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流浪地球》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太用系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启动“流浪地球”计划，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影视专家表示，《流浪地球》作为一部硬科幻电影，打造了中国式科幻片的基本样貌，不论是危机事件、科学架构还是特效制作，都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准。

    除了完成度较高的影片制作，《流浪地球》的主题立意也是吸引观众的一大要素。影评人李星文说，影片讲述了中国人拯救地球的故事，观众的自豪感被激发出来，对影片感觉很亲切，保证了影片不仅在大城市受欢迎，也能很好地下沉到四五线城市的观影群体中。

    作为中国科幻电影“起飞”的作品，《流浪地球》仍有不成熟的地方。“影片在人文表达方面有所欠缺，角色行为有时冲动大于理性。”李星文说，但是要肯定《流浪地球》的突破与创新，它标志着科幻片的类型在中国电影界第一次成型，培养了观众的审美情趣，期待日后的科幻片能够在科幻表达和人文表达方面双线并进

    材料二

    喜剧片和动画片历来是春节的常客，今年春节档仍然是延续了喜剧加动画的格局。动画片《小猪佩奇过大年》《熊出没・原始时代》和喜剧片《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覆盖了各年龄段的观影群体，达到了过年“合家欢”的效果。

    春节档的喜剧电影汇聚了多位擅长喜剧制作的导演或演员，上映前备受关注。但是上映后的票房全都高开低走，没有出现以往喜剧电影在春节档一骑绝尘的局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说，电影和观影群体是互促发展的，好的电影提升观众观影品位，有品位的观众促进电影质量提升。近年来，中国喜剧电影飞速发展，观众对喜剧片的审美品位也越来越高，単纯的叠加笑料难以俘获人心，观众追捧的喜剧电影要有能引起共鸣的主题，还要有原创性的笑料。

    （材料一、二演编自《2019春节档电影盘点），《人民网》2019年2月11日）

材料三：

从2019年春节市场数据来看，今年春节档票房高达58.4亿元，票房較去年保持上升势头：观影人次达到1.3亿，较去年的1.44亿人次有所下滑。排片增加的情况下，观影人次却是下滑的，总票房高的同时意味着平均票价的上涨。

（编自《2019年春节票价上涨：你实现“电影票自由”了吗?1，《网易》2019年2月12日）

    材料四

    事实上，在正月初一，《流浪地球》的单日票房仅列第4位，排在《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之后。但正月初三开始，《流浪地球》成为当日票房冠军，并在此后一直领跑。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也显示，《流浪地球》以85.6分获档期满意度冠军，这再次证明了影片最终要靠口啤取胜。

    根据中国电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2019年春节档观众满意度得分83分，获“满意”评价，这是自2015年开展调查以来春节档中的最高分，同时也是全部27个调查档期的第二名。以《流浪地球》的成功逆袭为代表，2019年春节档既充分验证了“质量为王”这一市场铁律，也为业界追求高质量带来了信心。

（摘编自《票房口碑双丰收科幻电影迎来新突破》，《重庆日报》2019年2月12日）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拉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肖培根：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历史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 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植物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人和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组织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在此期间，肖培根等人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被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考察团深入到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

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肖培根发表了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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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摘编自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关增建

①在科学史上，天文学的发展，历来波澜起伏，曲折复杂，扣人心弦。在西方，人们熟知的是哥白尼日心说与托勒密地心说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以及天文学领域哥白尼革命的发生，最终促成了近代科学的建立。殊不知，在东方的中国，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旷世之争，这就是中国天文学史上著名的          。

②中国古代第一个堪称科学理论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盖天说。下面是《晋书·天文志》的有关记载：“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① ， 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② ， 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日丽天^③而平转，分冬夏之间日所行道为七衡六间。每衡周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勾股重差^④推晷影极游，以为远近之数，皆得于表股者也。”

③盖天说突破了人们日常观测中形成的天是个半球的生活经验，能够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各种天象，能够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它对日月星辰运行的预测、对二十四节气的预报，能够接受观测实践的检验。因此，它是富有科学意义的宇宙结构理论，尽管它对宇宙结构本身的描述是错误的。

④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有力挑战。天文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究竟是浑天说正确，还是盖天说合理，天文学界的争论一直不绝如缕。总的趋势是信奉浑天说的人越来越多，浑天说逐渐成为天文学界对宇宙结构认识的主流。

⑤这场争论涉及与有关宇宙结构问题的方方面面。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比如，他提出，按盖天说的说法，天至高，地至卑，太阳依附在天壳上运动，也是高高在上的，人之所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下升起，是由于太阳太高了，导致人产生了视觉错误的缘故。但是即使人眼会因观察对象的距离远而产生视觉错乱，水平面和光线的传播是客观的，它们是不会出错的，那么就在高山顶上取一个水平面，以之判断日的出没。实验证明太阳确实是从水平面之下升起的，光线也是从下向上传播的，这与盖天说的推论完全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这是扬雄从观测依据的角度对盖天说所作的批驳。整体来说，他从八个方面对盖天说所作批驳，有理有据，是盖天说无法辩解的。

⑥但是浑天说也着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按当时的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

⑦纵观中国古代的这场旷世学术之争，我们发现，古人在这场争论中，秉持着一个重要原则：判断一个学说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不是看其是否遵循某种先验的哲学观念。除了不以先验的哲学信念为依据判断是非之外，这场论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完全符合学术发展规律。政治和宗教等非学术因素没有介入到这场争论之中。这些，无疑都是这场论争中值得肯定的地方。

⑧延续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这场论争是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场争论的影响下，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对宇宙结构问题的研究之中，提出了更多的宇宙结构学说。这场论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视实际校验的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这种规模和深度的争论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亦不多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场论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论争之一，将永载中华文明发展的史册。

（有删改）

（注）①槃同“盘”，木盘，古代盛水器皿。②隤，下降。③丽，依附。④重差：汉代测望太阳高、远的方法。

材料一：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尽的，引领人昂扬向上，感召人发愤图强，激励人勇毅前行。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2020年9月8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科学概括了伟大抗疫精神，深刻阐明了伟大抗疫精神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令出如山”“生死阻击”“坚强防线”……6集纪录片《同心战“疫”》，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历程，唤起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这是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同志说出的平实感言；“2003年非典的时候你们保护了我们，今天轮到我们来保护你们了”，这是“90后”“00后”发出的青春誓言。从白衣为甲、逆行出征的医务人员到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从临危受命、紧急攻关的科研人员到无惧寒暑、坚守岗位的社区工作者……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处处都有冲锋陷阵的身影，处处都闪耀着伟大抗疫精神。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举国同心、众志成城，亿万人民谱写了威武雄壮、气壮山河的凯歌，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注入新的内涵，成为抗疫决胜的“硬核”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在斗争中凝结升华的伟大抗疫精神，是我们不畏艰险战“疫”到底的强大动力，更是我们无惧风浪、砥砺前行的坚实支撑。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擦亮精神底色，激扬精神力量，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这样的民族必将步履铿锵、拥抱光明前景，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在这次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钟南山等抗疫功勋模范人物颁授勋章奖章。庄严而温暖的一幕，成为对抗疫英雄的最高礼赞，启示着榜样的意义、精神的价值。伟大的斗争，能够写下彪炳史册的篇章，迸发激荡人心的精神力量。砥砺于磨难，丰富于实践，成长于斗争——秉持在战“疫”中锻造的信念，弘扬在斗争中淬炼的精神，我们必将在新长征路上征服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摘编自李浩燃《致敬伟大抗疫精神》)

材料二：2020年新春伊始，新冠疫情突袭中华大地。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打响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这个过程中，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军民干群团结一心，在中华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激昂的抗疫战歌，赋予伟大的中国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激励我们取得抗击疫情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柱。

疫情等危机能够真实地检验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究竟把人民摆在什么位置，是否有坚定的人民立场。新冠疫情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抗疫斗争中，党和国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为防控疫情殚精竭虑。各级党委和政府忠诚担当、靠前指挥，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与要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采取各项措施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关心关爱广大医务人员，帮助解决医护人员家属生活的困难；切实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尽力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全力解决人民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等等，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高度重视。

(摘编自王晓辉《抗疫斗争升华伟大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