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知“怕”

①朋友是个小心谨慎的人。生活中，家里没人他从不让家用电器工作，怕引发火灾；晚上睡觉他一定会关掉煤气，怕发生泄漏；上街绝对遵守交通规则，怕出现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纪、秉公办事，怕一不留神成为阶下囚。

②我非常赞赏朋友的做法，因为他知“怕”。其实，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不都应该心存畏惧吗？

③个人应该懂得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爷赐予的命运；大人是指有地位、有号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来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孔子所说的“君子三畏”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但对于他“人要知畏惧”的主张，我双手赞成。在现代社会，我觉得人应该“怕”的至少有两种：一是应该“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与规章制度，用古人的话说，叫“畏法度”；二是应该“怕”道德，也就是那些虽不违法，但明显违背社会道德、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绝对不做。那些因为图一己之欲、逞一时之快而无视法律和道德的人，当他们为自己的“无所畏惧”痛悔不已的时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吗？

④不仅个人要学会知道“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苦难和挫折，人民曾经深受其害，国家的文明进程也大大受挫。有的国家不知“怕”，对过去的苦难和挫折毫不上心，总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有的国家却总是“怕”着，生怕类似的悲剧重演，因而他们总是居安思危，充满忧患意识。1845年，一种卵菌登陆爱尔兰岛，使得全岛土豆减少三分之一，灾荒一直持续到1852年。这场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20%至25%。爱尔兰人没有忘记这场苦难，他们在首都街头竖起了大型的纪念雕塑，其中一组饥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时刻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在罗斯康芒郡的一座庄园里设立有大饥荒博物馆，里面有关于这场饥荒的最完整的收藏。爱尔兰的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更没有忘记这场大饥荒，关于这场饥荒的著作、论文、文艺作品如潮喷涌。生活是公正的，像爱尔兰这样知“怕”的国家，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往往有备无患，因而幸运地躲避了后来一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

⑤中国人一向讳言“怕”，在一些人看来，说自己“怕”，就等于承认自己怯懦，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一个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个国家知道必要的“怕”，它才会将各种社会规则和保障体系设计得很完备，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温暖、快乐的命运共同体。                                                

（文/游宇明，有改动）

文化需要相互凝视

    ①当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赢得万千瞩目的时候，一个文化中国的形象似乎仍不清晰，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偏见和不平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位美国汉学家翻译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找到美国一家出版社。出版社认为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恐怕不卖钱，建议将书名改为《上海小姐》，可以考虑出版。这显然是一种不平等！要是换一个同样优秀的英语作家，出版社就不会轻易要求把他作把品的名字改掉。

    ②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如何做到相互平等地凝视与对话，并且保持自己的尊严，是我们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

    ③一味的迎合偏见，只能扩大偏见，我们应当鲜明地说出我们的观点。在一次中美文学论坛上，一位知名的美国教授在演讲中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语气不无轻慢。在现场提问环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坦诚陈述了她的批评和看法，那位教授也由此意识到自己的轻率和偏颇。这种争论之后的和解，让双方都有收获。那天论坛结束时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最后是一位美国汉学家主动走到大厅弹奏钢琴，让琴声作为这次交流的结束。

    ④中国文化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处于弱势，原因很多。首先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比对方对我们的了解要多得多。还有历史原因，一边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一边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迅速勃兴形成的优越感。也有技术原因，汉语太美太难掌握，世界上精通现代汉语的学者相对还太少，这造成了交流的障碍。另外由于文化的差异，有些西方学者也容易从某种印象出发作出主观的判断。这样的现实，并非一日形成。

    ⑤文化相互凝视可以使双方找到并感受人类共通的良知、道德和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取向之间常会有一些误解，但绝大多数不是恶意。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充满惊异和好奇，但普通外国民众对中国、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真正的活力知之甚少。中国应该向世界打开自己，特别是最能触动人心灵的文学、文化的交往，这种沟通不是为了让人们变得相同，儿时为了理性平等地认识、欣赏并尊重彼此的不同。

    ⑥在文化的相互凝视中，中国人应有自己健康的文化自信。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变革时代，中国作家应该潜心地而不是花哨地，诚实地而不是用讨某一个“他者”喜欢的心态去创作。老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好酒不是兑出来而是酿出来的，能否酿出好酒最终要看我们能不能更踏实地潜入到这个时代的深部。只有酿出好酒，才能“走出去”。2006年中国作协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文学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

    ⑦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是即兴的展示，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奢望一两次论坛和书展就能够万事大吉。它需要我们更自觉，更有耐心和耐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化需要相互凝视，相互对话。在促进国际文化平等交流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选自《语文报》，2010.7﹣8，有删改）

    ①在现代社会，网络、手机、电视等传播媒介，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人的身体从书斋里解放出来，整个世界都成了书房。与此同时，阅读也变得越来越简单随意，看时一目十行，看后过目即忘——人们常说的“浅阅读”逐渐风行起来。

    ②传播媒介变了，阅读习惯也随之改变，这无可厚非。读书从来都有不同类别，何况“读”总比“毒”和“赌”好，毕竟它能获取信息、提升修养。但是，如果一种拒绝深度的浅阅读借助于媒介的力量，逐渐演化成社会上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阅读习惯时，我们是否该有所审视？

    ③阅读之深浅，并非小事。往小里说，涉及个人生活方式，往大处讲，涉及社会风尚和全民族的文化倾向。科技的发达，资讯的浩繁，并不能成为远离深阅读的借口。历史上很多名人，并不苛求读书之多，却强调读书之深。唐宋八大家的韩愈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清代名臣曾国藩反复强调读书要专，“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古人讲究读书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不及泉，不如专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当然，一味艰深不免乏味，但是一股脑跟风“浅阅读”，则终会流于浮泛。

    ④我相信，如果沉迷于新潮时尚、“触手可及”的手机阅读、广告阅读、网络阅读，这个社会能够造就千千万万个信息受众，但是很难培育精深广博的大家。当然，这里并非要提倡复古读经，也不是强求每个人都去做名人大家，而只是为时下偏颇式的阅读状况担忧，为人们对这样的阅读习惯习焉不察而担忧。阅读可以是休闲、娱乐，但不应止于休闲、娱乐，尤其是对于整个国民而言。

    ⑤从另一角度来说，人类文明长河存在无数经典，不少作品的孕育时间与创作艰辛都令人慨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这些作品呼唤代代后人不断重读，温故知新。它们的厚重与丰富，也注定了阅读的艰难与沉潜，这是浅阅读无法涉足的领域。曾有人在网上搞所谓的世界经典名著快读，把每部名著概括成几十个字的故事梗概，以为这样可以花最少的时间，读最多的名著，简直可以算得上心浮气躁的典型例子。

    ⑥对于不以读书、研究为业的人来说，“浅阅读”未尝不可，但对于整个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素质的提升，深阅读万不可废。如果有一天，国人全都沉迷于摩尔庄园、偷菜游戏、手机短信和QQ聊天，那么这还是不是我们？

追寻历史意义，走出“泛娱乐化”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

    ①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抗日神剧”“宫廷戏说”“名著改编”，总会引来很多质疑之声。那些不顾史实乃至常识的粗制滥造，那些既无意思更无意义的胡编乱造，让人反感，却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信息爆炸、观点多元、文化多样的今天，应该怎么用好历史资源、做好历史传播，真正让历史对时代说话、向公众发言？

    ②脱下沉重、刻板、僵硬的外衣，换上轻盈、生动、鲜活的步伐，历史的“轻松”背后是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表现。然而，以戏说代替正说，以调侃代替中立，以消费历史代替认识历史，以娱乐历史代替思考历史，可能就跌进了“泛娱乐化”的陷阱——历史变成了市场上的快消品、屏幕里的调味品，变成了抖一个个包袱、造一个个笑料。

    ③“在娱乐化的潮流中，人们主张对事物和人物不作评价，尤其是不作道德价值上的判断。并不是认为这很困难，而是认为毫无必要。”“泛娱乐化”背后，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去价值化”。一切都可以被恶搞、一切都可以被消费，饭局中就难免出现诋毁先烈的唱段，电视里就难免出现奇言怪行的英雄。在这样的历史观看来，无所谓真相、无所谓真理，是非成败、高尚卑劣都不过尔尔，真可谓“节操碎了一地”。

    ④当历史仅归于娱乐之时，也就是历史被虚无主义绑架之时，这直接瓦解着社会的价值底座、人们的精神信仰。正如学者的告诫，如果“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最后必然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看看那些起哄让秦桧在岳飞面前“站”起来的，那些围观邱少云“特殊生理结构”的，那些瞎传“村民出卖狼牙山五壮士”的，那些连抗战都可以无所顾忌消费戏谑的……娱乐化一旦过度膨胀，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审美取向感官化，价值取向虚无化，政治取向戏谑

    ⑤其实，很多名篇名著，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灵感。远有《三国演义》演绎历史沉思天下大势，近有《故事新编》以古喻今反思社会现象，这些名篇以通俗的方式、大众的视角讲“历史故事”，让公众在“悦读”“悦览”中有所悟、有所得，同样有利于传播历史。因此，无论怎样的“历史讲述”，都需要抱有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那就是不能罔顾常识、颠倒黑白，更不能消解价值、解构意义。尊重历史而不是调侃历史，敬畏历史而不是消费历史，才是“再创造”时需有的历史观。

    ⑥事实上，那些无聊无趣的作品，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有网站调查显示，76.97%的人认为革命战争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应坚持“严肃化，坚决基于实事还原历史真实一面”。这是对那些 “手撕鬼子” “石头打飞机”的“抗战神剧”的有力棒喝，更是拒绝历史“泛娱乐化”的民意体现。

    ⑦“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端正我们的历史观，以真诚敬畏对待历史，走出“泛娱乐化”，这样，我们才能担负起历史使命，走向更远的未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5年08月14日，有改动）

守之以谦，行之以实

陈思炳

    鲁迅一生谦虚谨慎。刘半农曾提议他参评诺贝尔奖，他却说自己不配，“还欠努力”；人们推崇他的作品，他却认为那只是“时时随风而逝”的“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他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他作传，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生太平凡……他敞开胸怀和读者交流思想情感，洞察社会也深刻剖析自己。在自我贬抑与反思中，他的形象却伟岸起来。

    托尔斯泰曾说：一个人就好像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计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则分数的值越小。观察成就斐然之人，的确大多如此。A；杨绛是著名学者、作家，但她在《杨绛全集》的自序中，谦称“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才能突出却不恃才傲物，反而在自谦中矢志提升自我，这也许正是其人生分数值不断增大的内在原因。

    “器虚则受，实则不受”。谦逊之人往往能认识到自身不足，乐于接受新思想新知识。B骄矜之人则妄自尊大，或因自我感觉良好而睥睨一切，或因取得微小成绩而沾沾自喜。殊不知，对于“墙角的花”来说，“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现实中有一些人，发了几篇文就自称“著名作家”，演了几场戏就自诩“明星演员”，于是开始好面子、摆架子，在自夸自满自负中逐渐失去了前行的能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标榜着“公仆”身份的人，如果也对自己有着不切实际的认知，甚至通过各种手段，为自己罩上“优秀”的外衣，其负面影响只会更甚。把自己看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最终只会在华丽包装、自吹自擂中把分母无限增大，使自己的分数值愈变愈小，甚至成为他人眼中“轻于鸿毛”的人。

    自谦渺小者未必渺小，把自己放得很低，他人往往把他看得很重。《彭总在中南海》一书中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一天，彭德怀看到巴金在一篇文章中描写他“像长者对子弟讲话”，坐立不安，于是给他写信道：“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曾面对女儿的疑问：“爸爸，你是拿口镇最大的人吗？”他回答：“不，爸爸是全镇最小的人，因为爸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视自己为“渺小的人”，体现了纯朴谦逊的性情品格，映照出“人民大如天”的敬民意识。事实证明，谁把人民看得最大、把自己看得最小，谁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就“重如泰山”。

    有人说，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C无论处于怎样的境遇、无论取得何种的成绩，倘若能始终守之以让、守之以法、守之以谦，一个人才能为自己的成长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成就更有价值、更有境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