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斗剧”的文化本质

    顾名思义，“宫斗剧”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后宫中，“斗”是其核心情节和叙事重心。而在这个尔虞我诈的战场上厮杀的，是一群原本娇弱的贵族女性。她们拼死争斗的目标只有一个：皇帝的雨露和恩宠。在这些后宫女子的人生中，只要是为了争宠和恩荣，一切手段与权谋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表现出对这种价值观的绝对认同，没有质疑和反叛，没有对与错、善与恶的区分，所异者只有手段的高下与计谋的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的迥然分野。但即便如此，这些智计百出的女子在强大的男权和君权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的。她们的得势与失宠，都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尊贵如皇后、贵妃，渺小如宫女，都不过是帝王手中的一颗棋子。身处其中的女性，因而对自身的险恶处境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度的敏感，种种拿不上台面的阴狠伎俩，正是她们在“斗争”中寻找到的应对之策。换句话说，她们不过是在重演“以恶制恶”的套路。

    从本质上看，“宫斗剧”属于娱乐至上的“戏说历史”，虽然不承担再现真实的任务，但也存在着如何选择和利用历史资源的问题。换句话说，电视剧想象力的匮乏和创作水准的低下，只是宫斗题材重复出现的表面原因，更为深层和隐藏的因素，则与我们面对历史的态度密切相关。事实上，“宫斗剧”不过是类型剧的一种。在“宫斗剧”盛行之前，宫廷题材历史剧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以《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为代表的“帝王系列”，着力展示当权者称霸天下的雄心和治理江山的艰难，重在塑造开疆拓土、守业有成的明君和廉政清明、以民为先的能臣，与主流意识形态重塑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精神吁求一脉相承。而以《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为代表的“戏说系列”，则延续了古已有之的“明君清官侠客梦”的叙事模式，其中隐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即便是备受争议的《还珠格格》，也不乏追求自由、蔑视权贵的动机与心理诉求。

    就其审美接受效应的本质看，“宫斗剧”中所呈现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暗合了当今社会成功至上、唯金钱论、男性中心等潜在的社会心理。例如，商业社会中越来越强大的男性话语权，就有意无意地鼓励女性学习后宫嫔妃的“隐忍”与“奉献”，促使她们按照男性的意愿，而不是女性的独立意识来塑造自己。而后妃娘娘们施展各种手段去争宠，则与当下社会中复杂的男女关系颇为相似，甚至其“高明”的手段可资借鉴。至于那些人情算计和权利博弈，又有和所谓职场政治对号入座的可能。无论是情场还是职场，古代的后宫纷争一旦和这些现实情境挂钩，一系列“宫斗”作品，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变为白领女性的“心灵鸡汤”和人生教科书了。

（节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甫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罄。文物曾“无人问津”，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掬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国内外学界在讨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时，首先就会想到古代的朝贡制度以及中国中心主义，由此关注起中国儒家的天下观。不过，天下观只是儒家的世界秩序学说，在涉外实践中如何实现理想的世界秩序，儒家学者们还提出了一套涉外理念与之配合。

    儒家的天下观旨在构建理想的“天下”秩序。要使“天下”有序，就要“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中记载，帝尧家族内部关系融洽后，又先后在各部落以及更远的外邦间次第推行德治与仁爱，使各部落以及外部邦国和平有序。儒家把“和”看作是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思想准则。“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和”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是天下各安其所的交往方式。而“和”的本质是“仁”，“仁”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适合于国家间的关系。《左传》将这种“仁”推及国家间的关系，认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儒家崇尚和谐，强调“和为贵”。如何达到“和为贵”？其中的重要途径是“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就是要允许、承认并尊重各国间的文化、信仰和制度的不同，求同存异，从而达到和谐共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儒家主张“天下一家”，但后世儒者却多主张“王者不治夷狄”。他们旨在阐述，“中国”帝王不要去直接统治“夷狄”，应与“夷狄”各守其境，和平相处。所以，即使是明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水军巡游东南亚以及印度洋诸国时，他们也是秉持着“圣王”对于“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的坚定理念，来处理与这些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还要处理好“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关系。所谓“王道”，就是用道德来感化四夷。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霸道”，则是使用武力以制服四夷。儒家并不是完全排斥武力的使用，而主张“以力辅仁”。《左传》曾谈到军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于此可见，“兵”只是昭示“文德”的手段。

    “厚往薄来”也是儒家治理天下的一条原则。孔子所总结的周朝治理天下的九条纲领中就有“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关于“厚往薄来”，据唐朝孔颖达解释：“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材贿厚重往报之。薄来，谓诸侯贡献使轻薄而来。”“君子”应当以“义”作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不过，孔子并不否定“利”。孔子所否定的是不义之利。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将“义”置于“利”之上，提倡“以义制利”

    而孟子主张，“君子”应持“义”而忘“利”。后来的中国封建帝王，为了表现“天子有德”的风度，对于“四夷来朝”的行为也就一概施行“厚往薄来”的方针。譬如，十分节俭的明太祖就曾指示：“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怀柔之意。”

儒家文明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普遍价值，如上所述的这些涉外理念，今天对于我们也有十分宝贵的理论价值。

（摘编自陈尚胜《中国古代的涉外理念》）

在母语的屋檐下

    少年时代的伙伴自大洋彼岸归来探亲，多年未见，把盏竟夜长谈，我们聊到故乡种种情形，特别谈到了家乡方言，兴之所至，后来俩人干脆用家乡话谈起来。

    本来以为这么多年不使用，很多方言都已忘记，不料却在此时鲜明地复活了，恍惚中，甚至忆起了听到这些话时的具体情景，眼前浮现出了说话人的模样。友人感慨：真过瘾。

    在一种语言中浸润得深入长久，才有资格进入它的内部，感知它的种种微妙和玄奥，那些羽毛上的光色一样的波动，青瓷上的油彩一般的韵味。几乎只有母语，我们从牙牙学语时就亲吻的语言，才应允我们做到这一点。

    关于母语，英文里的一个说法，最有情感温度，也最能准确地贴近本质：mother tongue，直译就是“妈妈的舌头”。从妈妈舌头上发出的声音，是生命降临时听到的最初的声音，浸润着爱的声音。多么深邃动人的诗意！在母语的呼唤，吟唱和诵读中，我们张开眼睛，看到万物，理解生活，认识生命。

    诗作为浓缩提炼过的语言，是语言的极致。它可以做为标尺，衡量一个人对一种语言熟悉和理解的程度。“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坍了”，说的是世事沧桑，人生无常。“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说的是心绪流转，昨日遥遥，没有历史文化为之打底，没有人生经历作为铺垫，就难以深入地感受和理解其间的沉痛和哀伤，无奈和迷茫。它们宜于意会，难以言传。

    每一种语言都连接着一种文化，通向一种共同的记忆。文化有着自己的基因，被封存在作为载体和符号的特有的语言中，仿佛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阿里巴巴的山洞里，藏着稀世的珍宝。

    “芝麻开门吧！”咒语念起，山洞石门俨然敞开，堆积的珠宝付光跃彩。

    但洞察和把握一种语言的奥秘，不需要咒语，时间是最重要的条件。在一种语言中沉浸得足够久了，自然就会了解其精妙。有如窖藏老酒，被时光层层堆叠，然后醇香。瓜熟蒂落，风生水起，到了一定的时候，语言中的神秘和魅惑，次第显影。音调的升降平仄中，笔画的横竖撇捺里，有花朵摇曳的姿态，水波被风吹拂出的纹路，阳光下明媚的笑容，暗夜里隐忍的啜泣。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母语，才有这样的魅力和魄力，承担和覆盖。日升月落，春秋代序；昼夜不舍的流水，远古沉默的荒野；鹰击呼啸着射向天空，羊群蠕动成地上的云团；一颗从眼角滑落的泪珠有怎样的哀怨，一声自喉咙迸发的呐喊有怎样的愤懑。一切，都被母语捕捉和绾结，表达和诉说。

    我骄傲于自己母语的强大生命力，五千年的漫长历史，灾祸连绵，兵燹不绝，而一个个方块汉字，就是一块块砖石，当它们排列衔接时看，遍仿佛垒砌了一个广阔而坚固的壁垒，牢牢守卫了一种古老的文化，庇护了一代代呼吸沐浴着它的气息的亿兆的灵魂。

    童年在农村度过，记事不久的年龄，有一年夏天，大人在睡午觉，我独自走出屋门到外面玩，追着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不小心走远了，一直走进村外一片茂密的树林中，迷路了，害怕得大哭。但四周没人听到，只好在林子里乱走，过了好久，终于从树干的缝隙间，望见了村头一户人家的屋檐。

    一颗悬空的心倏的落地了。

    对于长期漂泊在外的人，母语熟悉的音调，带给他的正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返归家园之感，一个汉语的子民，寄居他乡，母语便是故乡的方言土语；置身异国，母语便是方块的中文汉字。“官秩加身应谬得，乡音到耳是真归”，故乡的语言，母语的最为具体直观的形式，甚至关联到了存在的确凿感。

    因为时时相与，反而熟视无睹，就像对于一尾悠然游弋的鱼儿，水的环抱和裹抉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去意识和诘问的，但一当因某种缘故离开了那个环境，就会感受到置身盛夏沙漠中般的窒息。被拘禁于全然陌生的语言中，一个人也仿佛涸辙之鲋，最渴望母语的濡沫，那亲切的音节声调，是一股直透心底的清凉水流。

    每一种语言的子民们，在自己的母语的河流中，泅渡，游憩，俯仰，沉醉，吟咏，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并经由翻译传播，成为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的精神财富。以诗歌为证，《鲁拜集》中波斯大诗人伽亚谟及时行乐的咏叹，和《古诗十九首》里汉代中国人生命短暂的感喟，贯穿了想通哲学追问；中世纪的意大利，彼特拉克对心上人劳拉的十四行诗倾诉，和晚唐洛阳城里，李商隐写给不知名恋人的无题七律，或者隽永清晰，或者宛转迷离，各有一种入骨的缠绵，让不同的语言彼此尊重，在交流中使各自的美质得到彰显和分享。

    热爱来自母亲的舌尖上的声音，应该被视为是一个人的职责，他的伦理的基点，他可以走向天高地阔，但母语是他的出发地，是他不断向前伸延的生命坐标轴线上，那一处不变的原点。

（原载《光明日报》，有删节）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易》产生的历史渊源至为悠久，可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周易》由原始的八卦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直到西周初期卦辞、爻辞才编定完成。《周易》经文的形式和内容确定之后，其象征意蕴与卜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同时也逐渐渗透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道德文化观念，但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真正促使《周易》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的，则是《易传》（《十翼》）的出现，这也标志着《周易》经典最终完成。从汉代开始《周易》被尊崇为群经之首，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

    汉代天人之学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经典的历史地位，对于后世统治者政治与文化策略的操作极具示范意义。特别是从唐代开始，《易》为“六经”之首的地位从未受到任何挑战。随着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拓展和扩大，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最终形成，《周易》便自然从“六经”之首转而升擢为群经之首。

    《周易》及易学的思想体系兼具儒道互补包容的格局，对后来儒道两家将其作为自身的经典并屡屡援《易》立说有着直接的影响，自不待言。《周易》在汉代位列儒家经典之首，取得了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地位，魏伯阳以《易》说丹，王弼以老解《易》，又进一步强化了《周易》在后世道家、道教中的经典性质。对于《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具兼容并包之思想特色，《四库全书总日》指出；“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总目》的立场，旨在批评历史上《易》立论的现象有损于《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但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在儒道两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也获得了相应于典范意义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总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根深蒂固的重要事实。

    《周易》有着最为悠久的成书史、传播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中，随时随地可见《周易》及易学思想泛起的层层涟漪。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所收录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周易》位于经部之首，相较于经部其他类文献，《易》类文献数目最多，这应是《周易》处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的绝佳范例。不仅如此，《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也被道家尊为“三玄”之冠，又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和阐扬，更足以说明《周易》自身内含的天道与人事之诠释方向的廷展性和丰富性。

    《周易》“综合百家，超越百家”，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享有远远高于其他经典、其他学术的尊崇地位。如果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我们对“《易》为之原”及《周易》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与体现的包容意义，或许会有新的体认。

（摘自2018年04月14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儒家很早就提出“仁民爱物”观念，如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民爱物”，在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上，体现了仁道的道德意识；在如何对待物的问题上，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意识。

“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儒家的仁道原则基于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系统中最重要的概念便是“仁”， 基本含义则是“爱人”。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何为“仁”时， 孔子的回答便是：“爱人” (《论语•颜渊》) 。所谓“爱人”， 其基本含义即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 并把人作为有自身价值的对象来对待。《论语•乡党》中记载：一次孔子上朝回来， 听说马厩失火， 马上急切地探询“伤人乎?”。“伤人乎”所蕴含的真正意义，是把人看作与物或工具不同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对象。这同时体现了仁道的原则， 而 “仁民”， 也意味着用这样的仁道原则来对待他人。

“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对儒家来说， 物虽不同于人， 但它依然应当成为人珍惜、爱护的对象，对物的这种珍惜、爱护， 与注重自然本身的法则及整个自然环境的保护联系在一起。对人类的活动， 如捕鱼、狩猎， 以及砍伐树木等， 儒家特别强调要注重“时”。在动植物生长的时期， 不能随意地展开渔猎、砍伐等活动， 这是“爱物”的具体展现。可见，“爱物”关乎广义上的天人关系，其具体内容涉及外部自然与人的发展、人的需求之间的协调；由此，它也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广的意义。

由“仁民爱物”， 儒家又进一步引出“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观念。所谓“万物一体”“民胞物与”， 也就是将人和世界的其他一切对象， 即人和天地万物， 都看作一个生存共同体。“民胞物与”是“仁民爱物”的具体引申， “民胞”意味着将其他的人类成员都看作自己的同胞， 并如同胞一般来对待；“物与”则是把人之外的其他一切对象视为息息相关的交往伙伴。

“万物一体”“民胞物与”和“仁民爱物”从总体上看便是要求在人和自然、人和天地万物之间建立起和谐、协调的关系， 避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近代以来， 在天人关系的演进中， 人之外的天地万物更多地被看作为人所利用、征服的对象。比较而言， 传统儒学则更多地把如何维护人和天的和谐关系， 看作天人之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意识和广义上的“天人合一”观念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看， “天人合一”所指向的便是人和万物的和谐关联， 避免仅仅把自然当作征服、利用的对象。

（摘编自 杨国荣《政治实践与人的德性——儒学视阈中的为政和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