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果说要找出共享经济的最大亮点，那么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引领了波澜壮阔的创业浪潮。自2011年以来，每一到两年都有一些领域成为创新创业的热点。如2011年到2013年，诞生了以在线短租为主的住房共享创新浪潮；2013年到2015年，有了各家资本裹挟下的网约车烧钱大战；2015年到2016年，产生了直播、短视频等知识共享的创业潮，以及2016年至今骤然从高潮到低谷的共享单车等。此外，还有生产制造共享、劳务共享、科研资源共享等层出不穷。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创业潮，搅动了原有的商业格局，重构了我们的生活模式，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

    但若要总结共享经济的一些教训，那么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共享经济产生了许多“泡沫”，造成了虚假繁荣。拿这一波“风口”上的共享单车来说，就在去年还“风生水起”，转眼间就遇到寒冬，原因何在?是因为市场快速发展引来资本竞逐，甚至为抢占市场采取恶性补贴，却忽略了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改进，轻视了和地方管理之间的磨合。更有一些“共享经济”，只是炒作概念而没有实质，如共享宿舍、共享衣服、共享马扎等，实际是人为制造的“伪需求”。还有一些“共享经济”概念，言必称颠覆传统，态度十分激进，但是却忘记了传统产业也有自身特点和优点，如果不尊重、不理解甚至敌视传统，就很容易闭门造车、凌空蹈虚，造成“空中楼阁”。

    材料二：

    共享经济拉动就业成效显著，助力实现包容性增长。

2017年我国共享经济平台员工数达716万人，比上年增长22.3%。

    2015—2017年我国经济平台员工数部

    材料三：

    资本退出之后，谁来填补空缺?这可能是共享经济下半场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显而易见的是，用户的押金并非问题的正确答案。“对于互联网租赁企业，生存之道不是要盯着用户的押金，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盈利模式。这样资本退出之后，才不至于有釜底抽薪的感觉。”上述共享汽车平台投资人表示。

    “对于租赁企业来说，收取押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确保消费者不去故意损毁单车，维持运营秩序。而此目的，还可以通过建立消费者信用体系和正向鼓励等多重手段实现，不一定只依赖于押金。”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交通项目部主任刘岱宗说。

    “要防止共享经济的异化，警惕那些只为吸引眼球，而无法探索出可持续经营模式的共享经济项目。”熊猫资本合伙人梁维弘认为，共享经济发展已背离共享初衷，不但没有利用闲置资源并使其流动起来，反而提高了交易成本。

    材料四：

    共享经济主要通过对资源的共同分享，实现资源利用效果和程度的最大化，促使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方式更加开放和互动。然而，在以城市空间为载体对闲置资源进行优化利用的过程中，空间作为资源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比一般物品的资源共享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挑战，这在城市空间治理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大数据技术发展为背景，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分享，从而达到大多数人参与的目的，但由于当前我国互联网平台监管并不全面，信息在分享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泄露等问题，导致相关主体利益复杂化。比如，一些企业打着“发展共享经济”的幌子，堂而皇之地从事非法集资、窃取用户隐私等违法犯罪活动。

    共享经济的发展是为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就其本质而言，资源拥有权与使用权的界限、界定是十分清晰的。然而现阶段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共享经济，大多数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将资源提供者与个人需求相互联系，平台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设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企业雇佣模式，更多是偏向于联盟的作用关系，这就导致部分企业企图以单纯提供信息平台为由规避风险与责任。

秦朝统一后，疆域北自辽东，南到象郡、数千里滨海。秦朝以后，大部分王朝都保持着漫长的海岸线。如何认识海洋与陆地的关系，对于历代王朝和民众而言自然成为重要问题。

在官方建构的知识体系中，作为“天下”的地理构成，陆地与海洋是关联的整体。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即“中国四夷”与“九州一四海”的对应。在“天下”秩序的解说下，海洋处于陆地的次属地位。这也体现了立足内陆的王朝是从陆地视角认识海陆关系的。苏轼从惠州贬到海南，被视为加重处罚。苏轼看到琼人姜唐佐好学，便以“沧海何尝断地脉”的诗句称赞之，亦可见他所具有的陆地本位思想。

先秦以来的大部分时期，王朝从海洋活动中获得的主要是盐利，而盐户和盐业的管理不过是农业和农业管理制度的延伸。民众长期被附着于陆地，严禁出海。唐朝虽然被视为十分开放的时代，但唐代不向本国人开放海洋，所以鉴真东渡不得不一再偷渡。唐代从海路来华的外国商人规模不小，统治者可以从他们手中采买海外珍宝。但并没有制度将贸易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在“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下。单向的海陆交通中王朝国家从海洋所获得的主要是政治意义，而非经济利益。而禁止本国民众出海兼有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臣民进入海洋，即被视为脱逸出赋役和户籍体制，不再为王朝提供支撑。对提供赋役的人、地实行封闭管理，将海洋拒斥于陆地之外。成为大部分王朝的政策取向。

海洋被拒斥的局面，在宋元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宋元时鼓励民众出海贸易，建立了抽解和博买制度，实现了与海商的共利分利。在统治者眼中，海洋与陆地一样可以为国生财，可以成为王朝的统治基础。这是汉唐所未曾有过的观念和认识。在王朝政策中，海洋和陆地成为相互融通的整体。明代隆庆开禁和清朝设立海关，在政策上重新开通了海陆的联系，尽管其开放度不及宋元时期。

民间的海洋经济一直潜滋暗长。一方面，海外来华贸易、通使，联通着陆地与海洋；另一方面，政府禁令并不能杜绝数千里海岸线上的私自出海。中国沿海乃至内陆的丝绸、陶瓷等物品，以及海外物品在海陆间流动。在中国滨海地区人群的认识里，海洋与陆地同样是其生计空间，并无水陆限隔。他们的三种生计方式——渔业、海盐和航行，都存在结构性的短缺，必须依靠海陆融通实现生存。宋代以后，海陆融通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近海市场和南海贸易体系的形成。内陆市场、近海市场、海外市场，三个市场逐步融为一体。近海市场联通了内陆市场和海外市场。不只滨海民众，深处内陆的人们也日益深入地卷入海陆融通的潮流。在海陆关系上，官民差异逐渐消失，认识和利益最终走向统一。

（摘编自黄纯艳《互斥与融通：传统中国海陆关系认识演变》

材料一：

传记文学古已有之，最初属于史学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很多人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20世纪30年代，我国传记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此，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推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视塑造民族性格，后者倡导传记文学的创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品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给人以震撼与激励。“文革”十年，传记文学发展缓慢，但仍有作家坚持写作，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传记主题的开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传记文学创作也开启新进程。社会思想解放，文化趋向多元，传记作家发扬现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记录真实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典型人物个性的丰富与复杂，创作数量大增。据统计，1949年至1983年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1990年，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传记文学创作热点不断，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作家写，一个作家写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同时，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成立，促进传记文学研究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当代传记作家创作热情高涨，记录改革开放的步履，讴歌体现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真实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取材于全展、李炳银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传记发展到当代，早已突破“生者不立传”的传统，涌现出大量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同时，传记的庄严神圣感被淡化，除了具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名人为书写对象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寻常百姓也进入传记作品，立传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扩展，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可以立传的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当今的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江河湖海、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的事物立传。如《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大江魂》为长江立传，《大国重器》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的传主是城市、江河、部队等“泛生命体”，细致深入地展现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考据考证详尽准确，具有鲜明的传记作品特色。

传记文学繁荣发展，学者们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上世纪初我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多为学者，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当前，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学者写传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具有精神厚度与智性品质。

当下，传记文学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但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的趋势下，一些传记作品有“隐恶”“虚美”的表现。维护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家们应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不虚美，不隐恶”，努力挖掘探究，艺术地塑造传主形象，创作优秀的传记作品。

（取材于李朝全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中华传统文化可谓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其服务现代化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充分肯定其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非拿来就用，也不是自发实现的，而需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造、有创新性地推进提升。

一方面，切实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增强传统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正确选择。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创造与创新为途径，以转化与发展为动力，着力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意蕴与时代诉求相协调、表达方式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只有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我们才能够深入传统文化内里，区别优劣得失，辨析精华糟粕，科学提炼精粹内容；才能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主义倾向，杜绝形式主义偏颇，使传统文化经合理再造与整体提升后，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促进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积极融合，以求协力共进。从历史深处走来并历经沧桑巨变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助力与服务现代化为使命，以促进现代化发展为价值彰显，其服务内容的广泛性、服务方式的多样性、服务形态的丰富性、服务成效的实在性，已然清晰呈现并愈趋显著。立足当前并着眼未来，脚踏实地并登高望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结与渗透融会必将上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协力共进与发展提升必将发展到一个崭新境界，携手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新努力和新贡献。

(摘编自商志晓《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

中国现代化包含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中的应有之义。文化是创新的，又是继承的，是创新与继承的统一；文化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是当下与历史的结合。文化的现代化或现代化中的文化，不能不包括中华传统文化。正如现代化不能割断民族血脉一样，文化创新发展亦不能无视历史传统。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期相遇，既为中国现代化推进提供了丰厚文化滋养，又为中华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望与交流，实质上是一次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是文化坚守和观念创新的一次互动。在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生作用的同时，现代化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提供了时代机遇、重要遵循和现实条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自身走向现代化。

其一，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时代机遇。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新发展，离不开作为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离不开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它的改造与吸纳，离不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与有力推动，离不开作为文化创造和文化享用主体的中国人民的传承发扬与自觉实践。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优化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都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实现新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

其二，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重要遵循。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要在实践上有所遵循，现代化则为之提供目标、方向及道路等方面的基本依赖。一要服务现实。二要科学阐发。传统必须与现代相连，传统文化必须接通现代文化，传统文化才能够融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华传统文化要实现自身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必然要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

其三，现代化为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现代化提供现实条件。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现代化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丰厚社会土壤。现代化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相连，现代化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氧化剂。现代化在孕育新的、更加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之时，既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同时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提供新鲜元素、注入新鲜血液。现代化思想文化本身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现和纠正自身缺陷的参照对象，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反观和超越自身局限的榜样力量。借助现代化思想文化及其精神引领，中华传统文化可以而且能够迅速氧化而达至蜕变，加快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步伐。

(摘编自商志晓《中国现代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联结》)

小二黑结婚（节选）

赵树理

三仙姑的来历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轻人们觉得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于福他爹看见不像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①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邻近有个老婆替她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

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当时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胡子，家里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群，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差不多都没有那些闲情到三仙姑那里去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也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②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老相好都不来了，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三仙姑又团结了一伙孩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她女儿小芹身上。

小芹

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就有五个没有成人，只落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芹。小芹当两三岁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们，这个抱过来说是“我的”，那个抱起来说是“我的”，后来小芹长到五六岁，知道这不是好话，三仙姑教她说：“谁再这么说，你就说‘是你的姑姑’。”说了几回，果然没有人再提了。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③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吃饭时候，邻居们端上碗爱到三仙姑那里坐一会，前庄上的人来回一里路，也并不觉得远。这已经是三十年来的老规矩，不过小青年们也这样热心，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三仙姑起先还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领，日子长了，青年们并不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门道来，才知道人家来了为的是小芹。

不过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前年夏天，有一天前晌，于福去地，三仙姑去串门，家里只留下小芹一个人，金旺①来了，嘻皮笑脸向小芹说：“这会可算是个空子呢？”小芹板起脸来说：“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要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金旺撇撇嘴说：“咦！装什么假正经？小二黑一来管保你软了！有便宜大家讨开点，没事；要正经除非自己锅底没有黑！”说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说：“不用装模作样了！”不料小芹大声喊道“金旺！”金旺赶紧放手跑出来。一边还咄念道：“等得住你！”说着就悄悄溜走了。

小二黑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峧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那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小二黑没有上过学，只是跟着他爹识了几个字。当他六岁时候，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小二黑从小就聪明，像那些算属相、卜六壬课、念大小流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诀，不几天就都弄熟了，二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因为他长得伶俐可爱，大人们也都爱跟他玩；这个说：“二黑，算一算十岁属什么？”那个说：“二黑，给我卜一课！”后来二诸葛因为说“不宜栽种”误了种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庄上人也都传为笑谈，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许多奚落。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已经懂得好歹了，可是大人们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好跟二诸葛开玩笑的，一到了家，常好对着二诸葛问小二黑道：“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和小二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一跟小二黑生了气，就连声喊道；“不宜栽种不宜栽种……”小二黑因为这事，好几个月见了人躲着走，从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气，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夜长的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像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能行。后庄上也有人愿意给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诸葛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名声不好。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没有吃的，愿意把姑娘送给人家逃个活命。④二诸葛说是个便宜，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说：“千里姻缘使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

虽然二诸葛说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却不认账。父子俩吵了几天，二诸葛非养不行，小二黑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结果虽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没有说清楚算什么关系。

（有删改）

【注】①金旺是刘家峧老村长的儿子。他十七八岁成了父亲的帮手，逞威作福称霸一方。

材料一：

郭沫若的《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彻底破坏精神，冲决了传统诗词的形式，这是一个还没有确定形式的、无可仿效的天才创造，就连郭沫若本人此后也再没有写出《女神》这样的诗作。很显然，在郭沫若的《女神》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后，新诗的发展就迫切需要出现形式与内容严格结合和统一、可供学习、足资范例的新诗作品，确立新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原则，使新诗走向“规范化”的道路。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在新诗发展史上所担负的正是这样的历史使命。

在新诗已经基本上立足以后，新月派所要做的：一是“在新诗与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即从旧诗的格律中探索新诗的创作方法；二是把创造的重心从早期白话诗人关注“白话”（“非诗化”）转向“诗”自身，也即“使新诗为诗”。由此，新月派举起了“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的旗帜，中国的新诗创作于是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期。

在这面旗帜下，新月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性节制情感”的理论原则，新月派诗人在诗歌艺术上做了有益的尝试。首先是客观抒情诗的创造，即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这种主观情感的客观化，使情感的表现蕴藉而含蓄，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并且能够激起读者更丰富的联想，积极参加审美再创造过程。这在新诗抒情艺术上是一个发展。

和“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相适宜，新月派明确地提出以“和谐”与“均齐”为新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为了创立“中国式”的新诗，闻一多进一步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鼓吹诗的“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闻一多曾这样明确划清了新、旧格律的区别：“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的意匠来随时构造”。这是借鉴西洋与中国传统格律，根据现代汉语的特点，所进行的新的创造：闻一多于“音乐美”（强调“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之外，还要有“建筑美”（强调“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是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绘画美”的强调也是考虑了中国诗画相通的传统。闻一多等人用了很大力气来进行西方格律诗的转借，其中有得也有失。

总的说来，新诗格律化的倡导，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漫自由、创作态度不严肃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使新诗趋于精炼与集中，具有了相对规范的形式，巩固了新诗的地位。

（摘编自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材料二：

《红烛》并不是闻一多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格律诗，单是从外在结构出发，看它自由铺开似乎无规律可循，无法体现闻一多“三美”的诗学理念。然而联系诗人的情感，结合内在结构便可发现其诗行安排的慧心所在，直线发展线索中不乏跌宕起伏，有着起承转合之态，情感变化更具有和谐对称的特点，具有内在结构上的“建筑美”。

《红烛》引李商隐诗句不仅是因为这句诗概括了全诗的主旨，点出了蜡烛甘愿自我牺牲直至生命终止的高尚人格，更是安排内在情感结构的需要：诗人先验地知道并接受了“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事实，在心底生出赞叹、困惑、怜悯、认可和歌颂，而不是诗人在红烛下看着摇曳的烛光慢慢悟出红烛的精神，继而托物言志、引为知音。对红烛生出的一系列的感情变化，实则都是诗人的自我对话，诗人的志向得以一步步抒发，更加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的理想去献身世人，由此，情感得以建构。

引用李商隐的诗句还取得了另一种效果，即与全诗结尾所引“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形成呼应，让诗歌首尾照应，加上中间部分的赞叹、困惑、疑问等情感，全诗体现出一种起承转合的美。闻一多在其诗学理论中就倡导诗歌的“建筑美”，注重部分间的和睦关系。《红烛》全诗构成一种冷静——热烈——冷静的圈形情感结构，引用李商隐的诗句点出吟咏对象和情感，是冷静的缓冲；接下来，经由对红烛颜色之红的赞美（第一节）、困惑于红烛的自我燃烧（第二节）、找到红烛燃烧的高尚理由（第三节）、感伤怜悯红烛的燃烧（第四节）、困惑于红烛的流泪而最终明白缘由（第五节）、开导安慰红烛（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引用“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重申红烛精神使情感归于理性沉静（第九节）。

《红烛》的情感经由平静的诉说到一系列起伏不定的变化最终又归于平静的领悟，由此构成富于变化而又不杂乱的情感结构，线条式的发展具有清新明了的线索可循，又避免了简单划一。

（摘编自李婷《论闻一多〈红烛〉诗的情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