惊讶：“你还没走？”

    “我今天晚上搭车回夜老虎团。看见您出操，我就赶紧过来了。我没迟到吧？”陈勇说。何志军点头：“没有！没有迟到，你是个好兵！”陈勇立正高喊：“是，请大队长指示！”

    “陈勇，你自编的少林军体拳，还记不记得？！”何志军高声问。

    “记得！”陈勇高喊。何志军厉声说：“给我打一套！”“是！”陈勇摘下军帽放在一边，走回原位站好姿势。众目睽睽之下，他高喊一声，起手——腿踢正面、拳扫背面、啪地侧倒。随即拳脚如同旋风一般，一个人的杀声也是震天，周围的防化团官兵都看得眼花缭乱，心中暗自惊叹这帮侦察兵确实不简单。陈勇在空中一个分腿飞踹倒地后，鲤鱼打挺起来又是一个组合拳，最后一记弹腿正蹬才慢慢收势。他的额头流着汗，慢慢收好腿归置军姿。官兵们都看傻了，何志军却有一种悲凉的骄傲。

    “是坚守，还是抗议？”

    何志军立即向后转，麻利敬礼：“首长好！”

    副司令脸上是耐人寻味的微笑：“稍息。”

    “是！”何志军转身，“稍息！”

    陈勇稍息，胸部还在起伏。

    副司令看着何志军，笑着说道：“出操给所有能看见的人，告诉他们，你的侦察大队没有消失，对吧？”何志军高喊：“报告首长！不是！我出操，是因为我还是个军人！”

    副司令点点头：“那就是坚守了？”何志军说：“是！坚守一个军人的信念！”

    “给你两个选择。”副司令笑了笑，说，“第一，在军区机关给我当参谋；第二，在军区情报部继续当参谋。”

    “我想下去带兵。”何志军苦着脸：“副司令，我不想再在机关里待了。”但副司令根本不搭理他这套：“想跑可没那么容易——我说了两个选择。”

    “没别的了？”何志军看着副司令的脸，知道没选择以后说，“那我还是回军区情报部。”

    副司令看着他说：“做好被搁置的准备，你会成为搁置在仓库的一门重型火炮。在没有战争的时期，你就要一直被这么搁置着。”何志军回味着副司令的话，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

（有删改）

    整个东方美学，从根源上看也是一种“生活美学”。东方美学不仅是可“知悟”到的人生智慧，更是诉诸“践行”的现世传统。西方美学曾经更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早已聚焦生活。中国美学重“形”，日本美学重“色”，而韩国美学重“线”。真正连纵起整个东方美学的内核乃为“生活”。

东方生活美学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的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味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的生活美学就可以代表东方传统，这种传统就是一种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最“原生态”的生活审美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审美与生活的不即不离，就是一种既不接近亦不疏远的关联。中国生活美学，就是强调审美与生活之间如此的关联，这里的“生活"，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这里的“美学”，也是中国化的“美学”。

    生活乃是“生”与“活”的合一，生与活有别，生只是生物性的，动植物均有生，但只有人才能活。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在汉语的语境里面，“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与生命精神，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波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明末清初著名西家石涛所说“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当中的“生活”，正是此义。中国人所理解与践行之“生活"，所言说的就是鸢飞鱼跃那般的存在，有着鲜活的内涵与践履途径。

    人们不仅要“过”生活，要“活着”而且要“享受”生活，要“生存”。 按照法国哲人列维纳斯的主张，在西方世界，对古人来说，存在指的是“事物”，对现代人来说，存在指的是“最内在的主体性”；对当今的人们来说，存在指的则是“生活”，也就是一种与自身、与事物的直接私密关系。

    人们不仅过日子，而且还在“经验“着他们的生活。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始终不离于感性的，列维纳斯还说过，所有的享受都是“生存的方式”，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感性”存在。“美学”这个词原本就是感性的意思，美学作为学科之本意就是“感性学”。 但在中国，却将“感学”之维度拓展开来，从而将之上升到“觉学”之境，而这“感”与“觉”两面恰构成“不即不离”之微妙关联。因此，中国的“美学”，就不仅是西学的感性之学，而且更是一种感性之智。

    “生活美学”之所以指向了“幸福”的生活，是因为，过生活就是享有生活，并去寻求生活的幸福与幸福的生活。幸福本身，就是一个美学问题，而非伦理问题。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级当中来发现“生活之美”，去享受“生活之乐”。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生活”过成了“享有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美学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得以生长，它本然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在这个意义上，东方生活美学不囿于西方的感性之学，而更是感性之智，生活美学恰恰关乎“幸福”的追求，并致力于让人们的生活过得美好。“生活美学”恰是一种研究幸福之学，也是一种实现幸福之道。

（摘编自刘悦笛《生活美学：为生活立“美之心”》，《光明日报》2019年7月15日）

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巨大的体量突然从黑暗的大西洋中浮现，横在欧洲旧大陆面前，使欧洲人感到异常惊惧，他们用一个古希腊地理学名词“antipodes”来指称这块从大地的另一端冒出来的陌生板块。这个词的意思是“对极”，也就是“恰恰相反的事物”。对于旧大陆来说，美洲就是一种恰恰相反的存在物，换言之，美洲是欧亚旧大陆的反题和悖论，这种悖反的特性将遍布每一个方面，新大陆注定以有悖于旧大陆的固有方式介入世界史，这必将使旧大陆感到极其不适。1776年以后，美利坚建国，并且从政治与道德维度继续向其余世界展示美洲这种神秘的悖反特质。

    美国的“对极性”或“反题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荒野。荒野并非一无是处的空空荡荡，荒野是文明的反题，文明在荒野遇到最彻底的否定力量。伯纳德·刘易斯和塞缪尔·亨廷顿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忧心不已，但文明与荒野之间冲突却是世界史进程中的另一个伟大叙事，对此，罗伯特·卡普兰具有充分的警觉。他的《荒野帝国》研究的并非美国荒野，而是从荒野角度研究美国，美国的“反题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卡普兰的文字一再印证了“边疆史学”创始人特纳的洞察：美国的成长史是一部经久不息的“脱欧史”，亦即“去文明史”。从东岸开始，当一个定居点构筑妥当以后，他们便毫不迟疑地离开，向西行进，再度隐入荒野。这种“逃离”文明世界和再度“野蛮化”的双重变奏，塑造了美国独特的充满野性的灵魂和身体。

    文明和野蛮两种元素的和谐共存，锻造了美国强悍的肌体，使得这个民族可以承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多元生活和道德方式，尤其可以完美而无副作用地对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提出的以“自然状态”为根本驱动力的政治方案。“自然状态”就是“政治状态”的“antipo-des”，它和美国荒野共享一种文明秩序的“反题性”。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要解决的最重大议题就是如何让“政治状态”和“自然状态”共同存在于一种更高的状态中。同样道理，美国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终结文明和野蛮的敌对和厮杀，让两者为构筑一种更加恢弘的空间秩序贡献各自的独有元素，正题和反题在此被综汇为合题。综观世界史，很多文明都毁于野蛮的打击，很多政治理论也无法解决治乱更替的“黄宗羲定律”，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这些失败的文明与学说不具备兼容“反题”的体质、胸怀和智慧。

（2018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林国华《从荒野角度看美国》，有删改）

    戏曲是综合型的表演艺术，通过歌唱、念白、舞蹈、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生内容，它把单纯的时间性艺术如诗歌，音乐，与单纯的空间性艺术如绘画、雕塑，以及初级综合性艺术如歌舞、表演等，通过演员的演出而有机统在一起，形成自己复杂的艺术综合体。这些原本独立的艺术手段在进入戏曲的综合体之后，都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根据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统一于舞台，而不再是其本身。

    戏由对于音乐和诗的倚重是突出的，它把诗的节奏和音乐的旋律化为自身的韵律，使之成为统领戏剧的魂灵，同时通过舞蹈化的舞台动作未呈现它，其中的曲词由诗歌的直抒胸臆改为代言体，抒发内心情感的主体由作者改换成剧中人，于是曲词抒怀就受到剧中人物的身份、修养、心理和环境的限定，不能由作者随心所欲，音乐则随着人物心情和命运的变化而发生旋律改换，不再遵从自在韵律。舞蹈的作用被放大，人物动作都被纳入了非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因与生活动作产生距离而体现出美感。至于戏曲的化妆美、服饰美、道县美，也是由戏曲舞台手段的综合性所决定。可以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随意驱遣歌唱、舞蹈、念诵、表演等手段辅助行动，而不受现实生活情景的限制。

    戏曲既然通过综合化的舞台手段来表现生活，它就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它的表现生活就不是写实性而是写意性的，马鞭一摇就是在路上走马，船桨一晃则是在江里行船，快步跑圆场则是人在急速行路——戏曲表演与生活动作就拉开了距离。使用脸谱也是戏曲的特征，它进一步把现实推向幕后，渲染象征的氛围，使戏剧指向写意。人们见到关羽的枣红黑脸，就感觉到他的忠肝义胆：见到曹操的碎纹白脸，就感知了他的奸诈多疑。

    戏曲依靠叙述性手段与带有强烈装饰性的表演动作，得以对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变形处理，因而获得了舞台手法的写意自由，这种美学原则在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对象时，就会追求“不似之似”“吉外之旨”“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提倡内在精神的传达而非外貌的逼真。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偏重于对艺术形式及其所体现境界的理解，状摹对象追求神似，而不去注意艺术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戏曲既然是写意化的、不以状摹外物而以表现和抒发人物内心情感为主要特征，它就成为包蕴着浓郁抒情性的艺术样式。戏曲重在随时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它的表演强调用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把人物行动的内心依据或外界刺激人物内心所激起的反应直接揭示出来，不仅写人物做什么，如何做，而且写人物想什么、如何想，这奠定了戏曲抒情性的基调。尽管戏剧展现人生的本质属性要求它成为叙事艺术，戏曲舞台也确实具备相应的叙事功能，但既叙事又抒情，叙事中有抒情，以抒情来叙事，构成了戏曲表现方法的辩证统一。

（选自《文艺报》，有删节）

材料一：

自古以来，人们以为海洋有着无穷大的容量，因此认为它是陆地废弃物的天然归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化工业、核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海洋成了各国有毒废料尤其是具有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倾倒空间。核工业产生的废料，还有核武器和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大量进入海洋。从1946年大约80千克低放射性的核废料在加利福尼亚投入太平洋开始，到1982年约550千克核废料投入大西洋的西欧陆架为止，这36年里投入海洋的核废料，总的放射性活度高达63Bq，相当于每秒钟发生6.3亿亿次核衰变的放射性。目前，大多数核废料都是装在金属桶里沉到海底，可是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些核废料不加包装就直接投入海洋。

幸好这种危害全人类的做法，早已被制止。为了控制废物的海洋投放，1972年全球各国在伦敦召开政府间会议并通过了《伦敦倾废公约》，约定全面禁止放射性废物投放海洋。在公约通过之后，大多数负责任的国家坚决遵守公约。此后虽然“禁而不止”的事件偶有发生，会有极个别国家将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废物秘密投进海洋，但总的来说，明目张胆往海洋丢弃核废料的时代已经结束。

对于核废料，有的从开始就没有认真处理，有的装入核废料桶后投入海底，但由于遭受生物化学的腐蚀，很多也已经发生渗漏。往往前代人种下的苦果，要留给后代人去品尝。著名的比基尼环礁就是一例。1946年7月1日，美国在太平洋中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进行了战后首次核爆炸试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总共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67次试验，最大的一次爆炸量达1500万吨，相当于1000多颗广岛原子弹。1954年的一次试验炸掉了比基尼两座珊瑚礁，炸出一个100米深的大坑，这一带的岛礁受到严重的放射性污染。统计结果显示，比基尼环礁及其周边海域至少有42种当地原有生物物种消失，其中有28种生物出现了灭绝现象。1977年开始，美国军人在各岛上收集被污染的表层土壤，统统投进被核试验炸出的一个深坑里，上面盖起一个穹隆状的圆顶，修起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核“坟墓”。美国在海洋环境上欠债累累，何止是核废料，更何止一处马绍尔群岛。就在其本土加利福尼亚的帕洛斯弗迪斯半岛外，仅1947—1971年间美国就倾倒了超过100吨的DDT农药，导致该海域成为世界上DDT污染最大的海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一种处理办法是在被污染的海底上铺砂，但是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可想要处理核废料，那其花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无论对高放还是中低放核废料，至今各国的对策都还只是暂时存放。那么最终的出路又在哪里？核废料的最终处理，无非是“上天，入地，下海”三条出路。“上天”是指去太空，将核废料用火箭送上太空，在宇宙里稀释。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可惜数量太大、不胜负担，再说万一发射失败，就会给全世界散布放射性物质，过于冒险。“入地”是现在讨论的重点，是目前最安全和最成熟的方法，在地下挖掘500—1000米深的隧道来储存高放射性废弃物，估计能有几十万年以上的稳定性，但是不清楚的是深层地下水的可靠程度，弄不好会导致放射性物质的流动。剩下的“下海”很有吸引力，一种办法是送入大洋底里的红黏土层，因为在历史上这里有上百万年的稳定性。世界海洋各不相同，有发生“深海风暴”的洋底，也有地质稳定的红黏土区，如果能在深海找到长期安全和切实可行的核废料处理方案，将是海洋地质学对人类的重要贡献。但我们至今对深海地质的了解过于肤浅，难以应对全人类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催马加鞭，尽早拿出合格的答案来。

（摘编自汪品先《深海浅说》）

材料二：

根据放射性的高低，核废料分为高放和中低放两类，处理方式各有不同。中低放核废料主要是指在核设施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工具、手套、服装等，以及核电站运行产生的废水和气体。这些核废料的放射性相对较低，一般经过固化或稳定化后，储存在地表或浅层地下的设施中，等待其自然衰变至安全水平。

高放核废料主要是指从核反应堆中取出的已经燃尽的核燃料，以及核废料的再处理产物。这些核废料的放射性极高，需要长期隔离和储存，以防止其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危害。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目前我国对高放核废料处理的方式主要是对其进行玻璃固化后密封在隔离辐射的容器中，然后埋进500到1000米深的地下处置库内，处于这一位置的地下处置库在10万年以内几乎不会因为各种地质条件而受到影响。

目前中国的核废料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仍面临着挑战和困难。核废料的处理和处置需要高昂的成本。据估计中国每处理一吨高放核废料，需要花费约50万美元，而每建设一座深层地下处置库，需要花费约100亿美元。同时，核废料的处理和处置还需要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由于核废料的危险性和敏感性，很多人对核废料的处理和处置持有担忧和恐惧的态度，不愿意接受在自己的附近建设核废料储存库或处置场。

（摘编自《中国每年产生3500吨核废料，是如何处理的？》）

【注】Bq：放射性活度的国际单位，简称贝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