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越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仰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去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2010年8月5日）

徐僖：无私奉献的科学家楷模

    徐僖，高分子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教授，我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初，徐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塑料厂──重庆塑料厂和中国高校第一个塑料专业，所以被誉为“中国塑料之父”。

徐僖教授不仅严谨对待科学，为科学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更是对处在困境中的学子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酬劳和奖金资助贫困学子。徐僖教授无疑是一位无私奉献的科学家楷模。

    在师从候教授研究染料过程中，他产生了从川黔地区丰富的土特产五棓子中获得的3、4、5-三羟基苯甲酸制备五棓子塑料的想法。1947年5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公费留学生，赴美国李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深造。学业告成后，他满怀对祖国的深情，经历种种艰难险阻回到了祖国。

    1950年他在重庆大学化工系主持筹建了棓酸塑料研究小组，采用自己设计的设备和工艺流程，进行五棓子塑料研究，同时培养生产技术骨干。1953年5月1同重庆棓酸塑料厂正式投产，这是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己设计、完全采用国产设备和原料，在西南建立的第一个塑料厂。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徐僖先生用坚忍不拔的意志，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为创建我国塑料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春，高教部授命徐僖先生在四川化工学院(1955年并入成都工学院，后成为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筹建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塑料工学专业。1961年出版了我国高等工科院校第一本高分子教科书《高分子化学原理》，60年代初，他和同志们一起创办高分子材料系，1964年创建了国内第一个高分子研究所。在徐僖教授的带领下，经过半世纪的艰苦努力，四川大学建成了我国高分子材料领域第一个拥有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四位一体的科研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最近该基地又被纳入了国家985工程。半世纪以来，这个基地为国家培养了上万名高分子材料专业人才，为我国高分子材料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僖教授在国际交往中，十分重视维护祖国的尊严。他是国际聚合物加工学会(简称PPS)的国际代表。 PPS是由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在该领域的学术权威联合发起成立的全球学会。当时国际上一些人认为中国高分子水平不高，年会没有必要在中国召开；还有人指责中国穷，想靠办会赚钱。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感使徐僖教授毅然走上讲台，列举大量事实向代表们介绍了中国高分子科学迅速发展的状况；针对代表们提出的经费疑问做了详尽、合理的解答，消除了部分代表的误会。最后执委会通过决定，该会议仍按原计划在中国上海召开。

    徐僖教授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求真求实、无私奉献。他一贯清廉自律，十分痛恨以权谋私。他身兼许多职务，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地为国家、为社会工作，但从不收取兼职工资。大量的兼职报酬都被他如数退还，有些不便退掉的就积存在他工作单位里，作为资助学生或捐献社会之用。

    徐僖教授在年逾八旬之时，依然辛勤地工作在科研教学工作第一线。他殷切地关注着高分子材料科学事业和他所创建的高分子材料学科基地的发展。他依然全日工作，依然坚持求真、求实的严谨学风，工作强调高质量、高效率。很难想象，这么多年来他竟然是以一只眼、半边肺这样忘我地工作，夜以继日地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默默奉献。他的格言是“人生的乐趣在于无私奉献”，他最大的心愿是“中国人能在世界上普遍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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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僖教授1921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他自幼勤奋好学，从小同情贫穷苦难的人们。青少年时代，徐僖颠沛流离、辗转东西，祖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景给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激发了他对祖国深沉的爱；南开中学“允公允能”和浙江大学“求是”的校训教育他无私无我，实事求是，为祖国鞠躬尽瘁。他立志献身科学事业，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使祖国富强。

②在同事眼中，“工作是徐老最大的爱好”。繁重的工作使徐僖积劳成疾，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三分之二的肺被切除，但却一心扑在工作上，把工作视为生命。1980年5月，徐僖咯血不止，住院治疗，切除了左下肺。两个月后，他不顾医生劝阻，提前重返工作岗位。徐僖的儿子告诉记者，父亲春节期间还在处理工作信件，就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准备到研究所去上班。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惟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者，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白居易后来被列为中晚唐第一类诗人之首，号为“广大教化主”，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注重发挥文艺的基本功能，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获得了后世广泛的共鸣，在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诗歌应“经之以六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的诗文创作忠实地践行了他的上述理念。不论是他在入仕初期，还是他在朝为左拾遗，在地方为江州司马、杭州刺史时，都有许多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如《新制布裘》诗：“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悲悯情怀与杜甫一脉相承，所以清代叶舒鹏《读杜白二集》言：“子美千间厦，香山万里裘。”白居易的“讽谕诗”《观刈麦》《卖炭翁》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名篇。他在诗歌创作中擅长以赋法铺陈，力避艰涩、怪险，而追求平易，以此形成了朴素的美学风格，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语言的平易，并不意味着艺术性的减弱，以诗歌为例，白居易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以他非常重视以优美的意象兴发情感，注重以和谐的韵律连缀诗章，《琵琶行》《长恨歌》等作品皆为平易而优美的佳作。

    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家，如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如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等人，也是在发自深心的自由吟唱中表露高洁的情操，其作品同样是对特定阶段时与事的真切反映。事实上，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学传统，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

    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05月13日）

    材料一：

    随着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不断提高。

在履行经济责任方面，我国民营企业近年来实施创新驱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军民融合的生力军。2017年，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6199.8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的43%；第三届军民融合展上，民营企业参展的技术成果占总成果的69%。

在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方面，民营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普遍增强，48.3%的民营企业淘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51.3%的民营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现有产品环保性能。

多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公益慈善捐赠的主力，捐赠占比超过50%，最高时达64.6%。我国民营企业基金会已有677家，在全部企业基金会占比为78%。在历届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中，民营企业一直占最大的比例，超过国企、合资企业、外企等。

助力脱贫攻坚，是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突出亮点。自2015年“万企帮万村”行动启动以来，民营企业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共有5.54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精准扶贫756万人。

    我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国家提出的“走出去”、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脱贫攻坚等，民营企业都积极响应，并主动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也促使民营企业创造出了丰富多样、机制灵活的公益模式。

    （节选自《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蓝皮书》）

    材料二：

    央广网北京1月11日消息，新旧年交替之际，不少企业陆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例如，阿里巴巴披露最新数据，2018年，全国600多个贫困村通过电商脱贫成为“淘宝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扶贫之路。

    同样通过电商渠道思路进行扶贫的还有苏宁。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苏宁易购电商扶贫实训店”落地百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年培训超过40万人次。

    为何聚焦扶贫？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在接受经济之声采访时说：“因为企业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它需要去回应国家的一些政策关怀。这几年很多企业会把扶贫放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一个优先的位置。”

    邓国胜认为，企业在扶贫过程中需要承担与政府不一样的角色。他说：“政府是扶贫政策的制定者，是责任主体；企业需要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特别是在产业扶贫方面的优势，和政府是形成一种协同合作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政府来引导企业、社会组织进行协同配合。”

    （摘编自央广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密集发布，扶贫成绩单成关注点》）

    材料三：

    驭道天下是一家致力于汽车租赁的民营企业。“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不忘践行社会责任，广泛参与教育、志愿服务、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此外，公司还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驭道天下（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西西表示。

    公司通过捐款、捐物、做义工等多种形式，将公益活动融入企业文化中，让每位员工都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设置“免租金日”的方式，鼓励旗下司机到敬老院、福利院担任义工，将欢乐送到老人与孩子身边。

    在帮扶失业、解决就业方面，公司积极与地方政府机构合作，为国企下岗职工举办特招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我们还为下岗职工量身打造了专业技能教育培训班，满足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求职需求。”吴西西介绍。

    在倡导绿色环保方面，“目前，驭道天下在全国有运营车辆近万台，其中70%左右都是新能源车，在节能减排及推进新能源车取代燃油车进程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吴西西说。

（摘编自新华网《驭道天下获得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社会责任绿色环保奖》）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共81章，有5100多字。《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据文献记载，老子静思好学，知识渊博。他的老师商容教授知识过程中，老子总是寻根问底，对知识非常的渴望。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他经常仰头观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为何物，以至于经常睡不着觉。后来，商容老师“实乃老夫之学有尽。”推荐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献记载：“老子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学业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通过这段经历，老子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也使他远近闻名。老子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环境是周朝势微，各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严酷的动乱与变迁，让老子目睹到民间疾苦，作为周朝的守藏史，于是他提出了治国安民的一系列主张。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总而言之，老子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贵在“无为”“无事”等圣人之治，而圣人之治的手段并不是通过制定刑法等国家制度来对老百姓加以规制，圣人以合乎自然、不行强制来推行其统治。而法律制度是治国者统治人民的工具，是统治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与维持社会秩序建构的国家机器，老子认为这些法律制度以及国家机器的存在都是统治者的有为措施，而这些有为措施又体现了统治者雄心、私欲、智慧等产生争战、贫富、盗贼等祸害的缘由的因素，往往滋扰人民按自然之道来生活，所以老子极力反对这些措施与法令制度。因此，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中可以得出结论，法需要顺应“道”与“德”的运动，效法自然之律，在辩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