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电波

    行动开始了。

    我父亲原定走北路，担任掩护，由于李安本出马，结果被调至南路，随大部队行动。“要不是老李”，我父亲后来常说，“我说不定早就见马克思了。”“老李，外号‘飞锤’，不仅收发报样样娴熟，而且机务上也有一套。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和我在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共事，我这一辈子啊……”父亲之所以屡次这样感叹，皆因他的一套娴熟技术皆传自李安本。

    按计划大部队一路向南猛突，但电台始终保持静默。相反，北路小队频繁发报，他们把平时抄收的新闻稿都拿出来，反复发送。果然，敌人上当了，开始调集兵力向北围追堵截。旅长下令全速前进，争取时间。他说我们越快到达，北路的压力便会越早解除。据事后得知的消息，驻青城日军指挥官藤田五郎大佐曾多次接到南路发现我军大部队的报告，

    但他并不相信，以为这是新四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日军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跟踪监听，并随时向他报告，证明新四军的电台就在北路。这一错误的判断使他错失良机，打好的算盘完全落空。

    白露过后第七天，我军终于突破重围，来到了江边，与江北前来接应部队胜利会师。部队到达时，已是深夜。旅长顾不上休息，下令立即架设电台，与北路联系。“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夜晚”，我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们来不及找地方，就在江边一个渔棚边架起了电线。旅长和参谋长都站在我父亲边上，等候消息。我父亲连续呼叫，一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回音。大家浑身是汗，心都焦烂了。“他们也许在行动中，没有架设天线。”我父亲这样说，手里攥紧了老李临行前送给他的烟斗。这时渡船已经陆续到了。旅长指示我父亲继续不停地呼叫，一刻也不要停。“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吩咐完了，他便和参谋长一起到江边指挥部队渡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渐渐亮了，东方泛起一抹淡淡的晨光。这时耳机里突然传来声音。我父亲兴奋地大叫：“来了！来了！”

    有人立即前去报告旅长。不一会儿，旅长和参谋长都小跑着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了？”旅长连声问道。

    可耳机里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我父亲一边调整波长，一边连续呼叫。“怎么回事？是他们吗？”旅长问道。我父亲说是的，肯定是的。“他们情况如何？”团长又问，我父亲摇头道，“不知怎么突然断了……”

    “呼叫，给我呼叫！”

    我父亲连续不断地敲击着电键，时间漫长得令人窒息。终于，嘀嘀嗒嗒，嘀嘀嗒嗒，耳机里传来熟悉的电波声。“老李！是老李！”我父亲叫了起来。众人一片欢呼。“嘘——”我父亲做了噤声的手势。大家随即安静下来。我父亲急忙开始抄报。抄一句，参谋长就迫不及待地拿过去照着密码本翻译，可一句也翻不出来。“这不对啊。”他对我父亲说。我父亲抄完报后，接过来一看，头脑顿时嗡了一下。

    “这是脑记密码！”

    “什么意思？”参谋长问。

    我父亲解释说，这说明他们已经销毁了密码，因为脑记密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用。“看来他们已非常危险，否则不会销毁密码。”我父亲说。

    好在李安本教过他脑记密码的方法，凭着这种方法，他把电文翻译了出来。大意是，他们已身陷重围，弹尽粮绝，密码已毁，电台也即将销毁。

    旅长说：“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回来，我们等着他们！”我父亲把电报发出后，对方一下子没了声音。按照李安本的操作惯例，他每收完电报，都要给收据。可这次却是例外。

    “收到没有？”旅长问。

    我父亲摇摇头。

    “呼叫，给我呼叫！”旅长大声命令，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我父亲不停地呼叫，身上大汗淋漓。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收报机又有了声音。我父亲扶了一下耳机，连忙抄收，没想到抄下来的却是一组明码：再见，战友……

    “坏了！”我父亲心里一沉，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没容他多想，耳机里又跳出一串明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随后，耳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旅长接过抄报，半天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摘下帽子。我父亲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在场的人也都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我父亲将烟斗放到胸口袋，默默将电报机重新背在肩上。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江风划过长空，发出尖厉的呼啸……

（摘编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火车穿越的身与心

阿来

    离开格尔木，从海拔4100多米的玉珠峰车站开始，我们一路都在用汽车追赶试运行的火车，借此反复感受青藏高原上从未有过的机械与钢铁巨大力量的冲击。

    我驾驶着吉普在高旷的青藏路上奔驰，一次次冲到火车前方，等待火车蜿蜒着驶近，感受火车从面前不远处轰隆着经过时，脚下的地面传导到心中的轻轻震颤，再目送它从某个山口处消失。

    然后，一踩油门，开始新一轮的追赶。这样直到海拔高度达到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

    当我看到铁路在高原灿烂的阳光下强劲地延伸，火车在亮闪闪的两股铁轨上呼啸而至时，内心的感觉远非兴奋这样的字眼可以形容。20世纪80年代刚刚工作时，去一个一百来公里的地方，只能牵着马，驮着行李与书籍，翻越两座雪山，徒步行走三天时间。后来，我坐着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去过了很多地方。记得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地方，在美国的高原上，有一天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驱驰，公路两边的金黄秋草中不断有马匹出现，草原尽头是裸露着岩石筋骨的落基山脉，这景色自然就触发了一个旅人的思乡病，让我想起了景色相仿的青藏高原。有一次，在公路与铁路交叉处，我们停下车来，看长长的铁路线上，长长的一列火车在草原和积雪的山脉之间蜿蜒而过。那时，我就想，要是也有这样一条铁路穿过青藏高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当即，我就要求朋友帮忙退掉机票，要坐这条线上的火车，穿过落基山脉，直到美国的西部海岸。

    这是一种情感的代入法，这样，几乎就有了在青藏高原上乘坐火车的感觉。没有想到的是，才过了几年，就在青藏高原真切地看到火车奔跑了。

    此次青藏之行前，我正在我的小说中写到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马车在一个藏族村庄的出现：此前村子里有马，也有马上英雄的传奇，但是没有车，没有马车。其实，不只是这个村子，方圆好几百里，上下两三千年，这个地区都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天，突然就有马车出现了。

    我怀着欣喜的心情，用天真的笔调在小说中描述这些新事物出现。而且，也正是在文字展开的时候，的确真切地体味到这些事物一出现，生活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在另一篇小说中这样描述一座小水电站的出现：“一双从来没有写下过一个字母的手合上了电闸，并把整个村落的黑夜点亮时，大家都有一种如在梦境的感觉。可这真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光亮”。

    这种光亮出现了，世界的面貌与人的内心都因此发生深刻的变化。是的，“变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热爱这个字眼，而又深受着它的驱迫啊！

    不同的交通工具带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速度带来完全不同的时间感与空间感。从唐古拉山下来，离开藏北重镇那曲，我们暂时离开了铁路线，去到纳木措。坐在湖边，听水波拍击湖岸，非常有重量的火车所带来的速度感与因此而起的兴奋感就消失了。望着湛蓝的湖水，湖对岸念青唐古拉山那些亘古如此的雪峰就度到心中来了。晚上宿在帐篷中，听风声呼呼地从半空中掠过，恍然看见传说中的巨灵披着宽大的黑色大氅在星空下飞翔。于是，身心又重新沉浸在古老的西藏了。

    醒来之后，似梦非梦的感觉消失了。穿上衣服来到曙色一点点降临的湖边，白天那些喧哗的游人消失了，湖岸深处，那些深浅不一的岩洞有修行者的灯火在闪烁，身体处于这亘古的寂静之中，脑子里却轰轰然有火车隆隆地奔驰。几天来高度的兴奋过后，这时，身体的内部突然有一种撕裂感。这在我，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从理性上讲，我们应该为每一件新事物的出现而欢呼，而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身体的深处，血液中有种古老的东西会起作用，会拉响警报，提醒我们出现了某种危机。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因为一些具体事情吗？是的，就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就在纳木错，看到的种种情形，有理由让我们感到处理不好，好的变化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关于这一切，大家都说得够多了。我真正想说的是，对于本人这样的青藏高原的土著来说，选择的理性与本能的感性不需要理由也会在身体中冲突起来，让人体会到一种清晰的撕裂的隐痛。因为血液深处，会对即将消失的东西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整个青藏高原已经不可逆转地与现代文明遭逢到一起，而在身体内部，那些遗世独立的古老文化的基因总要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存在。

    天一亮，当我们重新回到青藏线上，心中那些模糊不清的情绪就消失了。虽然我知道，某一天置身于某一种特别的情境中间，这种情绪或者又会重新涌上心头。但一路往南，拉萨在望，看到铁路在渐深渐低的峡谷中穿过一个个正在播种的村庄，我们的心情又像汽车得到越来越多氧气的引擎，欢快而高亢了。

（有删改）

米的恩典

甘典江

    在所有的汉字当中，我最敬重的一个字，是“米”。

    甲骨文中，“米”字像琐碎纵横的米粒，典型的一个象形字。《说文解字》曰：“米，果实也。象禾实之形。”意思是，米是谷物和其他植物去壳后的籽实。

    断奶之后，我们开始要吃饭了。民以食为天，说明吃饭是天大的事。多少年以来，中国人见面都要问候一句：“吃了吗？”难怪古代的圣人早就明察：仓廪实而知礼节。

    吃饭要靠天，更要靠地。没有谁能够管得了天，但是，地，却是被人牢牢控制住了。

    在中国的传统中，土地是万有之源，万物都从中孕育化生。《易经》云：“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安土便能乐业，就会诞生故乡，同时，还象征着淳朴的道德选择与坚守的精神意志。土地联系着历史与道德、政治与民生，而其中的媒介与命脉，即是白花花香喷喷的米。一切财富与权力，最终，都可以通过米来衡量与转化，以“石”计量。

    广义的“米”，包括稻米、高粱、玉米、小米、黄米等等，一般而言，主要指稻米，即大米。在南方，稻田随处可见，甚至在陡斜的山坡上，也被开垦出一圈一圈的梯田。在雾气中，在月光下，那些成片的梯田，像大地的行为艺术，在视觉上极为震撼，彰显着人的力量和创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带我去粮店买米，揣着一册购粮本。彼时，每个人的粮食，都是一个定数，有钱也多买不到一两。卖米的工作人员常常带着居高临下的目光，我们则像是等待赈济的灾民，需要他们来拯救。我突发恐惧：要是哪天他们关门不卖米了，我们又怎么办？

    幸好，某一天，人们又做起了交易，在农贸市场，大米开始自由流通，只要有钱，想买多少买多少。望着那些被解放了的大米，我觉得生活才真正开始。

    吃饱饭后，人性苏醒了。接着，我们各式各样的欲望，日益膨胀。不知不觉之间，人们见面，不再问候吃饭，而是关心挣钱发财。很快，米的命运也发生了变迁，它们被包装进入超市。在某种意义上，这时候的米，面目全非，与土地紧密的关系已经断裂。顾客从一袋米中，看不到四季的替换，闻不着泥巴、雨水和阳光的气味，也无视农夫的喘息与农妇的忧伤。可怜的米，被抽象成了一种消费符号。

    每次不得不去超市，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我都在猜想：假如苏格拉底看到这一切，不知还会发出怎样的感叹。在两千多年前，他就对物质消费不屑一顾：“我们的需要越少，就越接近神。别人为食而生，我为生而食。”也就是，对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来说，他只需要粮食即可生存，生活更重要的是精神与理性。

    许是因为苏格拉底的提醒，我开始尽量少去超市，实在要去，也要扪心自问一番：是不是因为听从了大米的召唤？我越来越相信：过度的物质消费，是一种恶习，甚至，是对人类独立于物质的高贵精神的冒犯。

    每一粒大米，无论是干瘪的还是饱满的，一起经历了四季的轮回，演绎了生命的涅槃，见证过土地的馈赠，追逐过阳光雨露，都领受了人的安抚和神的祝福。在此意义上，它们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利进入人的胃，化为人的血肉与精气。

    联想到米的“远亲”——麦子。西方人眼中的麦子具有神性，因为麦子经过“施洗”已经脱胎换骨，变成了有信仰的面包，荣升为基督的圣餐。我想，倘若真有神灵可以降福于诸般良善与恩惠、纯洁与正义，那么它可以启示麦子，同样也能祝福大米。

    粮食是至善至美的对象，敬畏粮食，就是遵守心灵的律法，可以凭此找回自我，梳结人与大地的伦理，并抵达感恩的故乡。

    从一粒大米的恩典中，我领受了永恒的充实与安宁。

（选自《人民日报》）

那夜，那对盲人夫妻

周海亮

①我永远记得那个夜晚。悲怆的声音一点点变得平和，变得快乐。因为一声稚嫩的喝彩。那是乡下的冬天，乡下的冬天远比城市的冬天漫长。常有盲人来到村子，为村人唱戏。他们多为夫妻，两人一组，带着胡琴和另外一些简单的乐器。大多时候村里会很晚。在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那是村里人难得的节日。

②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粗糙的表演，而是他们走路时的样子。年幼的我常常从他们笨拙的行走姿势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卑劣的快乐。那是怎样一种可笑的姿势啊！男人将演奏用的胡琴横过来，握住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胡琴的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自己的男人，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他们走在狭窄的村路上，深一脚浅一脚，面前永远是无边的黑夜。雨后，路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水洼，男人走进去，停下，说，水。女人就笑了，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然后换一个方向，继续走。换不换都一样，到处都是水洼。在初冬，男人的脚，总是湿的。

③那对夫妻在村里演了两场。地点在村委大院，两张椅子就是他们的舞台。村人或坐或站，聊着天，抽着烟，跺着脚，打着呵欠，一晚上就过去了。没有几个人认真听戏。村人需要的只是听戏的气氛，而不是戏的本身。

④要演最后一场时，变了天。严寒在那一夜，突然蹿进我们的村子。那夜滴水成冰，风像刀子，直接刺进骨头。来看戏的人，寥寥无几。村主任说要不明天再演吧？男人说明天还得去别的村。村主任说要不这场就取消吧？男人说，说好三场的。村主任说就算取消了，钱也是你们的，不会要回来。男人说没有这样的道理。村主任撇撇嘴，不说话了。夫妻俩在大院里摆上椅子，坐定，拉起胡琴，唱了起来。他们的声音在寒风中颤抖。加上我，总共才三四名观众。我对戏没有丝毫兴趣，我只想看他们离开时，会不会被冰的水洼滑倒。天越来越冷，村主任终于熬不住了。他关掉村委大院的电灯，悄悄离开。那时整个大院除了我，只剩下一对一边瑟瑟发抖，一边唱戏的盲人夫妻。

⑤我离他们很近，月光下他们的表情一点一点变得悲伤。然后，连那声音都悲伤起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那唯一的一盏灯已经熄灭，可是他们肯定能够感觉出面前的观众正在减少。甚至，他们会不会怀疑整个大院除了他们，已经空无一人呢？也许会吧，因为我一直默默地站着，没有弄出任何一点声音。我在等待演出结束。可是他们的演出远比想象中漫长。每唱完一曲，女人就会站起来，报下一个曲目，鞠一躬，然后坐下，接着唱。男人的胡琴响起，女人投入地变换着戏里人物的表情。可是她所有的表情都惨进一种悲怆的调子。他们的认真和耐心让我烦躁。我跑回了家。我想即使我吃掉两个红薯再回来，他们也不会唱完。我果真在家里吃掉两个红薯，又烤了一会儿炉子，然后再一次回到村委大院。果然，他们还在唱。女人刚刚报完最后一首曲目，向并不存在的观众深鞠一躬。可是我发现，这时的男人已经泪流满面。

⑥我突然叫了一声“好”。我的叫好并不是喝彩，那完全是无知孩子顽劣的游戏。我把手里的板凳在冻硬的地上磕出清脆的响声。我努力制造着噪音，只为他们能够早些离开，然后，为我表演那种可笑和笨拙的走路姿势。两个人同时愣了愣，好像他们不相信仍然有人在听他们唱戏。男人飞快地擦去了眼泪，然后，他们的表情变得舒展。我不懂戏，可是我能觉察他们悲怆的声音正慢慢变得平和，变得快乐。无疑，他们的快乐，来自于我不断制造出来的噪音，来自于我那顽劣的喝彩，以及我这个唯一的观众。我开始安静了下来……

⑦他们终于离开，带着少得可怜的行李。一把胡琴横过来，男人握着前端，走在前面，女人握着后端，小心翼翼地跟着，任凭男人胡乱地带路。他们走得很稳。男人停下来说，冰。女人就笑了。她不说话，却把胡琴攥得更紧。

⑧多年后我常常回想起那个夜晚。我不知道那夜，那对盲人夫妻，都想了些什么。只希望，我那声稚嫩的喝彩，能够让他们在永远的黑暗中，感受到一丝丝阳光。

包身工（节选）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 “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