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下午，故宫发布名为“紫禁城上元之夜”的元宵节灯会活动信息后，引发持续关注和抢票热潮，元宵节当晚的灯会活动预约票几乎是“秒光”。在18日0点时，再尝试登陆故宫门票预售系统时，甚至已经无法打开网站。一场传统灯会竟然能点燃如此巨大的参与热情，元宵佳节在如今所展现出的文化魅力，可见一斑。

    在传统节日中回归传统习俗、品味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今天许多人过节时的首选。不只是元宵节，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春节假期，许多传统的年俗和文化元素换个形式、换个空间，成了人们热捧的对象。在国家图书馆，小读者们可以参与写福字、画门神、换脸谱、做花灯、剪纸等体验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孩子们围坐在蒙古包里，亲身体验蒙古族小年祭火仪式，品尝麻糖、果条和奶茶等传统食品；在南京的一些老茶馆，不少人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南京白局”“苏州评弹”“扬剧折子戏”等传统节目……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烘托出浓浓的节日氛围，更让传统文化、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放射出新的光芒。

针对以上材料，分析传统文化成为新时尚的原因。

要求：观点鲜明，表达清晰连贯，言之成理。（不超过100个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诗歌创作，要有感情，这是常识。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也说：“感情是诗歌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就没有诗歌。”我认为，这是真理。但是，长期以来，文坛上对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即诗歌创作，是“言志”，还是“缘情”?《诗大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谓志，是志向、理想。在汉代，儒家把“诗言志”推到极致，汉儒所谓“志”，仅限于先王之道，亦即“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把“言志”视为最高创作准则。不过，在封建时代，尽管儒家诗教处于诗坛的垄断地位，但也不能捆住所有人的手脚。人们突破的办法之一，便是在理论上强调“情”。

    第一次强调创作需要“情”的，是晋代的陆机，他在《文赋》中提出诗作如果“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爱、恶，六种感情，如果在作品中显得沉滞，没有生动的表现，那么，道德理想是上去了，神情却失落了。这样的作品，便像枯萎的树木，像干涸的泉水，没有什么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处处提出“情”的作用，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他强调作者和读者，都会受到“情”的支配。陆机和刘勰，处在汉王朝大一统局面已经崩溃的时代，当时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个人的价值，文学创作走向了“自觉时代”。陆、刘提出“诗缘情”而作，正是这一代诗坛创作趋向的反响。

    必须指出，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把“诗言志”和“诗缘情”绝对化，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儒家提出“诗言志”，重视理性成分，这并没有错。因为志向、理想，也不是抽象的，它也包含着感情的成分。《诗大序》在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后，便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诗学，有着漫长的抒情传统。就思想史而言，孔孟虽然很少论及“情”本身，但在谈及伦理道德的本体，却根源于人的自然情感问题。例如提出孝、仁的观念，就直接是从世俗之“情”，引申为理念。而刘勰等人，虽然注重情，也并没有排斥理念、理智。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理，指义理，理想，亦即与“志”同一概念。他重视个人情感，和重视创作的社会效能，相互联系，互为经纬。人们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根据文坛发展的态势，或可适当强调其中的一个侧面，但不应绝对化。

    事实上，情与志，亦即情与理的关系，是诗人个人感情与社会责任的问题。二者是应该统一的。这一点，西方一些杰出的理论家，也是这样看的。像罗丹说：“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别林斯基说：“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可见，他们既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也注意在抒发中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写些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诗”，不顾社会效果；或者反过来，把诗作仅仅视为政治、政策的传声筒，都是不对的。我认为，在诗歌创作“情”与“志”的关系中，情是第一性的。诗人所写那些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相反，若没有情，就只能沦为标语口号式之作。这就是为什么陆机说“诗缘情而作”，刘勰说“情动而辞发”，为什么《诗大序》会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道理很简单，无情，不可能有好诗。“有情此有诗”，这是真理。

（摘编自黄天骥《言志与缘情的关系》）

我国历史上，家教是促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对基层社会治理起着有益的作用。如今，吸收借鉴古代家教在传承主流价值观方面的有益经验，对更好发挥家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意义。

（一）传承家训：主流价值观的通俗化。家训是家庭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家庭内部施教，最主要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家训大都是训主结合个人成长生活经历对人伦亲情、世道人心、社会变化做的深入阐述，说理透彻明了，读来亲切可感。历史上的很多家训，不仅对训主一家一时产生了影响，且还泽被后世。

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誉的《颜氏家训》，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家训专著，内容十分广泛。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士大夫著训立说的主要用意和家教的基本内容，也为后世家训树立了样本。清人王钺曾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当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整体看来，《颜氏家训》体现了进德修业的理念、知行结合的家教方法、重教崇化的价值诉求，对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遵行家礼：主流价值观的日用化。古人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把学礼、尊礼看作人立身处世的重要依托。家礼是传统中国人优良教养的载体，我们常说一个人教养好，是与家庭范围内遵礼行礼分不开的。家礼的内容不单涉及家庭成员行为处世的言行要求，且还对家庭生活中的冠婚、丧、祭等事宜的具体开展、实施做出了仪式化的要求，说明了相关的程式和具体操作规仪，这也是家礼中最主要的内容。古人制定家礼，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落实“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和“纪纲人道之始终”，即夯实人伦亲情。古人认为要使人伦亲情和谐有序，就需从家庭生活中的点滴言谈举止入手，通过时常练习行为规仪，方能做到临事自然应对。对整个社会而言，千千万万家庭遵行家礼，有助于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环境，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

古代家礼文献中，朱熹所著的《朱子家礼》久负盛名，将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礼教做了全面总结和说明，是家礼教育的集大成，影响早已超出家庭。

（三）制定家规：主流价值观的规约化。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是古人制度化的家教方式，是硬性的伦理规范。在古代，制定家规的人多半是文人士大夫、饱学之士、士绅乡贤，他们大都是社会的精英，也都受过主流价值观的教育熏陶，他们在制定家规时，自然都遵循传统的纲常伦理，将社会主流价值观融入家规的制定当中，这使得“家法必遵国宪，方为大公”成了家规的显著特点。实际上，这种将社会价值观念、法律、道德融入家规的做法，也起到了促进家庭成员社会化的作用。家规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违反家规的言行做出惩戒性的规定，以教育家庭成员改过迁善，起到警示作用。“不孝不悌者，众执于祠，切责之，痛责之。”家规影响所及是细致入微的，有着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不能企及的作用，较为直接地将社会主流价值观下潜到千家万户。

历史上，有“江南第一家”之称的义门郑氏，其《郑氏家规》被视为古代家规典范。该家规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制定了具体的惩戒措施，即便是一家之长，违背规定也不能例外。该家规还特地要求入仕为官的子弟“须奉公勤政，毋蹈贪黩”，规定了义学的设置等相关事项，十分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正因此，郑氏一门在家规的约束下，取得了突出的治家成效，屡屡受到表彰，其家规也影响深远，为后来的家规或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借鉴。

（摘编自王永祥《家教传承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科学发现有赖于创造性思维，这需要文化底蕴的涵养。科学与人文传统、人文关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艺术人文并不妨碍科学研究，往往还是创新的源泉。现代学科高度分工，在科学、艺术两方面均取得高成就难度很大，可很多科学大师依然热爱文学艺术。当代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练习书法，念唐诗、宋词，背诵古文，精研鲁迅、王国维、冯友兰等的著作，他说：“这些书看起来与我后来研究的数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著作中所蕴含的思想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者的成长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历史上未曾出现过一个大科学家在没有文化的背景里能够创造出伟大发明的情况。”可见，在求索未知的阶梯上不断攀登，艺术与科学可以相互激发。原创性的科学发现、颠覆性的科学创新、“从0到1”的科学突破，离不开想象力、创造力的激发，这就需要让科学与人文携手同行。当前，我们正走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征程上。无论是探索未知奥秘，还是攻克“卡脖子”难题，无论是加强基础研究，还是提供科技解决方案，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而科学精神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促进科学与人文融合，不仅能树立科技为民、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更能为科技创新带来丰富的源头活水。

（摘编自喻思南《科学琴键演绎人文旋律》）

材料二：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一个民族对其文化基因的自觉与坚守。爱国、创新、求实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历代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全社会对优秀科学家群体精神禀赋的基本认同。回顾我国科技发展史，无论在哪个时期，科技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科学家自身所展现的求真务实、不断精进的精神支撑。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以探讨社会秩序为己任，以政治伦理、道德伦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儒学的理性与求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心之精爽，有思辄通”的理性认识论。《孟子字义疏证》中有言：“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心之于理义也。”这也就是说，虽然心可以支配感官，但却不能代替感官的功能；人还具有认识和把握事物及其规律的理性能力。其二是科学的怀疑精神。在北宋初期，部分儒学家对儒家经典提出了大胆怀疑，“疑古”思潮颇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沈括，他不仅批判了宋以前的历法，还亲身参与证明凹面镜焦点和凹面镜成倒像的科学实验，并借此批驳了《酉阳杂俎》所谓“海翻则塔影倒”的说法，认为“影入窗隙则倒，乃其常理”。

道学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脉络。所谓“道法自然”，“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学的核心概念。“道”对自然规律的依循、对“法天贵真”的尊崇以及相对主义中的认识论对中国的科学家精神产生了深厚影响。首先，“道”讲求事物的原初性、自发性和实有性，力求探索宇宙万物的根本。在《周易》中，有与无、长与短、难与易、高与下等基本要素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彼此转化且周行不殆的，这表明了道学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变化的基本态度。其次，“法天贵真”旨在回答人类如何把握对象世界这一问题。“法天”，即崇尚自然；“贵真”，即反矫伪。“法天贵真”的精神内涵与科学活动的目的高度一致，也是当今坚决抵制科研不端的哲学基础。最后，道学中的相对主义对科学家精神的影响也颇为深厚。相对主义主要表现在齐万物、齐是非、齐物我三个方面，对客观科学认识事物本身具有重要价值。

理性、求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显现，而创新和爱国则在五四运动之后有更为集中的表现。一方面，“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能力关乎国家命运。历代科学家们孜孜不倦、勇于奋进的创新精神为改革开放后的人才储备和科技革新提供了最有生命力的精神保障。另一方面，创新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最鲜明的禀赋，但爱国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根本。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科学家的任务不仅是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仅是为生产力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持，更是通过科技强国来维护民族独立与民族尊严，并将爱国之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推进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科学家精神虽然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但正像绵延数于年的华夏文明一样，从未间断。有此历史成就，不仅取决于历代科学家自身的优良品质，更取决于他们对中国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也正是这种传承与弘扬，才沉淀出弥足珍贵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所独有的文化基因。

（摘编自徐靖《从传统到现代：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文化基因》）

材料一：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人民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和理想的巨大财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倒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旨在了解世界文学而进行的作品选择将因人而异：它不仅取决于一位读者为满足这个高尚的需求能够牺牲多少时间和金钱，还取决于许多其他的因素。对这个人也许柏拉图是最可敬的智者，荷马是最可爱的诗人，对于他，柏拉图和荷马始终将成为全部文学的中心；可对另一个人，占据这个中心位置的也将是另一些名字。

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本身，进而再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他共鸣的作品，而不要遵循任何的模式或者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羞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该在他感觉最自然的地方，开始对书籍的阅读、了解和喜爱。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做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罪过之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必须读杰作。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摘编自赫尔曼·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我们将“手段”当作是阅读的规则，也就是使你变成一个更好的阅读者的方法。但是“手段”也可以解释为你所阅读的东西。空有方法却没有可以运用的材料，就和空有材料却没有可以运用的方法一样是毫无用处的。以“手段”的后一种意思来说，未来提升你阅读能力的手段其实是你将阅读的那些书。

如果你的阅读目的是想变成一个更好的阅读者，你就不能摸到任何书或文章都读。如果你所读的书都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就没法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你必须操纵超越你能力的书，或像我们所说的，阅读超越你头脑的书。只有那样的书能帮助你的思想增长，除非你能增长心智，否则你学不到东西。

因此，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不只要能读得好，还要有能力分辨出哪些书能帮助你增进阅读能力。一本消遣或娱乐性的书可能会给你带来一时的欢愉，但是除了享乐，你也不可能再期待其他的收获了。我们并不是反对娱乐性的作品，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类书无法让你增进阅读的技巧。

一个好的读者也是自我要求很高的读者。他在阅读时很主动，努力不懈。你想要用来练习阅读技巧，尤其是分析阅读技巧的书，一定要对自己也有所要求。这些书一定要看起来是超越你的能力才行。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技巧可以一下子像变魔术一样让你达到目标。有些读者会有错误的观念，以为那些书对读者的阅读技巧不断提出挑战的书籍——都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中的书。结果一般人都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只有科学作品，或是哲学作品才是这种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已经说过，伟大的科学作品比一些非科学的书籍还要容易阅读，因为这些科学作者很仔细地想要跟你达成共识，帮你找出关键主旨，同时还把论述说明清楚。

读一本好书，会让你变得更有智慧，而不只是更有知识。毕竟，人间有许多问题是没有解决方案的。一些人与人之间，或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谁也不能下定论。这不光在科学与哲学的领域中是如此，因为关于自然与其定律，存在与演变，谁都还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理解，就是一些我们熟悉的日常事物也都如此。伟大的经典就是在帮助你把这些问题想得更清楚一点，因为这些书的作者都是比一般人思想更深刻的人。

（摘编自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芡在分类学上隶属于睡莲科芡属，其俗名“芡实”是大众更为熟知的名称，其拉丁属名Eu—ryale是希腊神话中一位女妖的名字，由于这位女妖的所有发丝均为致命的毒蛇，因此她的名字被很形象地用来描述芡属全株具锐刺的形态特征。芡实成熟的果实近球形，因其顶部的宿存花萼狭长呈披针状而使整个果实形似鸡头，故在江浙一带又被叫作“鸡头米”，是当地传统的粮食作物，因其独特的风味而被列为著名的“水八仙”之一（其余“七仙”分别为茭白、莲藕、水芹、慈姑、荸荠、莼菜、菱角）。

除了极具特色的果实，芡实最为人们所赞叹的是它那巨大的叶片。这些近圆形的浮水叶片通常能长至1米直径，而在条件十分适宜的环境下其直径甚至能够长至接近3米，芡实是睡莲科内体型唯一能和王莲属相媲美的植物。然而在分类学上，芡实属的发表要早于王莲属，在亚马逊王莲被英国植物学家Robert Schomburgk发现之初，因为其同样具有巨大的浮水叶片，他将其归在了芡实属之中，命名为Euryale amazonica。后来，经过植物学家John Lindley的研究，王莲属才最终被成立并被认为与芡属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虽然世界范围内睡莲科各属间的关系一直无法真正厘清，但从发表的先后顺序来看，与其说芡实像王莲，倒不如说王莲像芡实来得妥当。

同王莲一样，芡实的叶片也有着很好的承重能力，其原因就藏在它那叶背之下。从叶片的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整齐的脉络结构——粗大的一级叶脉呈辐射状排列在叶片中心，而其间又有密集的次级叶脉做分割。这些叶脉纵横交叉，如同一张蛛网般覆盖在叶片之上，将整张叶片精细地分割成无数个大小相仿的单元。合理有序的叶脉系统代表了优秀的力学性能，给芡实叶片带来了良好的支持力和稳定性，使叶片得以平衡地漂浮在水面上。除此之外，芡实的叶脉之中还藏有许多气室，而这些气室则像是给叶片配上了量身内置的“救生圈”，为其带来了澎湃的浮力。因此，虽不像王莲那样足以承受一个小孩的体重，但作为难得的水面漂浮平台，芡实的叶片给许多水鸟提供了优秀的栖息环境，在生态系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睡莲科的一员，芡实也有着十分标准的开花规律。在每一朵花开放之前的1—2日，花梗会逐渐将花苞顶出水面，直至感受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它那厚实的苞片和花瓣方才陆续张开，并在8：00左右完全开放。而随着一天内光照的不断变化，约16：00—18：00，花朵便会逐渐闭合。如芡实花这般几乎“朝九晚五，从无加班”的作息着实是让人羡慕，然而在“八小时工作制”的背后，芡实却有着十分高效的办事效率。由于其花朵的寿命较短，甚至于单花完全开放的总时长仅约20小时，为了尽快顺利完成传宗接代的古老使命，新长出的花朵往往倾向于选取最短的路径以近垂直的方向冲出水面，哪怕是过程中有叶片遮挡，它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顶破。而在花朵完成授粉后，花梗便会延长并在重力的作用下向下弯曲，将花头重新拖回水下，这一方面是由于水下环境较为稳定，相比暴露在空气中而言更适合果实的发育；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新生的花苞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

“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过去了。”这是汪曾祺对夏末的印象。每年的8—10月是芡实的采收期，此时便是采芡人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季节。由于采摘下来的芡实十分容易变质，为了保证芡实的鲜嫩，整个收获过程便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赛，采芡人往往要赶在日出之前就下到水塘采摘，然后运输至加工厂内，争分夺秒地在一天内完成剥壳、清洗、分级挑选等层层工序，最后经包装运输，方才得以按时交付给各地的市场。或许是记忆里的那碗桂花芡实汤实在过于惊艳，每年一到初秋芡实上市之际，立马就能吸引到大批拥趸，而这难得的时令风物，也早已在一代代老饕们寒来暑往的等待之中跨越了万千次四季流转，见证了一次次的朝代更迭。

早在周朝，芡实就是祭祀大典中必不可少的一样贡品，并且需要用专门的容器——筠（biān）进行盛放并由专门的筠人进行布置。《周礼》中记载，“加筠之实，菱芡粟脯”。菱角、芡实、栗子、肉脯四样食物，是行加笾之礼时的标配。除此之外，在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祭孔大典”中，孔子像前所陈的十筠（盐、藁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之内亦包括芡实，并且需要按照“拣净实洁白者，颗颗砌起，下丰上锐，与筠相称”的标准进行码放。可见芡实在传统文化之中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

除此之外，芡实在古代还是一种重要的救荒本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言：“芡可济俭歉，故谓之芡。”而《本草汇言》之中也有记载：“年荒五谷之不登曰歉。此物能济荒充食以疗饥，故曰芡也。”这种彼时常见于野生池塘、湖沼的大型草本，凭借着满身的锐刺，在古时以收获难度大而著称，但由于其种子淀粉含量高，在粮食歉收的年代，可是十分优良的救济粮。《资治通鉴》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淮西（今安徽省江淮地区）由于连年的战乱，粮食悉数供应前线战场，百姓无粮，饿殍遍野，因此百姓们便广泛“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而在梁简文帝大宝元年，由于江南地区连年闹旱灾、蝗灾，粮食几乎绝收，民间不论富贵与否，皆无口粮度日。彼时的难民沿山谷、湖滨一路逃荒，穷尽草根、树叶、菱角和芡实等为食，然而菱角、芡实虽富含淀粉，但因为其独特的生长条件，在大旱之年必然减产，难民终是食不果腹，纷纷倒在了逃荒的路上。在这饥馑荐臻、天降丧乱的年代，“千时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这样触目惊心的景象随处可见。

（摘编自徐一大《芡实——与人类跨越千年的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