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起抢劫案

老邱

    孙警官接到报案后，感觉到了案情的严重：罪犯居然不带凶器，大模大样地坐在路中间，只一句：“把钱和值钱的东西放下，等我站起来就麻烦了。”就把行人的财物给劫了。

    报案人是个青年女子，她是在下夜班的路上被劫的。那个女子面带惊恐，在孙警官的面前还不断地发抖，她边哭边说：“天也黑，路也黑，那个劫道的，坐在路中间，我骑着自行车，差一点撞了他。他说话的口气并不很横，还有点像商量。”

    “那你就把钱和金项链给他了？”孙警官有些不理解，“他又没拿刀，也没用枪逼你。”“我怎敢不给他？他不带凶器劫道，这说明他肯定是个高手。”

    孙警官做过笔录，跟报案人来到现场，那是周庄到县城必经之路的中段，全长约两公里，路两侧生长着茂密的玉米。孙警官在案发现场查看了好一阵，没发现罪犯留下的任何  踪迹后，又扩大了搜索范围，他想在玉米地里找到罪犯在作案前潜伏过、或作案后穿越玉米地逃跑的路线，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孙警官决定蹲守。

一连几夜的蹲守，没有出现任何情况，计划便撤消了。孙警官又从周庄开始排查，可周庄连一个有劣迹的人都没有，连周庄公路沿线的县城居民中，有过前科的有几个，可均没有作案时间。案子只好搁下。

    这天早上，孙警官刚到办公室，一位六十几岁的老人，由儿子陪着，来报案，说是昨晚，老人骑自行车夜里从县城到周庄，半路被劫了，1000多元钱归了那个抢劫犯，作案经过和那个青年女子被劫一模一样，罪犯也是坐在路中间，只说一句：“把钱和值钱的东西放下，等我站起来就麻烦了。”

    孙警官说：“你才六十几岁，身体这么棒，怎么没反抗呢？”

    “你说的轻巧，那贼人胆敢不拿家伙，还坐着，绝对是个高手。”老人心有余悸地说。

    孙警官扩大了排查范围。因罪犯是在夜里作案，又是坐着，被害人无法提供体貌特征，调查陷入僵局。

    时隔几日，又一个男青年报案。他的金戒指和50元钱被劫，作案地点、作案手段，与前两起案件丝毫不差。孙警官有些冒火：“你年轻力壮，怎么不反抗？”男青年说：“他坐着劫道，不拿刀，也不带枪，证明他是有准备的，说不定玉米地里还有他的同伙呢！我可决不会为了一个金戒指搭上一条命。”

    孙警官和办案人员再次蹲守多日，还是无功而返。

    那条路上在平静了数日后，又接连发生了几起抢劫案，罪犯用的都是同样的手段。

    这次孙警官憋足了火，他每天夜里，换上女人的衣服，骑上自行车，沿那条公路往返几次，勾引罪犯上钩。工夫不负有心人，在第6天的夜里，当孙警官骑车至多次案发路段时，路中间黑糊糊坐着一人，那人不动声色，看孙警官近了，就说：“哎！哎！哎！把钱和值钱的东西留下，等我站起来就麻烦了。”

    孙警官装出吓坏了的样子，哆哆嗦嗦地往怀里掏，他想让罪犯以为是因为害怕掏不出来，从而赢得时间观察一下是否有同伙。孙警官哆嗦了半天，也掏了半天，既没有罪犯同伙的出现，罪犯也极有耐心地等着。孙警官这才放心大胆地掏出手枪，对准罪犯的脑袋，大喊一声：“我是警察，把手举起来，你被捕了。”

    罪犯乖乖地举起了双手，但依然坐着。孙警官的怒火一下就顶了上来：“你还挺牛，站起来！”

    “我早就跟你说了，等我站起来就麻烦了。”罪犯说的很平和，也没有动。

    孙警官顿时警觉起来，以为罪犯站起来是什么信号。他抓紧手枪，掏出手电四下里照照，没发现什么，回头踢了罪犯一脚，说：“你给我站起来，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麻烦法。”

    在孙警官的逼迫下，罪犯艰难地从屁股底下摸出一副拐杖来，晃晃悠悠地站起。这时孙警官才看清，罪犯原来是个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患者。

（选自《感动中学生的100篇微型小说》）

鱼拓画

张炜

    一位多年不见的海边好友，从打磨文字的作家变成了画家。他展示一幅幅作品，令我无比惊讶：都画了鱼，大鱼小鱼，那么逼真而古朴，看上去有些异样，与以前看过的绘画完全不同。我见过各种各样鱼的水墨画，还从未看到这样的风格。我向他讨了一幅。

    我选中一条一尺多长的黑色大鱼，说：“这好像是一条比目鱼。”他说：“是的，一条比目鱼。”他指点着墙上的画，依次告诉：“赤鳞鱼、鲷鱼、鲳鱼……这是一条红鲷，多大的红鲷啊，四斤二两！”最后一句让我吃惊：他显然在说一条真实的鱼。看着我惊讶的样子，他主动解释道：“我忘了告诉你，这不是一般的画，这是‘鱼拓画’。”

    “什么是‘鱼拓画’？”

    “就是给鱼做拓片，像拓碑一样，把宣纸放在上面……”

    这令我更加惊奇。我马上想到的是要等活蹦乱跳的鱼死去，等它僵硬时，然后再涂墨，按上宣纸。鱼毕竟不是石头和木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做下来肯定麻烦。不过到底有多麻烦，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只觉得这种办法高明而巧妙，他能够想得出真不简单，也许只有生活在海边的艺术家才能有这种奇思妙想。

    我知道他喜欢出海钓鱼，是海猎能手也是烹鱼高手。大概就是这种海上生涯给了他灵感，让他成为一个特别的画家。我尽力发挥想象，说：“如果没有猜错，你肯定要把逮到的大鱼搁置一会儿，等它不动了才开始动手。这大约需要多次实践，积累经验，比如墨色浓淡、宣纸按上去轻拍重拍、怎么把握力道等，会有许多技巧。宣纸揭下来还需要动动画笔，最后才能题字落款，成为一幅作品。”

    我像一位内行，这样说时，其实内心里已经在琢磨怎样亲手做一幅“鱼拓画”了。因为这种画是在现成的鱼身上“印刷”出来的，算是一种工艺，只要掌握要领就能完成。我说着，极力隐藏自己要当一位艺术家的跃跃欲试、野心和冲动。

    谁知朋友马上摇摇头：“死鱼不能拓画。”

    “用活鱼？这怎么行？”我的声音变大了。

    “让鱼安静一会儿，但不能让它死去。安静的鱼和死去的鱼是不一样的，死鱼，拓出的画也是死的，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听上去既有道理，又过于玄妙。我甚至认为他有点太较真或太讲究了，换了自己一定不会这样做。因为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有死去的鱼才会有木石一样的标本作用，那时操作起来才得心应手。我微笑不语，看着他。

    “我让鱼安静下来，让它睡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抓紧完成。”

    “怎么让它睡着？”

    “一点酒吧。”

    我明白了，它醉眠后，他开始往它身上小心翼翼地涂墨。怎样涂？如预料之中，他语焉不详。大致是按照丰富的经验施墨，而且在宣纸和鱼结合一体的时候，拍按之间，需要高度的技巧。鱼鳞、鱼鳍，特别是鱼的眼睛，都要传神地表达出来。他一再强调“眼睛”。

    这使我想到：鱼是有神气的，鱼是有神采的，鱼是有心情的。是的，我不得不确认这样的一种理念，即一切高妙的艺术都是精神的再现、个性的表现。而对于一条海中生灵而言，最能传递这一切的当然只能是眼睛。它要注视，它的悲哀或怜悯都要从目光中流露。它从自己的那个方位投向人间的神情，即便在这样的瞬间也不会泯灭。我想，作为一个艺术家，这种揣测和把握当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切艺术即心灵劳作的关键所在。

    他告诉我，一张好的鱼拓画可以把鱼和鱼之间的不同表现出来，也可以将同一种鱼的不同时刻表达出来。不同的鱼，不同的时刻，都在画纸上凝固了，却是凝固了栩栩如生的那个瞬间。

    我长时间沉默。我在想鱼和艺术，想生命的奉献，想短暂和永恒。这样一些关系纠缠在艺术创造之中，从来没有例外。离开了这样的领悟，所谓的艺术就会变得木讷。而那些看起来木讷的用来作拓片的石碑之类，却蕴含了十足的生命力。我们一再地拓、拓，复制，只为了再现生命的神色。

    一条大鱼留下自己生前的刻记。它带着水族的秘密来到面前，那一刻刚刚沉睡。它曾经活生生地、惊讶地看着这个新的世界，看着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命，大睁双眼……

    关于鱼和海的故事，朋友可以讲上一整天。那是一些烂漫的故事，惊险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大多是鱼。他的这些经历铸就了与水族的深刻情感，也催生了手中的艺术。

    后来这幅艺术品挂在了我的室内。它看上去和一般的水墨画大为不同：既是一种拓制，又是活的生命的印迹。我端详的时候，总觉得它的一双眼睛在注视我，充满了悲悯。

    它真的就在那里了。它是一个悲剧。它演绎着生命和创造的故事。它讲述了大海：波涛万里，压低的铅云，还有其他……

（选自《散文选刊》2018年第10期，有改动）

材料一:

近期发布的中国工程院某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指出，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然影响到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目前，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受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污染是长期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

我国耕地污染问题不容忽视。超过限量标准的重金属如镉、砷等长期存在于受污染的耕地中，并随水分下渗或在雨水冲刷下随水土流失扩散到周边，造成地下水或地表水污染。还有的随农作物种植和生长转移到农产品中，导致农作物减产或者成胁到粮食卫生品质。由此可见，耕地污染对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隐蔽性。

近年来，我国在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技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重度污染耕地上，采用种植结构调整或替代种植方式；在中度和轻度污染耕地上，施用可降低重金属活性的药剂。这些治理措施消减了粮食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风险。但药剂只是暂时钝化土壤中的重金属，要维系成效，需要持续不断地施用药剂，不仅治理时间长，投入资金大，还难以确保对耕地的生态功能不造成影响。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才能有效消除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上的隐患。

当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耕地土壤亚金属清除技术，是利用能够从土壤中大量吸收重金属并将其富集于植物地上部分的特殊植物，通过收割植物的地上部分逐年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这种能够吸收、富集并对重金属具有较强忍耐力的植物，被称为超富集植物。这种技术也称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不破坏土壤和河流生态环境、不引起二次污染等优点。

幸运的是，经过20年的技术积累，中国在净化砷镉污染农田的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储备方面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应用示范效果。在广西河池环江县，上万亩重污染耕地土壤，采用超富集植物与经济植物（桑树等）间作的耕地净化技术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其“地方政府主导、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农民主动参与”的环江农田土壤修复工程，在改善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同时，也为环江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可以彻底净化重金属污染耕地，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在植物萃取技术的工程实践方面已有良好的储备，但在推广应用层面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对于末端治理的安全利用技术，以净化耕地为目标的植物修复技术所需启动投资相对较多。虽然前期投入相对较多，但从运行的笫二年开始，植物修复技术的后续运行维护费用即可显著降低。很多情况下，在开展植物萃取修复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间套作方式与当地的种植业有机结合，既保障农产品的卫生品质，同时也可以保证农户的收益。从长远来看，植物修复技术的总成本要远远低于安全利用技术的总成本。

土壤生态关系粮食生产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耕地污染涉及公众利益和粮食卫生品质，严重制约受污染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势必给民众身体健康和家庭收入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耕地污染对粮食产量和卫生品质的威胁。

如何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安全，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将污染耕地修复纳入生态建设长远规划，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针对污染耕地开展长期修复治理工作。二是加强配套政策扶持，如通过国家专项基金，对以净化为目标的耕地修复工作给予启动资金和相关政策支持，减轻地方政府压力。三是加大科普和政策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国家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的政策规定和实践成果，不断强化各级党政干部和民众的科技与环保意识，增强参与解决耕地污染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陈同斌 雷梅《从源头上消除土壤污染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材料二:

让中国人改变餐桌文化并不容易。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所有大事都在盛宴之后决定。即使是平常日子，餐桌上也很丰富。于是，很多时候饭菜吃不完，都被扔掉了。

中国平均每年浪费1800万吨食物，相当于3000万人到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中国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美食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烹饪是中国主要文化传统之一。中国有多个菜系，如鲁菜、川菜、粤菜、浙菜等。其食谱、食材、酱料和口味各有不同。中国人请客习惯点“一桌子菜”，菜是大家一起吃的，只有米饭是各人吃各人的。而且点菜的人通常都有这种想法：多点一些菜，每个菜浅尝辄止。如果客人吃不好，这对主人来说很没面子。餐桌上不能只剩下空盘子，倘若每盘莱都吃光了。就意味着客人们还没吃饱。结果，很多菜被剩下，然后丢到垃圾桶。

餐桌上铺张浪费是很多中国人好面子、摆阔气的下意识之举，要遏制起来并不容易。为了树立节约粮食的好风气，耐心的教育熏陶比干巴巴的禁令更有效。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中国大力倡导珍惜粮食好风气》）

中国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河段，全长3200多公里，有2500多年的历史。作为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大运河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创造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就。

古代中国如何大规模地运送人员和物资？在较长时间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之下，最经济、最高效、最便捷的方式一直都是水运。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今天的扬州附近开通邗沟，沟通了淮河和长江，这被视为中国大运河的开端。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开凿了一条郑州和商丘之间的运河，名为鸿沟，极大方便了魏国农业的灌溉和商品贸易的往来。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变化不大。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后，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组织人力开凿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运河，即隋唐大运河。

继起的唐朝享受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红利，盛唐气象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于这条大运河，大运河对于唐朝统治安危有重要意义。

北宋王朝定都开封，运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漕运非常高效，是中国漕运史上的巅峰时刻，也促成了北宋开封的极度繁华。后来南宋偏安江南，首都临安即今天的杭州，这一时期浙东运河得到了更大的利用，它连接杭州和宁波，南宋的物资通过这条运河直达海上，顺利开启海上丝绸之路。

元朝为保证北京的物资供应，在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的领导下，以隋唐大运河为基础，逢弯取曲，开凿京杭大运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

明成祖朱棣为修建北京城，从全国各地征调人力物力，运力大都依靠运河。为保证大运河的通畅，还启动了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南旺枢纽，成功地解决了大运河的水源，为明清大运河500多年的漕运通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让北京城愈发繁荣。南旺枢纽是整个大运河上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也是17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土木工程的最高技术成就。

大运河修建好之后，为明清王朝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为维护政权稳定，清朝的两位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分别六下江南。在这十二次南巡中，两位皇帝都在做类似的几件事：一是巡视河工，指导修治运河和黄河；二是体察民间疾苦，免除了沿途经过地方老百姓的地丁钱粮；三是整顿吏治，检阅军队，提拔和罢免一批官员；四是增加江南举子的应试名额，笼络江南士大夫。通过这些方法，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

大运河不仅是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之河，也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大动脉。经过大运河的连接，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商品交流彻底活跃起来，形成了著名的运河经济带。

大运河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中国的生活，方便了人员的往来，也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现在的我们，能够在唐诗宋词、古典小说、昆曲京剧、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感受到大运河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苏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经过历代诗人的妙笔生花，这些运河沿线的城市历史瞬间变得鲜活起来。

运河沿线的每一座城市，可以说都刻上了大运河的历史基因。比如山东济宁，唐朝大诗人李白和太守贺知章在这里相聚相识，贺知章邀请李白畅饮，以官印金龟换美酒，成为美谈。杜甫与李白也是在济宁相识相会。

唐诗宋词如此，元曲明清小说也不例外。关汉卿《窦娥冤》是他在淮安采风所得，《金瓶梅》的发生地是大运河上的山东临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多带有运河的痕迹。

戏曲艺术的发扬光大也依托于大运河。昆曲取名于苏州昆山腔，明代中叶以来独领风骚，以苏州为中心沿运河和长江四处扩散，成为明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剧种。

与大运河直接相关的书画作品也非常多，尤其著名的是两幅国宝级名画，一为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5米多长的画卷展现了开封的繁华；一为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12米多长的画卷描写了清代苏州的富丽。

大运河还是民族交融之河。住在苏州阊门大运河边上的唐伯虎说，“四远方言总不同”，证明当时苏州居民的民族、语言、风俗都不相同。大运河沿岸的聊城、德州、济宁、淮安等地，是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地方。

大运河的存在，为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大运河逐步得到治理，借助南水北调，大运河重新恢复了全程通水。

2500多年来，大运河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大运河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这条大运河不会只留存于史料记载中，它是流动的、鲜活的，是奔腾不息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

（摘编自倪玉平《大运河，流动的历史记忆》）

材料一：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在理论上之所以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功利主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它把总量作为判断的依据。即它只考虑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愿望这一总量，却不考虑这一总量在个人之间如何分配。就如人们面前摆着一个大蛋糕，如果平均分配是能够满足所有人的，但是不存在这样一个平均分配的准则，那些老弱病残幼，是无法保障他们的需求的。简言之，功利主义的目的过于简单化，它只是一味地强调要保护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却可以为了这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或者侵害少数人的幸福。于是，罗尔斯提出，正义对于如何治理和维护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的理论一再强调的是要抛弃和废止那些会带来不正义的东西。只要在我们生活的体制下存在不正义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就必须被体制抛弃，被人民抛弃，即使是那些维护统治阶级绝对权威和利益的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真正建构起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这才是人民所希望和追求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中，罗尔斯十分重视对人的尊重，这不仅体现了西方社会中对人权的保护，也从心理上符合人们的预期和向往，因此，人们很容易、愿意接受它。罗尔斯一直在引导和论证的正义就是社会的正义，并且他承认这种社会正义是存在差别的，即他的社会正义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尽管这样的正义带有一定的形式性，但是它的前提是确立了人的权利平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因此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其强调的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体现。

（摘编自王伟《浅析罗尔斯正义观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从古希腊到现代，从古至今，正义观念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柏拉图与罗尔斯作为古今两大正义观的代表，他们的思想自然存在差别。

柏拉图与罗尔斯二人因时代背景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正义思想，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古代正义观与现代正义观的区别。柏拉图的正义观要求人们自律自省，罗尔斯的正义观则倾向于正义制度的约束。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伦理因素占主导，影响社会政治，指导社会生活。柏拉图提出的等级秩序与哲学王等观点，本质上都是社会对个人道德的制约，而不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约束个人。近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对个人约束的效用已明显弱化，单用伦理道德约束个人已变得十分困难，人们转向探求一条终极正义之路，追求真正正义的规章制度。罗尔斯的正义观与以往的正义观不同之处在于聚焦正义制度本身，并以此为前提，以责任与义务为个人的道德约束。

柏拉图认为雅典的民主制主张大众参政，一定程度上对政治发展产生了毁灭性影响。由此，柏拉图认为社会正义的本质是“做好各自分内的事”，少数精通真正哲学的人应当担任统治者，而大多数人则居于被统治的境遇，这种观点与如今的正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自然是“反民主”的。罗尔斯的正义观念突出平等参与政治权利的重要性，提出政治参与无论形式还是实质皆为平等，且受法律保护，正义的社会不再由少数人把控。这一观点可谓极力拥护民主，也与其“自由”“平等”的正义观相呼应。

柏拉图正义观主要矛盾为“全能正义”的实现，全能正义包括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城邦正义通过各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得以实现，个人正义则在个人心灵达到善时实现。罗尔斯正义观主要矛盾为正义社会的实现，他认为应解决分配正义问题，若能解决这一问题，公民生活在正义的社会将自然而然产生正义感。因此，国家正义的实现不能直接引出个人正义。

（摘编自《古今正义观之变——柏拉图与罗尔斯正义观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