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独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精神方面的复杂关联。除了自然界种种物象变化对人心的影响之外，人的现实处境和主体心态也会导致其对自然有不同理解和表现。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在不同的人眼中，自然的面貌原本就是不同的，给人的感触也不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方面，自然摇荡着人的性灵，使人产生或悲或喜之情；另一方面，人将悲喜之情转移、投射到本无情感知觉的自然物上，使其具备了与人同一的感情色彩，从而在自然施与人巨大影响的同时，人也以自我的情志改变着自然物在人们心中的面貌。

       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生命共感现象，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自然变化、草木荣枯使古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并联想到万物与人的生死。因此，在古人的诗文中，纯粹的自然现象是没有的，流动的水，吹过的风，开落的花，都与人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

生命的共感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然物与人的生理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自然物可以引起人的快感，有的则引起人的悲感。这就需要探讨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的问题。

       异构，指二者之间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同质，指两种物质之间本质的相同。前者将两种物体区别开来，后者则将两种物体联系在一起。人类和自然，无论形式差异多大，都遵循生命的规律，如生老病死、兴衰荣枯。只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介入，因此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特定精神内涵，都是人赋予它的。但久而久之，这种内涵脱离了人的主观赋予而内化为物的客观属性了。比如，人愤怒的时候就像江海中翻滚的波涛，于是有人便赋予波涛以愤怒的含义；在悲伤的时候泪如雨下，于是有人便赋予雨以悲伤的含义。可是随着这些含义日趋固定，当后人写“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时，写“泪飞顿作倾盆雨”时，谁还会为这些自然物的原初含义而大动脑筋?在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物所包含的愤怒、悲伤、愉悦等含义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

      自然物之所以能表现人的心理情感，除了人赋予它以意义之外，它本身必定也具有能够使人赋予这种意义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被西方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称为“力的结构”。由于人的情感也受着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力的结构的制约，所以，人便自然地从外部事物中观察并提取与自己心理情感相一致的内在意义，从而将该事物作为表现自己某方面的情感的特定载体。

      由此可见，人们观察自然并借以表现自我情感，是一种主客观相互包容、渗透、影响的活动。这个活动中人的心理情感的作用会得到强化，但自然的物性特征也不可忽略。

（摘编自尚永亮《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与异构同质》）

   不言之美，不是以沉默的方式去体物，不言不是不说话，而是放弃“人之言”，达到“天之言”的境界。“天之言”乃是不以人的知识去言说，而以生命的本相去呈现。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句话是传统美学不言之美的一个代表性观点。这句话有三个理论层次：其一，不言之美作为一种“大美”，不与“小美”相对，它是根本的美，是美的本体；其二，天地以“不言’为美的根本特点，美的创造就是归复自然之道，故以“不言”之美为美的最高准则；其三，天地之美并非与人的世界无关，在中国哲学中，天地不是纯然外在的物质世界，它是人的生命所映照的世界。

   《庄子》一书共使用“美”52次，其中多处含有哲学意义。它将美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一般的美，这是相对的美；一是道之美，这是绝对的美。前者称其为小美，后者称为大美，或者至美。前者属于人的理性的视界，是人的语言可以表达的。而后者不涉人的理性，是人类语言所不可分别的浑然之美，是不言之美。前者是人为之美，后者为造化之美。在庄子看来，美是一个自然呈现的世界，美是不可说的，可说则非美。有言的世界是语言可以描述的世界，语言的有限性决定它无法真实反映这个世界。所以庄子认为有言之美一定是有限的、相对的、不完全的、片面的。而不言之美中，没有外在的审美，有外在的审美，就是认识，是观照者对对象的认识，不言之美排除这样的对象存在的可能性。这样的美只能通过体验妙悟而获得。在庄子看来，一般美是是知识的判分，是有分别的美；而大美则是超越知识、是无分别的美。一般美不脱主观性，而主观世界下的美则不是真美。一般美受制于主体知识的局限，那位因大雨高兴而跳跃的河伯，“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这样的美的结论带有虚幻不实性。一般美是一种局部的、片面的美，而不能达到“共美”。一般美都有标准，而无言之大美是没有具体标准的。

   从根本上说，庄子以为不言之美为绝对之美，为美的本体。以知识去解说天下，到底是“小识”；而无知无识，心中混茫，葆纯全之志，这就是大识。大识就有大得，大得有大美。大美便只在不言中。显然，庄子承认有一个绝对的美的本体，而美的创造应该循此为道。一切自然显现的都是美，而这美都根源于“不言”的美的本体。

   (选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

    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总之，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国学中的自由，是儒家责任里的闲情，是道家朴素中的安然，是法家理性下的游弋，是士人重压时的释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提出的第一个价值取向，就是“自由”。自由，在国学里也是随处可见的。

    道家的生命理想最接近自由的状态，老子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道法自然”，意思是说：大道之行，既是要仿照大自然的规律法则，又是要效法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状态，顺其自然，这就是道之所在。而把道家思想与个人生命形态结合得更为紧密、更为艺术的庄子，对自由的感受也更为强烈。一篇著名的《逍遥游》，其实描写的正是庄子心灵的驰骋和思想的放飞。《逍遥游》中描述的那个叫做“鹏”的大鸟，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能够背负青天激越云间，上能飞天，下能入水，自由往来于天地间。其实，庄子哪是以如此瑰丽的笔墨来仅仅描写一只鸟的行为呢？那“鹏”正是庄子自己的心，正是一颗开阔六合、含纳古今、超越世俗、纵横时空的心。心的自由，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自由。人力所及永远是有限的、人生环境永远是有遗憾的，然而，心的开阔可以超越现实局限，助你自由翱翔在无边无际的精神世界。

    儒家学派里，孔子曾称赞得意门生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人人都不堪忧苦，只有颜回不改其乐——他不改其乐的，也许是身在陋巷、心在书香的精神享受，也许是身在平凡、志在高远的修身过程，也许是身虽未动、心已远行的超越眼前的卓越见识。

    可见，在中国文化里，无论是入世有为的儒家，还是出世无为的道家，无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特征有何不同，但在内心和精神层面，他们都同样拥有自由的灵魂。无论是脚踏实地的儒家，还是仰望天空的道家，他们不同的人生信条只是对生活哲学的探讨。而对生命状态的存在，他们都毫无异议地认为，不管在朝堂、闹市，还是在山林、陋巷，都可以也都应该自由而活。

    甚至，提倡法制、法度严明的法家，也不与自由的本质相矛盾。自由突显出秩序，在有形的层面，所有的自由都有其边界，法度之内是令行禁止，那么相对应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动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在，无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蛮的乱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实更好地规范了“享自由”。

    如果在现实社会的严格秩序之内，一个人的灵魂依然能充分体会到自由，那么这样的灵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具有艺术性。中国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案牍之劳形、受朝堂之艰险、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倾轧而感觉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锢、受到官场奴役、受到志向束缚的时候，他们释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隐逸而不问世事，不是投降给世道艰难而躲避退缩——他们总认为，遁入世外不是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负重前行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的隐士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所以，他们在任何困境里都努力自我调节，他们写诗、作画、弹琴、读书、品茶、赏花、雅聚、清谈……这些构成了他们快乐纵横的自由王国。

    自由，从来不在远方的乌托邦，而就在当下的轻安自在；自由，从来不依靠他人的给予，而全在自我的获得。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抵得上心灵的自由强大有力。

（选自曹雅欣《国学中的自由》）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政治被称为礼乐政治，对礼乐的崇尚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政治的基础，诗教、礼教和乐教则构成了国民教育的主干。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来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乐则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相互取代，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后，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所谓以美储善，就是通过对善的渗透和包容，使美成为道德的容器和存在的境域。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德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由此显现的形象的光辉就是崇高。

    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一方面则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的问题。一种美德共济、美善相乐的雅化国风正是借此形成的。在美与德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者之所以以美和艺术作为国家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原因在于美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者之所以持之以恒对人民进行诗教和乐教，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美和艺术对人性之善的发蒙、滋养和化育作用。从中国历史来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

    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的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选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有删改）

儒家“礼”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

    中国人注重礼仪，我国古代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九礼”(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之说。这些传统礼仪都对后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仅特别重视一些传统礼节，比如婚嫁礼，祭祀礼和丧礼等等，而且中国人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特别注重礼节，懂礼貌。这也使得中国人在外国人心中得到了好评，为中国赢得礼仪之邦的美称。

    儒家“礼”是基于人情产生的，这使得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情礼节，崇尚“礼尚往来”，当一个人收到别人礼物或好处后，总要回送或是给予其某种好处，以表明对对方的尊重和回报。由于礼学家对人情基本上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既不否认其合理性，又认为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裁制，所以顺人之常情外，还需要正己之情。因此，许多中国人都特别注重中庸之道，极力促使自己达成中庸之道。

    “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使得中国人存在严重的等级观念，他们看重人的等级区别。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制度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在婚姻嫁娶中都要讲究门当户对，这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的体现。虽然这种“礼”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尊老爱幼的性格。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国人对尊者的推崇形成一种崇尚权威，卑躬，谦虚的性格，并且特别能自律忍耐。宗法观念使得中国人群体凝集力特强，特别是使家族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在儒家“礼”中，男女有别的观念却使得中国的妇女性格和地位都边缘化。儒家礼教思想对妇女社会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女子必须“三从四德”这点也使得妇女对自身男尊女卑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基于上述观念的形成，中国女子的性格普遍比较温和，对男子有一定的依赖感，并且特别注重贞洁。

    儒家“礼”看重学问，人的才识。所以中国人比较注重学问，富于智慧。儒家的文化既是治家文化，也是治国的文化。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在《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一方面把做人的思想、治家的文化与治吏的思想、治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其顺序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另一方面又把“修身”与“致知”联系起来，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治国者要注意学习，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能修身，修身才能治家，治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也使得中国人讲究修生养性。

    儒家“礼”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伦理的范畴，“礼”使中国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它不仅要求人们要尊敬长辈、老者，爱护幼小，诚实友善，同时还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遵循道德规范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克己复礼”并不是程朱所认为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克制自己的“低下”欲望，使言行合于道德规范，最后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特别能忍让，特别能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