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领域存在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悬案，这些公案直接关涉到诗经学的根基，但传世文献本身已无力解决，若想有所推进，唯有把眼光转向出土文献。

    “孔子删诗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为“三百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编纂《诗经正义》时，开始对该学说提出质疑，其核心理由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此后，不承认孔子删诗活动者代不乏人，并陆续增加了诸如“诗三百”之名由来已久、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所观周乐演奏顺序已与今本《诗经》篇序相近、布衣孔子不得代表官方删诗、孔子本人仅自称“乐正”而未曾言过“删诗”、孔子若删诗则不可能留存“淫诗”等新的理由。肯定“删诗说”者则又对新的否定理由逐一驳难。但遗憾的是，对孔颖达的核心理由，始终无力颠覆，因为《国语》《左传》称引赋诵诗篇确实多见于今本《诗经》而少“逸诗”。有学者又变换思路，以刘向校理《管子》《荀子》等十去其九之例，类推孔子编订《诗经》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以回护“删诗说”，可惜也仅是间接推测而非实证。

    2012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为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经典实证。该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存诗两组，周公儆毖成王一组仅余前半首4句，成王自儆诗存完诗9首，每首8句。这9首半诗确为《诗经》“逸诗”无疑，因为第1首就是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而从第1首到第9首诗连续用音乐依次标识“元纳启曰”至“九启曰”，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然第1首是《诗经》作品，后8首也必然是删除之前的《诗经》作品。由两组诗前小序明言各为9章乐曲可知，该组竹简一次性贡献了8首“逸诗”文本和9首“逸诗”数目，可谓“逸诗”大宗，只是周公的9首作品仅保存前半首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十分去九”删诗幅度和颠覆孔颖达否定“删诗说”的理由提供了经典范本。组诗9首被删除了8首，今本《诗经》仅留1首，九去其八不就是“十分去九”吗？

    九去其八的文本还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司马迁“去其重”的双重含义，即不仅是删除不同版本的重复篇目，还是同时删除同一版本中的相近篇目。两个层次的“去其重”，孔子将“三千余篇”删定为“三百五篇”就在情理之中了。

    《周公之琴舞》组诗中的小序还说明，今本毛诗各首作品前的小序可能战国时代已有，汉代人只不过是根据时代需要作了增补完善而已。

（摘编自徐正英《诗经学公案再认识》）

    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然后随其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中国的“天人之辩”思想即产生于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农耕文化基础上。古人缺乏对自然、科学的理解，看到闪电会非常的害怕，他们认为是不祥之兆；有雷雨的时候，人们以为是老天爷伤心了。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古人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归结为上天的旨意。可以看出古代“天人之辩”思想中迷信部分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民的愚昧无知使“天人之辩”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而中国古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引起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懈探讨，“天人之辩”就是中国古代争论最多的核心论题之一。

    夏商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落后，自然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天人之辩”主要表现为人对于天的绝对依附关系，人们提出了“天命”的观点。天命有认命、屈服于上天的意味。如夏商统治者的“天命天罚”思想，即统治者将自己神话为上天的子孙，并承接“天命”对臣民实行统治。如臣民违反其统治，即被视为违抗天命，理应得到上天的惩罚。这一思想是这一时期“天人之辩”的集中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天人之辩”思想也随之繁荣和发展。汉代独尊儒术，在天人关系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新的神学天命论。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蝗灾，他把灾难归于自己而痛哭流涕，其实这只是君主为了安定民心的一种策略。在中国古代的“天人之辩”体系中，一直并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即以孔孟、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天命观和以荀子、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这两条路线构成了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诸种学说的核心和基础。

    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上的争辩有现实的积极意义。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这对于纠正当代那种把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主张以人为中心向自然开战的错误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儒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注重人生价值的特点，主张每个人都要最大化的发扬自己的善性，这对于遏制当代膨胀的物欲和拜物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天人之辩”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冲破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激励中华民族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节选自《论文网——试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辩”》有删节）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源远流长。至明清时代，中国古典家具的制造进入了鼎盛期。明清家具用料讲究，造型简洁，榫卯精密，宛若天成，表明当时中国的家具制作工艺已经登峰造极。

    评价一件古典家具的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古典家具的材质价值

    不同的材质价位差别甚大，直接影响家具的价值。例如紫檀属植物约有十五种，而传统认识中的紫檀只有一种，为印度南部迈索尔邦特产，学名“檀香紫檀”，出材率非常低，只有10%到15%，做小件家具的短材一般6.5到7.8万元一吨，做大件家具价位则在10到20万元一吨。在紫檀属植物中，除檀香紫檀外，其余材种皆归属于“草花梨”种群内，出材率达70%，其价格要低得多，只要几千元一立方。所以，确定材质，在评定家具价值时至关重要。

    （二）                  

    这在明式家具中反映得最为突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圈椅。其背板全部用厚板挖制而成，呈“S”形，它是根据人体脊背的自然曲线设计的。椅背后边柱上端微向后弯，搭脑正中亦向后弯，使后背形成100度至105度的背倾角。坐面多用弹性很强的藤席，人坐在上面，藤席受压下垂，与坐面前沿形成3度到5度的坐倾角，这个角度，按现代人体工程学研究，为人体休息最佳角度。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500年前的明代已经把家具的造型和人体各部的关系科学地结合起来。

    （三）                     

    无论何种器物，都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无可替代的实物见证，一般来说，年代越久其价值就越高。当然器物本身要有确凿的年代依据，如款识。款识有年号款、购置款和纪念款等。有的器物虽无款识，但有史料或其它记载可证实其制作年代以及流传过程，也属于有准确纪年之物。这些有明确纪年的家具对我们研究各时期家具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古典家具的文化价值

    数千年来，家具始终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及人们的风俗、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其设计理念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一件优美的家具必须具备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它既是物质载体，又富有精神内涵。

    总之，在评价一件古典家具的价值时，要在同类作品中反复比较衡量，确定它在同类物品中的地位，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  

     （取材于胡德生《谈谈古典家具价值》）

    材料二

    吉祥图案在家具上的运用大约起源于商周，至宋代已被广泛使用，明清更盛，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它不仅有洪福吉祥之内涵，更是绘画艺术和语言艺术的珠联璧合。

    中国古典家具吉祥图案的构成手法如下：

    （一）运用汉语谐音

    利用汉语的谐音表达某种吉祥寓意，在吉祥图案的运用中十分普遍。例如“鱼”谐音“余”，“梅”谐音“眉”，“瓶”谐音“平”等。这样就可以组合成“吉庆有余”“喜上眉梢”等各种吉祥图案了。在有些图案中，将不同词汇中的同一个字转义成新的富有吉祥寓意的短语，然后再用相应的纹饰组合成吉祥图案。比如用百合花来组成图案，构成“百年好合”，寓意幸福开心一百年。

    （二）借用生物生态属性

    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由于生态环境条件、遗传等因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态属性，人们就借物寓志，附会象征。例如，鹿的不食荤腥、性情温顺比作仁；马之顺从主人谓之义；又如鸳鸯雌雄成对、形影不离，用雌雄鸳鸯并浮水面来寓意夫妻恩爱；葫芦因其多子，故在民间被用来象征多子多孙之意等。

    （三）利用有代表性事物的象征寓意

    用代表性事物来寓意吉祥喜庆，是吉祥图案对素材的直接应用，给人最为直观的祈福印象。例如金钱、玉石、元宝等都是属于财物象征的，表示对富贵的追求；再如玉器、鼎炉、书画和一些吉祥物配上盆景、花卉等装饰在家具上，寓意志趣高尚、品行优雅等。

    （四）直接应用吉祥文字

    文字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装饰性，其各种变体或书法形式都有较强的表现力，因此直接将吉祥文字装饰在家具上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手段。常用的吉祥文字有“福”“禄”“寿”“喜”四个字，常与室内艺术品或屏风雕刻结合起来，体现出书法艺术和民族工艺的相应相生，颇具意味。

    家具上很多吉祥图案综合运用了以上多种构成手法，含意更丰富，作品也更加成熟。

    （取材于吕九芳、徐永吉的《中国古典家具吉祥图案》）

    材料三

    中国古典家具特别是明清家具，对现代家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硬木家具用材讲究，多数为黄花梨、紫檀等。这些高级硬木，都具有色调和纹理的自然美，给人以高贵、典雅之感。工匠们在制作时，除了精工细作外，不作大面积装饰，利用木材本身的色调、纹理的特长，形成自己特有的审美趣味和独特风格。而且明清家具表面上也很少使用油漆，仅擦透明的树脂或蜂蜡，追求其本身质感，达到“硬、滑、素、净”的艺术效果。

另外，明清家具装饰适度、繁简相宜，体现出一种少而精、以少胜多的简约美，虽然装饰性的附件少，却各自有着赏心悦目的内涵和形象。现在按这种简约思想设计的家具，都摒弃了豪华雍容的感觉，却更富于时代感；它们都本着“以人为本，简朴自然”的原则，针对现代人而设计， 更适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具体体现就是用最少的材料生产最多的产品，减少浪费，减少污染，达到最完备的功能。

明清家具所蕴含的文化感让设计者们分外关注。这种淳厚的文化气息在其质朴纯正、简洁明快的艺术禀性和优美形式中得到直接的体现。它的形成与当时的家具使用环境，尤其是园林建筑有关。当时园林建筑是文人雅士的文化社交场所，因此文人雅士往往会按照中国传统士族文化的审美理念参与园林的家具设计。这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决定了明式家具的设计风格。

    总之，古典家具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不仅在“绿色设计”方面给现代家具很多启示，而且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体现着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一种审美倾向。我们不应一味地去仿制，必须加以继承和创新，取其精华，把古典的、现代的、时尚的元素加以结合，充分考虑现代人追求生活化、功能化、人性化的需求，让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精髓得以发扬光大。  

 （取材于郑娟《浅谈中国古典家具及其特色在现代家具中的传承与发展》）

材料一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孕育、巩固、创新，不断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多标识性的古代文艺观念，为传统文化形塑了品格，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久远传承。

中国古代早期的文艺观念，比较注重文艺的政教功用，偏重于文治目标，而非文辞艺术本身。《论语·阳货篇》记载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既有结构逻辑，又有各自功能，是缺一不可、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以“兴”引譬连类，发出对社会现实的观与感；以“观”认识社会风俗的盛与衰，量度国家政治的兴与败；以“群”实现互更交流 ， 形成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共同进步；以“怨”美刺不足，期于政治修明，社会和谐。汉代《乐记》中有“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也推崇“尚用”的观念，比如扬雄、桓谭、王充等，强调文艺著作必须要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这一文艺观念滋养的政治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意志和匡世决心，让中华民族一次次在磨难坎坷中化危为机。

唐宋以来盛行的“文以载道”观念，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无论是韩愈提出的“文以明道”，还是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最初都是为了矫正“文胜于质”的文艺弊病，摆脱文人对技巧、文辞、修饰的偏执迷恋，重新恢复文艺内容的重要价值。宋代以后，“文以载道”观念成为普遍的文化共识和社会规范，要求创作者秉持正确的价值观、使命感和深弘气度，在践履社会责任、赓续文化传统中从事文化创造，用文学艺术的有形表达反映广泛的生活现实，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引导、带动、升华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文以载道”在以文育人、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中体现出一种基础、广泛、深厚的文化自信。

古代文学家讨论“文以载道”时，大都强调以道为本体，文只是“载道”的工具。这样一来，“文以载道”就让传统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教化凌驾于审美判断之上，文学成为社会政治的附庸。在新时代，扬弃“文以载道”思想要做到文与道的辩证统一，既要重视“文”的价值，也要重视其思想意义；既要重内容，也要重形式。而只有打破文道关系的二元对立，文道并重，才能真正做到两者的辩证统一。朱光潜曾将文艺的“道”比喻为盐，将“文”比喻为水，“文以载道”好比盐溶于水。这种理解才是文道关系的最佳状态和最高追求。

中国古代文艺观念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理解古代文艺观念的重要贡献，有助于全面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历程与发展机制，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蔡美云、张含、宗波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强调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因为他们发现那些产生于西方创作实践之上的文艺理论并不适合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更重要的是，用西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成就高低的做法，既不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学的真实面貌，也难以评估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既符合现代文学观念，又能涵盖与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研究方式。

事实上，中西方的文艺观念在基本理念上存在着一定共性。比如说文学应该是审美的，应该是作者的精妙构思与出众才华的体现，应该是用语言去进行形象与意象的创造等。但是中国古代对文学构思与文采的重视，并不是在任何朝代与任何作家、批评家那里都能被无保留地认可的。比如，汉代以前人们比较重视文学的政教意义，而中唐以后古文运动的兴起就是以批判骈体文为前提，反对只讲究形式美，更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教功用，对其文学特征则有所忽视，从而减弱了文章的审美色彩。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可以确定中心，但又边界相当模糊的领域。它就像一棵树，人们能够看清其树干与枝叶，却并不能轻易弄清其根须究竟伸向何处。根须不是整个树，但没有根须，却永远不可能长成真正的树。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既要紧紧抓住其审美的基本特征，从而总结出适合于世界的共同的文学经验与文学理论；同时又要深入探讨各家思想学派对文学的不同看法与复杂影响，像儒家的诗教观念、道家的解脱理论、禅宗的妙悟境界等，都是中国所独有并且曾经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观念。

回归中国本体与建立中国话语，既需要照顾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又需要广阔的世界视野，需要现代学者以更为弘通的视野与严密的思维能力去进行重新选择、深入研究与公允评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面对各自的传统文艺观念及其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文学现象时，都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以寻找出文学据以成立的核心观念与发展推进的主要线索。 

(摘编自左东岭等人的文章)

数字经济的场景性、实践性、综合性等特征突出，数字经济做强做优需要产教深化融合。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产教融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提出“支持高校、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加强协同，建设综合测试验证环境，加强产业共性解决方案供给……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背景下，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深度融合，对于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产教融合能够打破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藩篱，有效集聚各方创新要素，增强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之间的联系与协调，提高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的匹配度。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需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加强对数字化产业的支持作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教融合的参与主体愈加多元化、复杂化，高校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创新，形成开放的复杂生态系统。合作主体从松散的合作形式向开放合作发展，最终形成有机融合的共同体，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系统的协调性和有序度。而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促进了知识和信息互联互通，促使各主体之间协同发展，共赢共生，使得产教融合具有更加显著的连接性、系统性等。因此，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教育链有机深度融合。

深化产教融合既要着眼于系统整体，又要重视系统组成部分，并把整体和部分辩证统一起来，厘清产教融合这一复杂系统中的决策主体和实践主体，建立校企长效合作机制。

第一，产教融合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可以采用总设计和总指挥两条指挥线的社会系统工程管理体系。首先要设立负责产教融合设计的实体机构，研究产教融合的总体目标、总体方案和实施总体方案的方案。总设计部由高校、企业、政府以及行业专家组成，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专家体系、产学研、数据、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智能和智慧优势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当前，已有部分高校开始尝试联合组建实体化机构，破解长期掣肘产教融合的关键问题，比如组建数字中心、产业学院、技术研发中心以及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次，确立产教融合实施的总指挥，负责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总指挥根据实体机构设计确定的总体方案组织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推进产教融合的具体实践。由此形成产教融合系统中的两条线：一条是设计部负责的设计师指挥线，另一条是总指挥负责的总指挥指挥线。这两条线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产教融合。

第二，完善产教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以数字化赋能产教融合，激发产教融合复杂系统的整体性。要将产教融合的总体方案和总体实施方案落实到各实践主体，需要完善合作机制，增强各实践主体的协调性。一方面要建立数字化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支持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促进不同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数字资源优势，搭建数字化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有效发挥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在产教融合的复杂生态系统中建立起系统和有效的产学互动。另一方面要整合产业中各层次的企业管理者、创业者以及政府官员等人才资源，多方共同参与数字课程的开发、教材的设计、实践基地的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加强教学资源数字化、课程及师责数字化、教学方式数字化以及教学管理数字化，联合培养真正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具备国际视野和新思维、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素养、较强的数据决策与创新能力的数字化人才。

第三，将产教融合作为“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构建课程思政、学术思政以及实践思政等多渠道融合的有人体系。以协同育人机制提升人才发展效益，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高素质数字化人才。产教融合是促进思政课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充分互动以及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路径。要在课程与实践教学中挖掘科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元素，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学生对数字经济的认识；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竞赛，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积极开辟校企联合思政教育第二课堂，以创新创业为先导，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合作精神以及奋斗精神，从而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数字化人才。

（摘编自刘洁、寇明婷《深化产教融合，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材料一：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摘自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材料二：

不少评论家、诗人和诗歌读者都感觉到当代新诗创作与理论进入了一种停滞不前、缺乏生命力的状态。由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与汉语都不可能向西方文化和语言转化，而西方诗歌文化与语言又不可能被缺乏本民族传统意识的诗歌作者与理论家自然吸收，食洋不化的积食病就明显地出现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中。

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他文化”吸收力的强弱与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弱成正比，唐代之所以能广泛吸取西域民族、北方民族及佛教的文化，正因为它拥有一个秦汉以来建立的强大的中华文化传统，这传统如一个消化力极强的胃，吸收了四方异域的文化，借以繁荣本民族文化。当代新诗不但丢失了本民族的诗歌传统，而且也失去了对那个传统的记忆和感情，而中华文化又不同于其他以拉丁语为先祖的各种西方文化，可以自然地相互吸收，所以必然会发生这种食洋不化的病症，这病症是当代诗歌失去读者的重要原因。当代诗歌由于时代内容的发展，已无法退回到新诗运动初期的状态。当代社会让世界村的居民们多少都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感性与知性世界，中国诗歌也相应地在寻找与之相当的艺术形式，主要是诗歌语言、内在结构、外在形态。这些必须是有本民族实质性的和具有现代性的，单靠移植西方是绝对不行的。

我们认为，21世纪中国新诗能否存活，就看我们能否意识到自身传统的复活并进入现代，同吸收外来因素之间的主次关系。没有传统何谈创新？没有传统作为立身之地，创新很可能变为全盘西化。所以，中国当代新诗一个首要的、关系到自身存亡的任务就是重新寻找自己的诗歌传统，激活它的心跳，挖掘出它久被尘封的泉眼。读古典文史哲及诗词、诗论，想现代问题，使一息尚存的古典诗论进入当代的空间，贡献出它的智慧，协同解决新诗面对的问题。据我的学习经验，历代中国文论中存在着大量对我们今日所思考的诗歌理论仍有意义的撰述，而我们却只习惯于引用西方理论，无暇回顾一下自身传统中这些理论，师洋师古应当成为回顾与前瞻的两扇窗户，同时拉开窗帏，扩大视野，恢复自己传统的活力才能吸收外来的营养。

中国古典诗论在研究方法上与西方文论也有很大不同。西方文论强调逻辑剖析，优点是落在文本实处和清晰的抽象概括，但其弊病是容易刻板、枯燥、概念化，解剖刀往往伤及神经，概念也有失去生命的变幻色彩的毛病。而中国古典诗论体系虽不十分清晰，却能以富有内涵和想象力的诗样的语言传递给读者审美的智慧和哲理，不至于有水涸石露的窘境，而其中人文的情致、暖意、活力，丝毫没有实验室处理后的褪色失鲜之感。读古典诗论后可以意识到西方的科学分析、逻辑推理、抽象名词杜撰等虽不失为一家之法，却并非唯一的方法。而中国古典诗论的风格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灵活、深邃、玄远相匹配。对于诗歌这样内涵深、变幻多的文学品种，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有其突出的优点。

（摘编自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