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藏中，传统节日有着其他文化遗产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值得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传统节日最根本、最重要的主题；中古以后，传统节日促进人际和谐的内容才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中国传统节日大都是岁时节日。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移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节日数量很多，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形成、发展、兴盛、衰弱以至消失的过程。

    节日就是时间历程的重要节点，它的形成当然是有了基本的时间观念之后的事。古人最早产生的时间观念是日出日落、寒来暑往。由此，开始分为寒暑两季，接着有了四季的划分和最早的节气。先秦古籍《逸周书·时训》记载了二十四节气。流传至今的节气名称全部是以简洁朴素的词汇感性地描述天象气候物候的变化。古人认识到这些日子是天象气候转变的关键节点，以为这些划分都是神灵的意志使然，便在这些日子施行巫术、占卜，祭拜日月星辰、五谷诸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健康平安等。每年如此，便形成了在特定时日周期性重复的民俗活动，形成了最初的节日。月亮的晦朔圆缺之日也让古人感到神秘并加以崇拜，也会产生萌芽状态的节日。这些早期的节日产生于古人以其感性、原始的方式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源于古人在特定时日用以解释、控制自然进程的超自然力崇拜。所以说，岁时节日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人追求与自然和谐的结果。确定节气之后，又有了年月日的划分，便形成了历法。

    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有浓厚的人情味，几千年来已经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故传统节日的保护，有利于保持和有效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

    一些较大的传统节日，已不仅仅是汉族的节日，也成为许多少数民族的节日。如春节已成为我国境内四十多个民族的共同节日。同时，少数民族的节日数量众多，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采取切实的保护措施，维护中华文化一体化格局中的各民族文化多样化；其节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可被吸收到汉族的节日传统中来。

    包括节日文化在内的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部分，是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享的文化。在同一个日子过同样的节日，使我们体会到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尤其是在异文化环境，一个族群同样的节日习俗就更成为文化认同的显著标志。文化的认同往往比政治的认同更为牢固、更为持久。这样的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

（节选自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

    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亚欧大陆的文明之路。这条道路在空间上的地理坐标是复杂的，可以是陆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也可以是同一个大陆的东亚、南亚、中亚或西亚，或是具体的国家。从时间上看，在张骞开通西域这一标志性的节点之前，丝绸之路上的欧亚文明交汇已然存在，而且这种不同种族、地域之间的文明对话，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而奔流不息。

    丝绸之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拥有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政治、经济、文化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主导、引领的作用。它可体现为举足轻重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如汉朝开通西域与对匈奴的战争、大唐对突厥的战争，也可以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经贸之路，丝绸把中国农民的桑蚕养殖、丝绸生产与中亚、西亚商人的物流运输等以市场的形式链接起来。丝绸之路的文化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佛教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并完成了异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国化，儒道释三教合一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体系。乐制是中国古代国家文化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初朝廷明确把燕乐与汉民族的传统雅乐一并纳入宫廷音乐，朝野莫不风靡。这种多样性、包容性的国家文化政策的实施，把中华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丝绸之路推动了中国文化地理空间不停滞的运动和延展。如果把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作为一座分水岭，之前是中国本土文明的内在碰撞与交融，华夏与夷狄戎蛮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融合。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进程由于外来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变得更加活跃和精彩。丝绸之路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核桃进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镇农田；那些与周秦迥异的西域汗血宝马不仅出现在军阵，也出现在汉画像砖作品中，装点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丝绸之路为中华文明的内生式增长带来了强力推动，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战乱不已的南北朝，到统一和平的隋唐，中国各文化空间板块产生了波澜壮阔的新变化新气象；同时，丝绸之路也把开放包容、维新求变的中华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体系的形成发展进程中。

    研究丝绸之路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历史轨迹，对于实施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照。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国家战略。是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等因素相互交织的协作发展，也是国内相关联地区优化经济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机遇。研究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及实施，要注重经济带和文化带的复合、协同、一体化发展，注重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更加开放和多样化发展，注重更好地统筹国内不同区域的改革创新实现共赢发展。这既是历史丝绸之路的重要经验，也应是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现实选择。

摘编自朱文谦《丝绸之路文明的历史思考》）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一：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传统文化赋能：“文学”与“文化”的聚合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与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审美需求结合起来，以新的表达形式重释经典，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具有中华美学精神、中华民族特色的题材，以视觉化的形式阐释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成为文艺创作者的自觉追求。近年来，由中国神话传说改编的动漫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等影视作品深受观众青睐。近期上映的《长安三万里》塑造了以高适、李白、杜甫、王维等为代表的盛唐诗人群像，电影选取了48首耳熟能详的千古名篇，将观众带回了群星璀璨的大唐盛世，激活了镌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和文学记忆。大唐诗人们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气质，不惧艰难、不懈追求理想的精神，穿越历史时空隧道与当下观众产生心灵交汇、共鸣。传统文学融进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流行文化当中，文学与文化融为一体，呈现出多元互动、共存共生的形态，并起着“以文化人”的作用。传统文化赋能文学经典，使文学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推动着文化的建构，文学被赋予了神圣的文化使命。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引发全球性的社会变革，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5.3亿，《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手机移动阅读成为主要形式，“听书”和“视频讲书”的读书方式成为新的阅读选择。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国民阅读的习惯正在发生革命性的转变，文字符号化、书籍图像化、文化数字化，受众由阅读型公众变为视听型公众。文学典籍借助媒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了束缚文明发展的枷锁，从甲骨文书、青铜铭文、石刻文书、简策版牍、帛书、纸质图书到电子书……网络和数字技术广泛渗透到文学的生产、流通、传播和消费的全过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古籍数字化是通过数字技术将束之高阁的纸质本古籍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数字化资源，古籍的整理、保护、传承和利用对赓续中华文脉、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累积收录古籍13026部，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33部。“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实现了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开放共享，读者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在网上获取文献资源。截止2023年1月，全国累积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13万部（件），其中国家图书馆搭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古籍影像资源超过10.2万部（件）。全国公共图书馆也在积极建构数字图书馆，实现全文定位搜索，汇聚共享。数字技术与平台相结合，让文学典籍“活”了起来，“飞”入寻常百姓家，降低了古籍的使用门槛，拉近了古籍和读者的距离。

（摘编自王艳《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创”发展与“破圈”传播》，有删改）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髓，是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首要前提。理性分析和鉴别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扬弃继承的原则，对于符合时代发展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而落后于时代的糟粕应予以摒弃。在滚滚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思想，为当代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和世界性意义的部分，我们应当提炼出精神文化标识，形成独特的话语结构和话语方式，正如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需科技赋能，推动现代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和媒介，使其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同社会风尚相衔接，充分彰显时代风采和魅力。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第一，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使用前沿科技展示传统文化，将物质文化遗产生动活泼地呈现给公众。同时用年轻群体喜闻乐见的话语叙事结构传递价值内核，从而消除优秀传统文化与年轻人之间的疏离感。第二，加强文化产业的创新性，将文化元素重新排列整合，打造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产品。近年来，文化市场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创意元素，例如，将神话故事人物打造成大荧幕动漫IP，文化遗产衍生出各种周边附属产品，这些创意不仅打通了消费市场，还在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拉近了同消费者的距离。第三，推动文化同其他领域融合，形成相关产业链，推动各产业之间协同发展。文化发展需要载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寻找载体依托较为困难，需要同当下盛行的相关产业相结合，推动全产业链的文化创新。

（摘编自赵宁《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探析》，有删减）

材料一：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遍布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更活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乡土、我们的语言、我们的风习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深刻体会古老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与古代世界和当今世界的重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比如，中华文明彰显积极性，体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个人要以天为榜样，对人生抱有积极的态度。中华文明还彰显实践性，体现为注重经世致用。孔子在古代被视为“圣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努力以自己的品格和言行改变社会风气，希望“天下归仁”。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不同文化崇尚的东西存在差异，有的尚文、有的尚武、有的尚德、有的尚一、有的尚化。不同的崇尚决定了不同文化的发展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自己崇尚的东西。如《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庄子的“与时俱化”等名言，就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化”的推崇。尚化让中华民族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积极包容和学习不同的事物，并且不惧变化、勇于变革，从而让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一是君子的人文精神。君子多指受过良好教育、道德比较高尚的人，被认为是完美人格的典范。二是中庸的辩证精神。中庸的“中”指的是准确、不偏不倚，“庸”指的是平常、正常。三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中国神话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传说，历史中的赵氏孤儿、卧薪尝胆等故事，都体现了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艰苦奋斗、百死不悔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

今天，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贡献强大文化力量。

(摘编自王蒙《让我们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材料二：

中国是流动性社会，历史上多民族在跨区域流动中繁衍生息、友好互动，在多民族频繁接触和密切往来的互嵌居住格局下，传统文化得以转化创新。统合与分化更迭中，历代中央政权注重以儒家文化治国理政，“儒家学说自汉代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来，经过不断完善，到宋代又经历了新的改造，而且日益具有生活伦理规范的意义和社会教化的功能。”其倡导儒家宣扬的“天下一家”“仁政爱民”“忠孝为本”“血亲人伦”“崇德尚义”等伦理观念，适应“大一统”需要，在社会动荡和战乱纷争中，有效消弭民族冲突和地方割据。历代统治者以尊孔崇儒确证身份，祭祀孔子、修建孔庙、设儒学、行科举。在民族地区，主要通过迁入这一地区的汉族人传播、中央王朝委任官员推行思想教化、地方开办官学教育等方式，传播儒家思想，促进文化互渗。

多民族聚居区云南建水孔庙的兴建，是儒家文化流入民族地区，实现文化融合与文化共享的典型。据《重修指林禅寺碑记》记载，云南“隔越中夏万有余里，而临安尤极要荒之外，密迩交广，南向望元江、车里、八百诸夷”，因距离中原较远，管辖难度大，所以采取“罢宣慰司置府以理其民，立卫以总其兵，文武并用而威德兼施，并建儒医阴阳诸学，俾志学游艺者有所归就”的措施对当地进行教化和管辖。儒学以教育和教化方式，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内化于当地民众庙学、洞经、祭祀等日常生活和社会建设中，成为促进各民族共同生活的重要文化基础。

人群流动下儒家文化影响力在中原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民间戏曲———迪庆维西大词戏中亦有体现。大词戏以儒家“忠孝节义”价值理念为底色，在传播过程中借鉴纳西族和汉族的山歌小调，以及藏族、傈族和纳西族等舞蹈动作，展现出地方多民族文化的互融共通特质，有《精忠岳传》《日连寻母》《岳母刺字》《平天下》等剧目。在青海士族文化中，受明代军屯和移民影响，以庆祝丰收为目的的纳顿节也有儒家忠义思想的身影。如纳顿节俗三国军傩戏《五将》《三将》《关王》，在关羽、刘备、张飞、曹操和吕布的战斗叙事中，歌颂关羽的英勇和忠义，展现儒家文化与士族文化的和谐共融。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生存条件相契合。儒学的运用和传播体现了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与交融，在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过程中，形成多民族对民众享有相同文化的认同，自觉将其作为形塑个人和社会的精神理念，并转化为共同生活的具体实践，进而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巩固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继富、闫静《基因赓续与价值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