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一些地方实行乡约制度，其功能主要是扬善惩恶，制定规约进行道德教化，并建立民间组织和相关的赏罚制度，明清时期，宣讲“圣谕”成为乡约最重要的内容。当时，有地方官吏广泛推行乡约制度，设立乡约组织，每月召集百姓宣讲、教化。康熙九年颁布了乡约组织必须宣讲的《上谕十六条》，内容包含“重农桑以足衣食”“训子弟以禁非为”等。

——据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

材料二：清末，时人认为“地方自治者，为今世界立国之基础……于救亡之事，至为切要”。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地方自治大致按行政区划分城镇和乡两级，设立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议员由选民互选充任。

——据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20世纪80年代后，村名自治迅速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91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大部分农村有9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组织。

——据郭宏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件》

材料 宋代为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宋代文人，失去了封建社会迅速成长阶段建功立业的浓厚氛围与天才极致、奋发向上的心境，他们努力追求内在人格的完美、求取自我人生的意义。佛老之学以其专治“身心”的学说性质而迎合了宋代文人的内心要求，对以“治世”为本的儒学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同时，宋代又是一个民族分裂时期，宋王朝长期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兴兵侵犯，边患日趋严重，终致故都不保，南渡江吴，偏处一隅。理学诸儒把终宋相随的现实危机归因于儒学义利关系的颠倒，视为私欲肆行、公义不张的必然结果。因此，理学家畅言去利存义、灭欲穷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着意于正人心、固民力、培国基，欲致君臣上下，共尚大义，弃一己之私，致国强之公，以实现三代那样的太平盛世。

——摘编自陈廷湘《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