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稚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匀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后花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谐、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谐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皆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浑，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谐”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岑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_易知易晓。丘溶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_人心这点上。丘溶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又体差井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币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溶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法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

    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在祭告黄帝文中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内涵非常丰富，可以说是探析中国现代转型之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

    何谓“道统”与“治统”?简单来说，前者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即儒家思想传统。后者主要指体现为一定继承性的政治统治的传统。

    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挑战，但几千年里基本上“天下所极重”。儒家思想自有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

    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根深蒂固，强大到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在西方列强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深厚的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

    世界上许多国家经历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但像中国这样历经百年、遍尝艰辛的却很少。譬如，日本在19世纪中叶与中国境遇相似，但它通过明治维新顺利地向现代转型，不应忽略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中国这样的“道统”与“治统”。历史底蕴的缺乏在转型时反而成为优势，使其更容易放弃“原来的自己”。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有识之士也希望通过改良挽救民族危亡，但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却阻碍中国的现代转型。近代I历史上，早期改良派人物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事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这是当时的代表性思潮。此后的“中体西用”思潮和洋务运动，与其说是向现代转型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对“道统”与“治统”的竭力维护。再往后，即使辛亥革命敲响了封建专制的丧钟，依然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真正终结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中国也由此开始真正向现代转型，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摘编自叶帆《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

宽容骑士

何满子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近年出现了一些宽容骑士。人数不多，却舌端花生，笔底波澜，颇能引人驻目停耳。如议论某人某事某现象，其公式大抵是：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要肯定其积极面，也不能忽视其消极面。因此主张对万事万物要大度能容，说起来娓娓动人。初视之，仿佛在主张老黑格尔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例题；细辨之，则是在鼓吹均衡论，亦即“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而其所开的药方则是：请君稍安毋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切新秩序、新关系、新伦理都会自然形成，急什么！骑士们指点江山，笑傲众生，讽嘲他人为短视、狭隘、红卫兵心态。他们是站在云端里静观世变的哲士，不食人间烟火。

    世上的万事万物，当然也很难判定清一色的绝对的好坏利弊，此所以无可无不可的发源地生哲学也有其市场。对万事不加评价，连称好好的司马徽之类的人物也确实能招人喜欢，八面玲珑，今语称之曰到处摆得平。但是，常人要修炼到宽容骑士那样的道行是很不容易的。我还怀疑，骑士自身是否真能心理气和地宽容大度到底；当别人触犯了他们，对他们“宽容论”表示非议时，是否真能沉得住气。如果也会气急败坏，暴跳如雷，那就证明骑士们不客气对一切要有宽容气度，而他本人却并不对一切都逆来顺受，维持其宽容的矜持；则即使不便说骑士的“宽容论”是虚伪的，至少也说明“宽容论”有点什么破绽。

    诚然，事物的是非利弊，其价值判断不宜绝对化，但人们凭常识、凭经验、凭理性的思考，是得以定出应有的标准来的。鸦片烟能镇痛安神，作麻醉剂入药，但它毕竟是毒品，上了瘾是要把人报废的。当然，鸦片烟的例子太极端，太彰明昭著，即使宽容骑士，也不会向禁鸦片烟一事说教。

    倘若弊害不那么明显，效验不那么迅疾的事物，例如近年来迅速膨胀的市场大众文化中的庸俗趣味之泛滥，有人如果提点意见，向社会提点警告，宽容骑士就要出来说教了：不要太停泊呀，要尊重不同君族的精神文化的追求呀。其公允宽大之态可掬，而且动辄还以莫非还想回到“文革”时期的文化沙漠相恐吓。似乎要多样化就得让人吞咽一切污泥浊水，容忍一切乌七八糟的垃圾，连人们皱个眉吭个气的权利也应被剥夺。骑士们是提倡宽容的，怎么对别人不合他们心意的言谈就没有宽容的雅量呢？

    又如，有一种脏话连篇、耍嘴皮子调侃人生、将严肃的问题化为一笑的所谓“玩个梦”的文化，有人要写，有人要印，有人要读，也只好由它。舞台上有个把小丑，算不得什么，也算是多样化吧。可是有人对这类无聊的嬉皮笑脸表示不满，也该算是多样化的声音之一种吧？宽容骑士却又出来干预了，说这种人生调侃有重大贡献，它摧毁了往昔虚假的神圣、崇高、英雄观念；却丝毫不提它在摧毁虚假的同时，把人生应有的庄严、神圣、崇高也连根摧毁了，它所呼唤的是一种否定一切的着地打滚的人生。

    总而言之，骑士们所提倡的是一种泯灭是非、无爱无憎的窗帘。那么，社会文化、社会道德等等的是非利弊靠什么来解决呢？骑士们的回答是，人是无能为力的，正确的途径就是大家躺着，静候社会的自我调节来解决。谜底就是市场规律“万能论”。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有一派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能使资本主义自动成长为社会主义。排除了人在历史创造中的能动作用，是一种扩大的拜物教。这种将一切都托付给市场经济来自我调节的高论，是否也和商品拜物教的教旨极其相像呢？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

①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智力，而智力能带来巨大快感。如何拿智商来作乐，读书便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只要付出一个汉堡的钱，便可以得到一个作者在那段岁月所有的心思。国际阅读率比较研究显示，当下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约8.5。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严肃地告诉他：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②世间有两种快乐，第一种是因为无知，第二种是因为彻悟。无知的人，每天无忧无虑，什么都不想。他们做的事，干的活，只是为了吃饱喝足。这种简单而无知的快乐，就像是动物，为了生存而生存，不需要复杂的思维和智商，更不会去主动获取新的知识。而彻悟，是因为读过一些书，经历一些事，心境发生改变，生命变得更加有质感。正如周国平所言，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所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③书，像一扇门，透过这扇门，你可以看到别人每天都想了些什么，他们如何总结这个世界，又如何想象另一个世界。读书，不是要醍醐灌顶瞬间涅槃，追求人生的大和谐，而是要去知道，你这次与作者会在哪里会合，又会在哪里分开，会在哪里产生共鸣，又会在哪里产生分歧。一本书不一定能让你走出困境，不过至少会让你知道，从古到今跟你有同样烦恼，并且同样在寻找答案的人有很多，你并不孤单。

    ④我们小时候读的书，如同小时候吃的饭，一时半会儿看不出什么，直到成年后，前者成为了我们的精神，后者成为了我们的骨血，两者都融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气质，大多藏于读过的书中，读书就像一把把开山刀，每每拿起来挥舞，就能在你内心开垦出一片新的旷野，从而腾得出地方种植更多作物，到了秋天，心灵便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忙碌着收获思想。

    ⑤我一直很喜欢毛姆说的一段话：“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这是形容一个人年老时的样子，而我则希望人们都能有这样的读书体验。

（选自《时代邮刊》2017年第4期，有删改）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独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精神方面的复杂关联。除了自然界种种物象变化对人心的影响之外，人的现实处境和主体心态也会导致其对自然有不同理解和表现。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在不同的人眼中，自然的面貌原本就是不同的，给人的感触也不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方面，自然摇荡着人的性灵，使人产生或悲或喜之情；另一方面，人将悲喜之情转移、投射到本无情感知觉的自然物上，使其具备了与人同一的感情色彩，从而在自然施与人巨大影响的同时，人也以自我的情志改变着自然物在人们心中的面貌。。

    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生命共感现象，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自然变化、草木荣枯使古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并联想到万物与人的生死。因此，在古人的诗文中，纯粹的自然现象是没有的，流动的水，吹过的风，开落的花，都与人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

    生命的共感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然物与人的生理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自然物可以引起人的快感，有的则引起人的悲感，更难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自然物色在有些人看来充满愉悦，而在另一种人眼中却充满悲伤。这就需要探讨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的问题。

    异构，指二者之间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同质，指两种物质之间本质的相同。前者将两种物体区别开来，后者则将两种物体联系在一起。人类和自然，无论形式差异多大，都遵循生命的规律，如生老病死、兴衰荣枯。只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介入，因此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特定精神内涵，都是人赋予它的。但久而久之，这种内涵脱离了人的主观赋予而内化为物的客观属性了。比如，人愤怒的时候就像江海中翻滚的波涛，于是有人便赋予波涛以愤怒的含义；在悲伤的时候泪如雨下，于是有人便赋予雨以悲伤的含义。可是随着这些含义日趋固定，当后人写“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时，写“泪飞顿作倾盆雨”时，谁还会为这些自然物的原初含义而大动脑筋？在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物所包含的愤怒、悲伤、愉悦等含义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

    自然物之所以能表现人的心理情感，除了人赋予它以意义之外，它本身必定也具有能够使人赋予这种意义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被西方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称为“力的结构”。由于人的情感也受着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力的结构的制约，所以，人便自然地从外部事物中观察并提取与自己心理情感相一致的内在意义，从而将该事物作为表现自己某方面的情感的特定载体。

    由此可见，人们观察自然并借以表现自我情感，是一种主客观相互包容、渗透、影响的活动。这个活动中人的心理情感的作用会得到强化，但自然的物性特征也不可忽略。

（摘编自尚永亮《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与异构同质》）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