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5月24日，由美国国家太空协会（NSS）主办的年度会议“国际太空开发大会”在洛杉矶举行。美国国家太空协会（NSS）是一个致力于创建太空文明的独立的草根非营利组织，其历史可追溯到1974年成立的国家太空研究所（NSI）和1975年成立的拉格朗日点协会（L--5）。

    本届“国际太空开发大会”的主题是“太空旅行——把人类送入太空”。大会安排了内容丰富的深空探测成果汇报、太空移民方案和太空资源开发与技术探索展示。与20世纪7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奥尼尔提出的通过在拉格朗日点建立人造圆柱体来实现人类太空移民的梦想不同，目前美国太空移民以在月球、月球轨道乃至火星建立人类定居点为努力方向。美国太空界已经着手开始探索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如何利用月面的熔岩管建立人类基地在火星的Noctis登陆是否可行，如何在火星开展资源勘探、开采与利用，如何为人类火星基地提供能源等。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大会上重申美国探测火星的计划2018年将无人探测器送至火星，为建立人类聚居地选择地点。2021年，用“龙”飞船将人类聚居地组成部分的两个居住单元、两个生命支持单元和两个供给单元运至火星。2025年，实现首批志愿者登陆火星。

    （选自《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6月13日）

    材料二：

美国物理学家与天文学家斯著说，环境悉化、资源枯竭、基因病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乃至外星文明的入侵，这些都是地球的可能终局。摆在人类眼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老死在地球上，等待灭绝；另一条是移民其它星球。而火星以其与地球的请多相似性，无疑是移民的最佳选择。最新研究显示，人类已经找到火星有液态水的记录。火星的自转速度与地球几乎相等，自转一周为24.6小时：火星上有稀薄的大气，有四季交替的气候变化：火星地貌同地球地貌差不多，有高原、平原和环形山：特别是火星大气层中也存在臭氧层，可以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为火星表面创造有利生物生长发育的条件。

然而探索外星和移民外星绝非易事。人类作为在地球上生活的哺乳动物，想要进行星际旅行或是在外星生活，必须面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险。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了人体在太空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在从地球前往火星的大约半年的旅行中，宇航员会处于失重状态，在火星的表面，宇航员所体验到的重力也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宇航员们每次最多只能在太空环境中工作6个月，调查显示，女性在国际空间站上工作18个月，男性工作24个月，所受到的宇宙射线的辐射总剂量就会超过其一生可接受的限度。在太空中旅行，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人体极大程度地暴露在宇宙辐射之中。

    这种来自宇宙中的高能量原子碎片极难抵御，它们可以穿透层层防护，伤害到人的细胞和DHA．一份来自加州大学的报告显示，宇宙射线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大脑损伤，包括老年痴呆、失忆、焦虑、抑郁，同时也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1月11日）

    材料三：

    随着人类深空探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火星的探测已成航天大国追逐的目标。

    中国国防科工委“航天工程中心”早在2016年8月就正式启动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宣布将于2020年让探测器登陆火星，一步实现“绕、落、巡”工程目标。探月工程技术积累和火星观测研究让人类具备了“离开自己摇篮”的能力，国际航天机构均将探测重点瞄准火星。火星与地球相比，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火星表面非常干燥、年平均温度零下六七十摄氏度、火星大气稀薄、气压只有地球上的百分之一。据介绍，未来改造火星可能会实现。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介绍，中国开展火星探测的可行性论证与探月工程几乎同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4月正式立项，计划在2020年实现火星轨道器环绕探测和火星车软着陆巡视探测。美国火星探测计划借助“好奇号”火星车将配有高精度仪器的实验室搬到火星。中国火星探测计划则是火星轨道器+火星车“天地组合”协同工作。

    在欧阳自远看来，在改造火星、建造火星基地的过程中，为人类移民火星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可能是一批基于强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尽管人工智能己广泛应用于探月工程，但深空探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目前仍处在基于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弱人工智能的阶段。

    材料一：戏剧的最初踪影，远不是戏剧本身。探求戏剧的渊源，实际上，就是寻觅古代生活中开始隐隐显现的戏剧美的因素。一切向着文明进发的原始民族都不会与戏剧美的因素决然无缘。但是，使戏剧美的因素凝聚、提纯的条件却出现得有多有寡，有早有迟，因此各民族戏剧形成的时间也有先有后。有的民族，戏剧美由发端到凝聚成体，竟会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有某些民族，戏剧美始终没有真正凝聚起来。

芬兰美学家希尔恩认为：戏剧，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它必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甚至是最晚才出现的。它是艺术发展的一种结果，这可能是文化高度进步的产物，因此它被许多美学家看作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后的形式。然而，当我们面对原始部落时，应该采取一种比较低的标准。最简单的滑稽戏、哑剧和哑剧似的舞蹈常常可以在原始部族那里发现，而这些部族往往还不能创造出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从戏剧这个词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它是所有摹仿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它在书写发明之前就有了，甚至比语言本身还要古老。因为作为思想的一种外在符号，原始的戏剧行为远比词语更直接。

    （摘编自余秋雨《中国戏剧史•最初的踪影》）

    材料二：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

    （摘编自张宜昂《俯视与仰视——谈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

    材料三：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此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材料来源同上）

    材料四：

注：以上数据出自2018年国人观看戏剧的相关调查

    （摘编自“搜狐网”）

    ①周人认为，修德与刑罚实为一事之两面。然而，这种对刑德关系的思考却长期被后人曲解。《论语·为政》载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的本意并不是将刑与德彼此对立，而主要是强调单独用政、用刑的弊害。但后人误解孔子的原义，将刑与德对立起来，认为德为贤人君子所修，而刑则专为庶民小人而设。这种误解混淆了古人立刑的初衷，不符合西周刑德思想的本义。

    ②西周金文所提供的刑罚史料虽然极不系统，但仍可从中看出周人对于用刑的思考。比如，西周膡匜铭曰：“汝敢以乃师讼，汝尚忒先誓……宜鞭汝千，幭剭汝。”意思是说，牧牛违背先前所立的誓言，对其处以鞭刑一千，并施以墨刑。再如，夨人盘铭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实余有散氏心贼，则鞭千罚千，传弃出……我既付散氏隰田、庄田，余有爽变，鞭千罚千。”意思是说，散氏向夨交付田地必先从耕田的农具开始，后又交付田地，两事皆立誓，如有贼心不诚，则受鞭刑一千，罚金一千，或流放逐远。这些史料记述了西周刑罚的一些真实情况：受刑者之所以受刑，是因其缺乏诚信的失德行为。这清楚地表明，西周刑罚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对失行者的惩罚，而是重在对失德行为的约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已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但刑罚的重点如果仅仅在于禁暴惩恶，而不能戒其未发，其局限性就非常明显。因此，西周刑罚思考的重点首先在于以刑罚约束失德行为。德之不失，又岂可失行。这表明，周人早已懂得，崇尚道德、维护诚信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③西周金文史料表明，西周刑德思想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以刑辅德。因为修德并不完全依赖于人的自觉自律，一旦人不能自觉修德而有所背失，借刑罚以正之就成为修德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换言之，道德的丧失不能仅靠说教加以匡正，而必须借助刑罚，这体现了西周对刑德关系的基本思考。《礼记·乐记》曰：“刑以防之。”即以刑罚作为防范道德丧失的手段。周人刑罚的目的是将其作为德行推广的辅助，而信为德之本，失信也就是失德，所以对于失信的行为必然处以刑罚。西周的文治不仅在于礼乐严整，更在于全社会崇德修信的风尚。这使诚信成为周人道德的核心思想，失信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西周社会实行以刑辅德，不仅反映了周人对于诚信之德的重视，而且也符合后来儒家的主张。《论语·为政》载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车不能行自然是无用之物；人而不信，纵有他才，也是无用之人。周人对于诚信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④西周社会对道德尤其是诚信的重视意味着失德失信同失行一样难逃刑律的惩罚。西周刑罚的首要作用即在于辅德，这是西周刑德思想的根本。毫无疑问，杀人越货的危害是巨大的，但德行的丧失、心灵的污染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决不可言轻，因为它会使世道人心涣散而产生动荡。西周社会距今已有3000年，时间虽久远，但古人的思想并不遥远，其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值得今天借鉴。深入研究西周以刑辅德思想，不仅有利于了解中国古代法制史，而且对于今天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节选自冯时《西周以刑辅德思想的启示》)

材料一：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在这里，我愿谈几点看法。

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材料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与方向，破解了现代化等于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性幻觉。

任何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物质世界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是实践在思想理论层面上的外化表征形式。它以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的话语阐释伟大实践进程中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将其外化呈现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从而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果提供理论层面的话语保障。

社会成员不会天然对某个政治思想具有认同感与信任感，共识合法性的建构必须在成员中进行话语的输出与沟通，只有“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才能动员起最广泛的群众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汇聚全社会的奋斗共识，引导个体认知国家的奋斗目标。如果社会个体无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形成清晰而全面的认知，就很容易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产生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物质生产资料方面的支配权，控制着国际舆论传播的主导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在话语权意识、话语体系建构上并未取得可与现代化建设成就等量齐观的成果和地位。”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全面客观理性地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抹黑、歪曲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片面甚至失实的论调就极易得到传播。国际舆论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并加以传播。

中央领导人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遭遇着虚假舆论和话语陷阱的挑战，他们不相信“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靠掠夺与战争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话语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了迫切必要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用中国实践建构中国话语，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摘编自艾四林、陈钿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

材料一：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

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和互相影响则质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

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摘自毛泽东《矛盾论》）

材料二：

古代哲学往往把宇宙观局限于世界的起源或者世界的本质问题上，很少深入世界存在的状况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设想，构成物质的元素有四种，即火、水、气、土，还有一个难以感知的“以太”物质，这五个元素是所有物质形态之本原。亚里士多德也讲“运动”，不过是基于宇宙观下的次级范畴来论述的。老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万物产生于“道”，至于“道”的运动，遵循“有”“无”转化的规律，“有”“无”转化之外，没有另一种发展态势。换言之，万物之源才是宇宙观。

黑格尔的宇宙观与“运动”不可割舍，他认为，万物彼生此灭，却有一个规律，否则逻辑乱套，“绝对理念”是具体物质生成的“先验”。但是，如果“绝对理念”是静止不动的，就没有新的东西出来，“矛盾体”是构成新概念和事物的动力，“绝对理念”是发展的。黑格尔宇宙论的实质是“绝对精神”产生物质世界，宇宙之中的“精神”的运动外化为物质的运动，“运动”仍是宇宙观的次级层面的范畴。所以在旧哲学中，通常把关于存在及其规律的学说当作本体论，把关于认识形式及其规律的学说当作认识论，发展观还没有归于宇宙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旧哲学，它对物质概念的解释有所不同，它的物质观是辩证的物质观，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故对物质的解释已经融合和扩展到物质的转化与多样性上。马克思在多种场景阐述物质，如自然物、实践、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像实践、生产方式、矛盾、原子、真空等都可以被认为是物质现象，这个宇宙在物质的基础上全部统一起来了。恩格斯对物质的解释已经与运动关联起来，认为物质和运动具有统一不可分割的属性。列宁对物质定义的解释，已经把物质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结合起来：“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物质的解释，已经把本体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统一起来，但仍然没有明确提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就是两种宇宙观。

毛泽东概括的“两种宇宙观”，与历史上局限于本体论的两类宇宙观不同，毛泽东提出的“两种宇宙观”，是把宇宙观扩展到了方法论和实践层面，从而深化了这样一种认识；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人们实践领域的基本问题，从方法论层面、从实践领域观察世界，可以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看作“两种宇宙观”。

（摘编自蒋显荣《<矛盾论>对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原创性贡献》）

孩子的讲演

萧红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月亮行走在山西的某一座城上。

这是一个欢迎会，出席的有五六百人，站着的，坐着的，还有挤在窗台上的。被欢迎的宾客是一个战地服务团。

第一个上来的是个花胡子，两只手扶着台子的边沿，好像山羊一样，他垂着头讲话。

“告诉我！笑什么……笑什么……”孩子王根拉住了他旁边的女同志，摇着她的胳臂。“笑他滑稽，笑他那样子。”那女同志一边用手按住嘴，一边告诉那孩子。那孩子起来看看，他是这大厅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没看见什么，就把手里剥好的花生来放在嘴里，一边嚼着一边拍着那又黑又厚的小手掌。接着又去吃落花生，吃别的果子，吃一些混着沙土的点心和芝麻。

讲演者一个接着一个，不知道是谁提议叫王根也走上讲台。

王根发烧了，立刻停止吃东西，血管里的血液开始不平凡地流动起来。他也并不是恐惧，因为这地方人多，又都是会讲演的，他想他特别要说得好一点。

于是王根站上了自己的木凳。

人们一看到他就喜欢他。他的小脸一边圆圆的红着一块，穿着短小的、好像小兵似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小军帽。他一站上木凳，第一件事是把手放在帽沿前行着军人的敬礼。他还没开口，人们就禁不住笑了起来。

“你也会讲演吗？你这孩子……你这小东西……”人们都用这种眼光看着他，并且张着嘴，好像要吃了他。他全身都热起来了。

王根刚一开始，就听到周围哄哄的笑声，他把自己检点了一下：“是不是说错啦？”因为他一直还没有开口，他证明自己没有说错，于是，接着说下去，他说他家在赵城……

“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我当勤务，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上台唱莲花落……”

又当勤务，又唱莲花落，不但没有人笑，不知为什么反而平静下去，大厅中人们的呼吸如游丝般轻微。人们之中有的咬着嘴唇，有的咬着指甲，有的把眼睛掠过人头而投视着窗外。站在后边的那一堆人，就像木刻图上所刻的一样，笨重，粗糙。他们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么深沉，那么无底。

窗外则站着更冷静的月亮。它和每年的春天一样 ， 但是 ， 今夜 ， 它在一个孩子的面前做了一个伟大的听众。

小讲演者虽然站在凳子上，并不比人高出多少。

“父亲让我回家，我不回家，让我回家，我……我不回家……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就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

他听到四边有猛烈的鼓掌的声音；向他湖水似的涌来，他就心慌起来，他想他的讲演还没有完，人们为什么鼓掌？或者是说错了！不是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加上吗？他特别用力镇定自己。

“我当了勤务……当了服务团里的勤务……我……我……”

人们接着掌声，就来了笑声，笑声又接着掌声。王根说不下去了。他想一定是自己出了笑话，想马上发现出自己的弱点以便即刻纠正。但是不成，他只能在讲完之后，才能检点出来，或者是衣服的不齐整，或者是自己的呆样子。他不能理解这笑是人们对他多大的爱悦。

“讲下去呀！王根，讲下去！”他本团的同志喊着他。

“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他就像喝过酒的孩子，从木凳上跌落下来一样。他的跟泪已经浸上了睫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方，自己是在做什么。

人们的笑声更不可制止，他哭了。

王根想：这讲演是失败了，完了，光荣在他完全变成了懊悔，而且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光荣。他没有勇气再作第三次的修正，他要从木凳上下来。他刚一开始弯曲他的膝盖，就听到人们向他呼喊：“讲得好，别哭啊……再讲再讲……”

其余的别的安慰他的话，他就听不见了。他觉得这都是嘲笑。于是更感到自己的耻辱，更感到不可逃，他便跌到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怀里大哭起来。

这天晚上的欢迎会，一直继续到半夜。

王根再也不吃摆在他面前的糖果了。他把头压在来边上，就像小牛把头撞在栏橱上那么粗蛮，他手里握着一个红色上面带着黄点的山楂。那山楂就像用热水洗过的一样，当用手抹着眼泪的时候，那小果子就在手心里冒着气。

这欢迎会开过了，就被人们忘记了，若不去想，就像没有这么回事存在过。

可是在王根，一个礼拜之内，他常常从夜梦里边坐起来。但永远梦到他讲演，并且每次讲到他当勤务的地方，就讲不下去了。于是他想逃走，可是总逃不了，于是他叫喊着醒来了。和他同屋睡觉的另外两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小勤务的鼾声，证明了他自己也和别人一样地在睡，而不是在讲演。

但是那害怕的情绪，使他在小床上缩做了一个团子，就仿佛在家里的时候，为着夜梦所恐惧缩在母亲身边一样。“妈妈……”这是他往日自己做孩子时候的呼喊。

现在王根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又睡了。虽然他才九岁，因为他做了服务团的勤务，他就把自己也变作大人。

1938年10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