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自立国起就重视桑棉麻的种植。《明史·食货志·赋役》载“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中期之后，明代棉织业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区。苏州太仓、嘉定，“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昼夜不休”，松江各地则“乡村纺织，所出布匹，日以万计”。有人描述河南的情况：“中州沃土，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解放以来在许多明代墓葬中都或多或少地发现了棉织品，分析后可得出如下结论：明中叶以后墓葬出土棉织物最多，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的墓葬中都有棉纺织品随葬，可见棉布已为社会各阶层所服用。

——摘自姚香勤《明代纺织业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论略》等

材料二：“张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为捍卫图存计，若推广植棉地，纺织厂是；又惟有开发极大之富源，以驰逐于世界之市场，若开放铁矿，扩张制铁厂是。”

——张謇：1913年10月出任农商部第一任总长发言《实业政见宣言书》

材料三：1905年3月，宁波人戴瑞卿建立“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浙江有名的民族纺织企业。1953年底，企业负责人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得到批准。1998年，随着改革的深化，该厂融入宁波维科集团有限公司，逐步成为一家经营群体和骨千职工控股、国有和社会法人参股的股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集团。

——摘自《和丰蝶变——宁波近现代工业文明缩影》

材料一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当权统治集团开始把西方科技与新式工业引入中国，开创了近代第一轮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为政要先利民的主张，主张政府应更多关注经济领域。洋务运动以后，以严复为首的早期维新派人士逐步意识到振兴工商业是国家富强之道，立国之本。郑观应提出同列强要“决胜于商战”，马建忠认为“民富，商务为首”，康有为也主张通过发展商业，促进民富，进而推动国强。实业家张謇主张“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黄茂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国富民强”思想的理论嬗变和实践探索》

材料二 战前（1914年8月）注册的工业公司，共计146个，资本总额41148205元；而自1914年8月至1920年，新注册的公司就有272个，资本额为117434500元。所涉及的行业众多，尤以纺织业和面粉业这两个关系民众衣食的行业发展得最快。

——摘编自《中国年鉴第一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材料三 （北京同仁堂）公私合营后的优势日益突显，职工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积极进行生产技术创新，设计研发了汽锅、药材粉碎机等生产设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前4个小时可以生产出500斤女金丹，现在只需2小时。

——边东子《国宝·同仁堂》

材料四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英文名称为The Belt and Road，名称缩写为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生长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阻碍，它需要得到国王的保护以制止封建贵族对城市的骚扰和镇压发生在城市中的暴乱…为了保护这种（跨国贸易）经济活动，国王必须强化本国的秩序，负责修筑本国范围内的道路、桥梁…这些都要求国王必须采取措施集中其领土内的资源，以满足国际性物流所需要的条件…随着这种权力的增强，统治者据此把自己定位在了“公共福利”的维护者上。

——丛日云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此时期（民国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发展，就其基本的动力而言，既有来自外部的因素一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国际局势的推动，又有内部的因素一受到中国社会本身的推动。当大部分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承担起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责任，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需要是在进口工业品刺激下产生，并得到满足的。于是，在进口品不能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情况下，一种“替代型”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了。

——摘编自（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材料一 一组民族火柴业留下的商标——火花

材料二 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但却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摘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