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榜样的新力量

  2008年11月13日，北京，中国残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宣布了中国残联第五届名誉主席、主席团和执行理事名单。此次会议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不仅仅因为邓朴方卸任，更多的关注则是张海迪接任。曾经淡出公众视野许久的张海迪再次重回舆论中心。

  在张海迪的个人博客上，一篇《我的留恋》即论及离开作协赴任残联，短短几天，其下留言回复已有30多页，1000多条，大多数是祝福和希望。这个从2005年便开始写博客，经常凌晨还在更新日志的女人，因何引发了公众如此之大的热情?

  张海迪的成长，是一种典型。从一个"自强不息"的普通残疾女青年，到后来的哲学硕士和作协副主席，再到今天残疾人联合会"一把手"，她似乎永远充满了激情和动力，又以之自觉影响身边的人，天生为"榜样"这个词而活。

   1983年初。时任团中央书记的王兆国正在寻找合适的榜样典型。在各地报上来的名单里，团中央宣传部相中了张海迪：5岁起即因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自学完中学课程，"文革"时随父母下放农村，却给孩子当起了教书匠，并自学针灸为乡亲们免费治疗，此后自学多门外语，还干过无线电修理工。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先后为张海迪题词。报纸上争论过"海迪应不应该结婚"，还有人指责张海迪"为什么非要留长发"，定价4角的张海迪事迹手册《闪光的生活道路》印数突破了500万册。她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青年人们的偶像。

  在关于张海迪的大事记中，1984--1991这几年，似乎是一个空白期。转折发生在1983年3月11日，当天，她在人民在会堂作完报告，回到招待所，突然陷入昏迷，停止呼吸，经紧急抢救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此后，张海迪回到济南疗养，父母也调回省城。1991年，医生告诉张海迪，她得了黑色素癌，此后确诊为基底细胞癌。不管保守治疗还是动手术，都只有"半年"，也就是说，半年以后就"没有海迪了"。张海迪听了之后猛地一惊："真的吗?"但很快就又平静下来，觉得没什么，"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她人生中的第六次大手术，是在不打麻药的状态下进行的。镇静剂无法掩盖剧烈的疼痛，

  张海迪说当时希望有人用枪口对着她，在这一瞬间把她打死，"那该多好"。出来的时候，丈夫王佐良在外面等着，两个人的手一碰，他比她还凉。

  两年之后，1993年，张海迪依靠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吉林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拿到了哲学硕士学位。同年3月，共青团中央举行了表彰大会，授予她"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并作出向她学习的决定。

  此后，张海迪所获得的各类奖项，大多和文学有关。比如1997年的"五个一工程"图书奖，1999年的第四届外国文学作品优秀图书奖，以及2003年的第二届女性文学奖。在文学道路以外，她也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和出访任务，继续发挥自己作为一个榜样的作用。

  张海迪曾经拒绝过残联主席这项职务，理由是"残疾人工作者可以选出来，作家不是选出来，而是磨砺出来的"。因为此次当选，她辞去了山东省作协的行政职务，但在博客里，又在凌晨1点半感叹："我留恋每一页纸，留恋第一个句子……我深深地留恋，毕竟我写了二十多年。"

  一个艺术细胞丰富、个人感情充沛的女作家，是否能做好残联主席这份工作，对此人们有着自己的疑虑。张海迪在博客中解释道："现在我从一个作家成为残疾人工作者，在新的岗位，开始新的学习，我会一始既往地努力，淡泊名利，勤奋工作。"

  张海迪始终作为一个英雄和榜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同时她又作为一个人们印象中美丽、开朗而乐观的女性存在。

  对她自己来说，在肢体的巨大痛苦中，做一个"会寻找快乐"的人，比其他什么都重要。

  这种励志色彩浓厚的人生观通过博客及其著作传播开去，使得25年来她所树立起来的道德力量，并未随着时代的巨变而出现任何不适应和削弱，也将在她的残联主席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

玉卿嫂（节选）

白先勇

    不知怎的，我老觉得这两姐弟跟别人很不一样。比如说吧，胖子大娘也还不是有一个干弟弟叫狗娃的，可是她对他一点也不热络，一径骂他做臭小子，狗娃向她讨些我们厨房的剩锅巴要吃一顿臭骂，才捞到几包；可是玉卿嫂对他干弟弟却是相差得天远地远。

    平日玉卿嫂是连一个毫子都舍不得用的。我妈的赏钱、她自己替人家织毛衣、绣鞋面赚来的工钱，一个子一个子全放进柜子里一个小漆皮匣子中，每次到了月尾，我就看见她把匣子打开，将钱抖出来，数了又数，然后仔仔细细的用条小手巾包好揣到怀里，拿到庆生那儿去。

每次玉卿嫂带我到庆生那里，一进门她就拖着庆生到窗口端详半天，一径问着他这几天觉得怎么了？睡得好不好？天亮咳得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还不拿棉袄出来，早晚着了凉可怎么是好？天凉了，吃些什么东西？怎么不买斤猪肝来炖炖？菠菜能补血，花生牛肺熬汤最润肺——这些话连我都听熟了。

    玉卿嫂真是什么事都替庆生想得周周全全的，垫褥薄了，她就拿她自己的毡子来替他铺上；帐子破了洞，她就仔仔细细的替他补好；她帮他钉纽子、做鞋底、缝枕头囊——一切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她总要亲自动手。要是庆生有点不舒服，她煎药熬汤的那份耐性才好呢，搅了又搅，试了又试。有一次庆生感了风寒，玉卿嫂盘坐在他床上，拿着酱油碟替庆生在背上刮痧时，我直听到她刮了多久就问了多久：“痛不痛？我的手太重了吧？你难过就叫，噢。”忽儿她拿着汗巾子替他揩汗，忽儿她在他背上轻轻的帮他揉搓，体贴得不得了。

    玉卿嫂对庆生这份好是再也没说了，庆生呢，要是依顺起来，也算是百般的迁就了，玉卿嫂说一句他就应一句。然而我老觉得他们两个人还是有点不对劲，不知怎么的，玉卿嫂一径想狠狠的管住庆生，好像恨不得拿条绳子把他拴在她裤腰带上，一举一动，她总要牢牢的盯着。庆生的手动一下，她的眼珠子就转一下，我本来一向觉得玉卿嫂的眼睛很俏的，但是当她盯着庆生看时，闪光闪得好厉害，嘴巴闭得紧紧的，却有点怕人了。庆生常常给她看得发了慌，活像只吃了惊的小兔儿，一双眸子东窜西窜，似乎是在躲什么似的。我一个人来和庆生玩还好些，我们下着棋有谈有笑，他一径露着一嘴齐垛垛的牙齿，好好看。

    要是玉卿端坐在旁边，他不知怎么搞的，马上就紧张起来了，心老是安不下来，时不时就拿眼角去瞟玉卿嫂一下，要是发现她在盯着他，他就忙忙垂下眼皮，有时突地两只手握起拳头，我看到他手背的青筋都暴起来了。说起来也怪得很，庆生虽然万分依从玉卿嫂，可是偶尔他却会无缘无故为些小事跟玉卿嫂拗得不得了，两人僵着，默默的谁也不出声，我那时夹在中间最难过了，闷得好像透不过气来似的，只听得他们呼吸得好重。

    有一件事情玉卿嫂管庆生管得最紧了，除了买东西外，玉卿嫂顶不喜欢庆生到外面去。为了这件事，庆生也和玉卿嫂闹过好几次别扭。我最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妈到姑婆那儿去了。玉卿嫂带了我往庆生那儿，庆生不在屋里，我们在他房里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回来，玉卿嫂一看见他马上站起来劈头劈脸问道：“到哪里去来？”

    “往水东门外河边上荡了一下子。”庆生一面脱去外衣，低着头答道。

    “去那里做什么？”玉卿嫂的眼睛盯得庆生好紧，庆生一直没有抬起头来。

    “我说过去荡了一下子。”

    “去那么久？”玉卿嫂走到庆生身边问着他，庆生没有出声。玉卿嫂接着又问：“一个人——？”她的声音有点发抖了。

    “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一个人！”庆生侧过脸去咳了几声躲开她的目光。

    “我是说——呃——没有遇见什么人吧？”

    “跟什么人讲过话没有？”

    “真的没有？”

    庆生突然转过脸来喊道：“没有！没有！没有！——”

    庆生的脸涨得好红，玉卿嫂的脸却变得惨白惨白的，两个人嘴唇都抖——抖得好厉害，把我吓得连不敢出声，心里直纳闷。他们两人怎么一下子变得一点也不斯文了呢？

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并盛行儒家思想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政治的作用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作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介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诫《唐诗风貌》）

材料一：

唐代丝路沿线人文遗存与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唐至北宋丝路沿线的各类遗存古迹对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影响。从共时性角度看，又可将此线路切分为三个单元。首先，关中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关中古迹众多，其中尤以宫殿、帝陵和宗教遗迹最为有名。宫殿巨丽，与赋之精神相合，其中尤以杜牧《阿房宫赋》最为有名。这些赋作所书写的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等宫殿群的历史记忆或现实观照均属唐人的盛世文学书写范畴，包举天地之心，并烛见时代礼治精神。华清宫与兴庆宫则因白居易《长恨歌》在宫殿政治意蕴书写之外，展现出其浪漫唯美的一面。秦汉以来，长安迭为帝都，京城为帝陵环拥，形成别具特色的陵寝文化和陵邑文学圈，游离于京城与地方之间，成就了诸多诗人丰富的内在生命体验。华山、终南山是关中久负盛名的山川，与帝都在空间上形成巨大的张力，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等卓绝一代的大诗人在内心对其充满复杂感情，并借此成为他们叩问仙道与天人关系的重要载体和思考人生进退出处的重要场所。其次，河西走廊人文遗存的文学写作。“陇头”是河西走廊上最具影响的文学意象，由于其在人文地理层面富有特殊价值，故使“陇头诗”成为唐诗中的重要题材，也成为中国文学中征人、游子思乡恋家的精神寄托。就其内涵而言，书写内容主要包括边塞战事、征人思乡、大漠风光、陇头风俗等，分别展现出苍凉、悲壮和豪迈三种情感，体现了古代士人对待“家”与“国”的矛盾心理和忠孝观念的碰撞，并最终使其经典化为中国文学写作中的重要意象。最后，西域古迹群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也有重要影响。西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丝绸之路在天山南北两麓共分三条道路向西通行，也因此形成了西域文学创作的绿洲化，体现出交通路线的分异与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差异。此外，唐代诗歌中大量存在着有关西域的地名、人物、器皿、民俗等，许多诗人都先后有从军西域的经历，但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焦点还主要停留在材料发掘与整理层面，而缺乏对其背后机制、关系的深入挖掘，这或许是日后此方面研究的重要抓手。

而另一方面，文学文本又具有主观性，表达出文本作者所理解的地方意义。英国学者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对地方的简单描述，我们可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人们想象中的地方……这些充满想象的描述可使读者认识到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或特色。由于人们可从各种媒介了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多数人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人们透过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可以读出作者对某一特定空间地域之地方性的理解。基于此点可知，唐代文人创作受到丝路沿线人文遗存的潜在影响和制约时，千万个行走其地的文学家也以作品或行动影响着丝绸之路的文学内涵。首先，再现地方典型的景观。例如轮台这一地名，汉“轮台”位于天山之南，而唐时治所则位于天山之北，汉唐轮台县治的巨大差异和唐代前后期统治区域的伸缩，使“轮台”在唐代文学的前后期创作中成为一个悲喜俱存的地理符号和文学意象。其次，文学写作重构丝路遗失的地方文化。楼兰是汉代丝路上的一个邦国，后为黄沙所掩，但唐人却通过反复吟咏书写“楼兰”，最终借助想象与回忆，建构起诗文中的“楼兰”意象，展现出对汉代国力强盛、英雄辈出的崇拜，体现出唐人强烈的功名意识、进取精神和对战争的态度与评价。

（摘编自王伟《丝路人文遗存与唐代文学的西域书写》）

材料二：

西域文化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内容，西域风光、歌舞、人物、服饰、用具都进入唐代诗人的视野。岑参的70多首边塞诗出现“沙碛、沙、碛”37次，“轮台”18次，“火山”11次，“白草”11次，“热海”4次，“雪海”3次，“胡虏”29次。他两次西北军幕供职，活动地域广阔，超过以往任何一位边塞诗人。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诗中对西域地名多有记录。沟通与防御成为西域历史文化产生时代差异的驱动力。战争与和平成为唐代西域诗歌的两大主题。在战争主题之下，唐代西域诗歌意象主要表现为辽阔苍茫、严寒冰冻、萧瑟荒凉、苍凉悲壮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边塞诗的战地风光描写，陌生事物出现的多，熟悉的东西相对少些。写入陌生事物使作品带有奇异、浪漫的色彩，熟悉的因素出现诗中则增加亲切感。二者各具艺术魅力，彼此补充，相得益彰。陌生的事物是诗人在边塞才见到的，故冠以“胡”、“虏”等字。边塞诗中汉和胡、虏对举的句子，往往都是把熟悉和陌生的两类事物加以比校。“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汉月是熟悉的事物，胡尘、胡霜则属于陌生类。“蒸沙砾石然虏云，沸浪突波煎汉月。”《天山歌送萧治归京》：“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和虏云、胡风、胡沙相对的都是汉月，前三者作为陌生事物出现，汉月则是作者熟悉的对象。以熟悉的意象写陌生的环境，表达的是心理定势与对家乡的眷恋；在熟悉与陌生的比较中，以倍增其哀乐。

（摘编自郭院林《唐诗中的西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在动物世界里有没有相应的解毒办法呢？当然有。学会挑选食物，是对抗植物毒素的有效做法。在肯尼亚马萨伊马拉草原上，我们总能看到长颈鹿在悠然地嚼着金合欢的叶子。只要注意观察，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长颈鹿并不会在一棵树上吃太久，很快它们就会移动到下一棵金合欢树。因为，如果只吃一棵金合欢树的叶子，很容易引起中毒。因为金合欢会“通风报信”。

金合欢含有特殊的化学武器——单宁。在通常情况下，树叶中的单宁含量并不高，毕竟合成单宁也需要消耗大量能量。长颈鹿在啃食树叶时，会释放出大量的乙烯，这些乙烯被金合欢感应到，接着金合欢就会提高叶片中的单宁含量。过量的单宁会影响到长颈鹿的消化系统，降低它们的消化能力，甚至引起死亡。所以，聪明的长颈鹿自然会找新的地方进餐了。

说到挑选食物，还有一个出名的例子，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桉树林中生活的动物，可能你已经猜到了，这个动物就是树袋熊（考拉）。桉树叶子是考拉的主要食物，但是并非只要是棵桉树，考拉都会吃。在澳大利亚分布着约 300 种桉树，但是考拉仅仅热衷于吃其中的三种桉树的叶子，分别是小帽桉、细叶桉和赤桉。这种现象其实也发生在大熊猫身上，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挑嘴的大熊猫就只愿意吃冷箭竹，像毛竹、麻竹这样的竹子根本就不入它们的法眼。

考拉如此挑选食物是有原因的。桉树可以说是将化学防御这件事玩到极致的植物之一。中国南方大片的桉树林根本不需要喷洒农药控制虫害，因为几乎没有动物能够解除桉树的防御武器。桉树叶片中含有大量的桉叶油，桉叶油的主要成分桉叶素有着特别的刺激性气味。虽然稀释过后的桉叶油也可以作为香精添加到人类的食品当中，但在高剂量下，桉叶油仍然有毒。对于食草动物而言，桉树叶是种“只可远观”的能源宝库。相对来说，作为考拉食物的三种桉树中的桉叶油含量远不如柠檬桉、蓝马里桉、辐射桉、丰桉这些应用于精油生产的桉树。

但是，桉树毕竟是桉树，即便是桉叶油含量稍低，但是终归有中毒风险的。为了应对这种高毒性低热量的食物，考拉的应对策略就是少吃多消化。一只成年考拉每天最多会吃下约400克的桉树叶，这仅仅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吃下的蔬菜总量，但这却是一只考拉一整天的能量来源。

考拉会细嚼慢咽，尽可能地避免快速摄入大量的毒素。所以考拉的进餐时间通常约为 4-6小时，而吃饭快的人可能一天的进餐时间加起来只有十几分钟。考拉吃下去的桉树叶，进入胃肠道之后，其中活跃的微生物不仅能将叶片中的纤维素转化为考拉可以吸收的营养，更可以分解其中的毒素，避免中毒。而考拉的这种做法显然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节能”，毕竟所有活动所需要的能量都依赖于这半斤八两的桉树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考拉总是懒洋洋的样子，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能量进行剧烈运动，只能选择慢吞吞地生活。

要说到解毒能力，马铃薯甲虫必然是能数得着的狠角色。1824年，科学家首次在美国落基山脉东坡发现了这种甲虫，谁也没想到这种生活在野生杂草刺萼龙葵上的小小甲虫，最终变成了人类农业生产的“噩梦”。1855年，就在被首次发现的30年后，人们发现马铃薯甲虫开始啃食美国科罗拉多州马铃薯，并且它们的胃口出奇的好，所有的马铃薯叶片都是它们嘴巴里的美味，如果叶子被啃食得过于干净，它们还会去啃食马铃薯块茎。所到之处如风卷残云。因为最早的危害发生在科罗拉多，所以这种虫子也被称为“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目前，马铃薯甲虫几乎遍布整个北半球的主要马铃薯产区，成为农田一霸。

对于绝大多数动物来说，马铃薯的茎叶绝对不是什么好食物，因为其中富含以龙葵素为主的生物碱。说这些物质可以让动物闻风丧胆一点都不为过。首先，龙葵素可以抑制胆碱酯酶的活性引起中毒反应。胆碱酯酶被抑制失活后，乙酰胆碱大量累积，以致胆碱能神经兴奋增强，引起胃肠肌肉痉挛以及神经系统功能失调等一系列中毒症状。再者，龙葵素还能与生物膜上的甾醇类物质结合，导致生物膜穿孔，引起膜结构破裂。当龙葵素被吸收进入体内后，就会随着血液循环破坏胃肠道、肝脏等体内脏器的细胞结构。高剂量的龙葵素由于其表面活性作用可能会导致红细胞破裂，产生溶血。

所以人吃下含有龙葵素多的食物时，轻则出现口腔和喉咙刺痒的症状，严重者表现为体温升高和反复呕吐而致失水、瞳孔散大、呼吸困难、昏迷、抽搐，如果剂量更高则会因为呼吸系统麻痹而死亡。

但是，对于马铃薯甲虫而言，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马铃薯甲虫体内拥有高效的解毒体系。在马铃薯甲虫体内活跃的细胞色素P450单加氧酶系统，这类特殊的蛋白质可以促使氧气与有机物结合，从而改变有机物的性质和活性。这个清除的过程，就像在垃圾焚烧厂焚烧垃圾一样清除有害物质，毕竟燃烧通常也是氧气与有机物剧烈反应的过程，只不过在生物体内这种垃圾处理过程会温和很多。至于细胞色素P450单加氧酶系统就像是点火系统，让马铃薯甲虫拥有了可以熊熊燃烧的抗毒小宇宙。

更重要的是，马铃薯甲虫对多种农药都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到今天人类手中的大多数农药已经无法对抗来势汹汹的甲虫大军。拟除虫菊醋类农药是用量最多的农药之一，但是对于马铃薯甲虫而言，这些农药几乎已经变成了饮料。就连新型的Bt蛋白(苏云金芽孢杆菌蛋白)类农药在对付马铃薯甲虫的时候也显现出了颓势。

（摘编自史军《植物塑造的人类史》)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 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的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继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  “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  “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 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狭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明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