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文集》首发式在常州举行

       常州26日消息，2013年5月25日，“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暨《周有光文集》首发、电视片《周有光》开机仪式在周有光故乡江苏常州举行。发布会当天，108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未能到场，他在视频中感激常州带给他的快乐童年。

       周有光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早年在美工作期间自学拼音学，曾与爱因斯坦面谈。解放后，主持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有“周百科”的雅号。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的1906年，朋友称他为“古人”，是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他回应：“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周老达观幽默，学识渊博。夫人张允和在世时，两人每天定时喝茶、喝咖啡，还“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他时常送夫人参加昆曲票友聚会，著名漫画家丁聪有一幅漫画就是这对“新潮老头、白发才女”的生动写照。周有光70岁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80岁研究中文信息处理，90岁学电脑，100岁以后，《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等新著相继出版，105岁开博客，周老至今108岁，每天阅读研究，已和出版社约定，到109岁时会再出一本书。

       《周有光文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周有光除经济学以外的已发表著作，计15卷，约450万字。发布会上，电视人物传记片《周有光》也正式开机，该片将从乡情、事业、生活、长寿和成就等方面，展现周有光的百年人生。

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①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敖丹娜、段雪莲）当地时间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以及来自爱尔兰的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来自日本的科学家大村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屠呦呦也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人。

    ②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5日中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揭晓。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秘书长乌尔班·伦达尔当天在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了获奖结果：“诺贝尔委员会卡罗琳医学院评审委员会今日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半授予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敏，以表彰他们在创新丝虫病疗法方面的贡献；另一半授予屠呦呦，以表彰她在疟疾新疗法方面的贡献。”

    ③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生于1930年，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屠呦呦带领科研组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运用现代科技，发掘中药的活性，创制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世界卫生组织也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治疗疟疾的“基本药品”目录。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成员扬·安德森在评价屠呦呦的医学发现时表示：“早在1700年前，关于中药青蒿对治疗高热有效果的理论就已经存在。但是，屠呦呦的贡献在于如何确定青蒿中哪些是有效的，以及如何提取这些有效，这可以说是医药研究创新的范例，这一成果最终通过临床研究和动物实验，实现了此类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大规模生产。”

    ④几千年来，寄生虫病一直困扰人类，成为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3位获奖者都在寄生虫疾病疗法上作出了革命性贡献。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成员汉斯·福斯贝格教授表示，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改善人类健康和减少患者病痛方面意义巨大：“寄生虫疾病长期以来威胁着人类健康，即使在今天，它仍旧困扰着世界上亿万易感染人群。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敏的医学发现为我们抗击淋巴丝虫病和盘尾丝虫病提供了革命性疗法；而屠呦呦的发现为抗击疟疾提供了显著有效的治疗方案。”

    ⑤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主席朱琳·吉拉斯当天也表示，3位获奖者的医学成就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完全符合诺贝尔奖设立的初衷：“诺贝尔奖的宗旨是表彰那些为人类福祉作出了贡献的人，从这点上来讲，我想他们是很好的例子。这些医学新疗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有效预防了残疾的产生和传染病的扩散。同时，它们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了经济增长。所以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这3位科学家，我想诺贝尔本人也会赞同的。”

    ⑥据了解，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金共800万瑞典克朗（约合88万美元），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将获得一半奖金，另外两名科学家将共享另一半奖金。

贵州省博物馆

陈隽逸

①“菱石虽小，内蕴贵州文化千山千岛。”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东路，一座菱形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建筑外墙整体呈棕色，并点缀有彩色色块，显得庄重又活泼，这便是贵州省博物馆。

②贵州省博物馆始建于1953年，现藏有反映贵州历史文化的出土文物、化石标本、近现代文物、民族民俗文物、瓷器、书画、玉器等5.3万余件，尚在整理中的自然标本和古生物化石30多万件。

③2017年9月，贵州省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新馆建筑面积

4.7万余平方米，目前常设“历史贵州”“古生物王国”“民族贵州”3个基本陈列，还有数字体验馆、非遗剧场、4D影院、学术交流区等功能区，成为集展览、研究、教育、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聆听悠远历史故事

④“历史贵州”主要包括“探访观音洞”“夜郎寻踪”“建省之路”“文教兴延”“黔山红迹”5个部分，生动展现了贵州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

⑤1964年，黔西观音洞遗址的发现拉开了贵州旧石器时代考古序幕。观音洞遗址位于黔西县观音洞镇观音洞村，它是贵州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长江以南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⑥在“夜郎寻踪”单元，汉代铜车马吸引了参观者的目光，这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铜车马出土于贵州兴义万屯汉墓，整车由大约300个零部件组成，是迄今为止汉墓出土铜车马中最完整、最精致的一件，对了解汉代车制、冶炼工艺具有重要价值。铜车马呈马拖车状，马蹄微微向前，步态优雅，马嘴微张，作嘶鸣状。车为双曲辕车，车篷用青铜卷曲成覆瓦状，厚度仅0.1毫米，轻薄如纸。

⑦展柜里的两顶金凤冠引得观众啧啧赞叹。金凤冠由纯金打造，数百颗红、蓝、绿宝石镶嵌其中，花团锦簇，精美绝伦。

饱览海洋生物化石

⑧远古时期，贵州地区曾是海洋，后经地壳运动变为陆地。贵州古生物化石种类丰富，发现了以关岭生物群、兴义生物群和盘县生物群为代表的大量三叠纪海洋爬行动物化石。在“古生物王国”展厅，可以看到从埃迪卡拉纪到第四纪的古生物化石，时间跨度为距今6.35亿年到距今258万年。

⑨东方恐头龙化石是这个展厅最珍贵的展品。这种化石仅见于今贵州省六盘水市一带的盘县生物群中。胡氏贵州龙化石也是“古生物王国”展厅内的一个亮点。1957年，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胡承志在贵州兴义绿荫村农家墙壁的石头上偶然发现一种化石。经过走访，他了解到当地岩层里有不少这样的化石，便将几块化石带回北京，交由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鉴定。杨钟健将其命名为胡氏贵州龙，这是由中国学者发现并研究、命名的第一种海生爬行动物。

领略多彩民族文化

⑩走进“民族贵州”一楼展厅，仿佛进入一个少数民族村寨。吊脚楼上挂着成串的玉米和辣椒，门口立着一棵枫香树，不远处有一座风雨廊桥。吊脚楼是贵州地区的特色民居，楼底部用柱子架空，一来可以通风防潮，二来可以抬平房基，适宜山高坡陡、气候湿润的环境。

⑪二楼展厅着重展示民族服饰。苗族姑娘盛装、瑶族女夏装、侗族妇女偏髻、水族马尾绣背扇……缤纷多彩的服饰齐聚一堂，成为贵州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缩影。宋代鹭鸟纹彩色蜡染女套装是展厅里唯一一套考古出土的服装，1987年出土于贵州省安顺市桃花村。该套装上身为齐腰上衣，前襟和后背为整幅彩色蜡染片，袖口用丝线贴绣锁边。下身为百褶裙，采用蜡染间填色工艺绘鹭鸟纹两周。这套服装蜡染线条流畅纤细，技艺炉火纯青，为研究古代蜡染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⑫在黔东南清水江一带，每年农历五月廿四日至廿七日会举行龙船节。贵州省博物馆藏有一套100多年前制作的清代龙船，是清水江地区保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龙船。如今，龙船节成为清水江沿岸一项独具特色的体育赛事，饱含着当地人民祈求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8月5日，有删改）

    【材料一】

    我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 ASO-S) 发射一年多以来，已经观测到了100多例太阳白光耀斑。“夸父一号”卫星搭载的白光太阳望远镜的工作波段为360纳米±2纳米波段，这是人类首次在这个波段进行空间连续观测，观测时，白光太阳望远镜每两分钟对全日面进行一次成像，视场覆盖1.2个太阳半径。当有白光耀斑爆发时，白光太阳望远镜会自动进入太阳爆发观测模式，以1秒或2秒的时间分辨率对日面局部区域进行快速成像.观测同时发现，耀斑白光辐射出现的地点并不固定.下一步，“夸父一号”卫星团队将对爆发模式下的白光耀斑数据进行分析，对360纳米波段的白光耀斑进行探究.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4年5月9日)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近日确定，新一代载人飞船命名为“梦舟”，月面着陆器命名为“揽月”.新飞行器的名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文化特色.“梦舟”寓意载人月球探测承载中国人的航天梦，开启探索太空的新征程，也体现了与神舟、天舟飞船家族的体系传承；新一代载人飞船包括登月版和后续执行空间站任务的近地版两个型号，其中，登月版采用“梦舟Y”(飞船名称+“月”字音节的大写首字母).“揽月”取自毛泽东同志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彰显中国人探索宇宙、登陆月球的豪迈与自信 ， 此前，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已被命名为“长征十号”.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4年2月25日)

《“悬崖村”的华丽蜕变》

曾经，“悬崖村”因险峻的地势而闻名。它坐落在陡峭的悬崖之上，村民们进出村庄只能攀爬几乎垂直的藤梯。这里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孩子们上学要沿着危险的山路艰难前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然而，“悬崖村”的命运在近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高度重视“悬崖村”的困境，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为村民们修建了坚固的钢梯。钢梯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也为“悬崖村”带来了新的希望。

不仅如此，政府还积极推动“悬崖村”的旅游开发。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悬崖村”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村民们纷纷办起了农家乐，售卖特色农产品，收入不断增加。

同时，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对“悬崖村”的教育投入。新建的学校设施齐全，老师们扎根山村，为孩子们带来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孩子们再也不用为上学路途的艰险而担忧，他们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安心学习。

如今，“悬崖村”已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旅游胜地和教育基地。它的蜕变，是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

材料一：

①与西方博物学以自然物（即动、植、矿、生理）为对象不同，在中国博物传统中，从《博物志》到近代，“博物”概念的外延逐渐从无所不包具化为“天物”（自然物）与“器物”（人造物）。无论是儒家“多识之学”及“尔雅”系统的名物考据和知识传统，还是明代文人私人空间中的长物、清供实践和书写等，人造物都与自然物享有平等的地位，如金石等承载了一定历史信息的人造物，甚至具有更高地位。

②博物学对象差异的背后，是中西方不同的宇宙观与物观。西方博物学的根基是神学，而中国博物传统则以历史崇尚、经史之学、文人审美等为内在动力，具有更强的社会性。社会性极强的中国博物传统大致可分梳为两条脉络，一是以儒士为主体的知识传承和学术活动，二是以文人为主体的实践、审美和书写活动。这两条脉络在近现代都作为新文化或隐或现的重要资源被继承和转化。尽管在新文化和大众文化语境中，由于学科和趣味的转变，这两条脉络均成为潜流，并不占据中心位置，但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开放性。

③首先，就儒家脉络而言，以孔子“多识”之学为基础，衍生出了《尔雅》一脉的训诂之学和名物研究；同时，基于金石碑刻等文物发展出了金石之学。与西方博物学不同，中国博物传统多以文本而非实物为载体，指向知识的传承和学术研究，而非物质的占有与利用。到了清代，其中多个门类自然走上了专业学术的道路。更值得关注的是，儒家博物传统不仅局限于知识层面，更与革命实践息息相关。晚清民初，儒家博物文化的重要内核是国族历史记忆和情感的传承延续。章太炎、鲁迅等人都认为文物、乡邦文献等是民族情感绵延不绝的物质载体，其中有“国魂”存焉。

④其次，文人博物传统主要以收藏、赏鉴以及审美等活动为主，对象则往往是与读书人的知识及审美活动关系密切的“长物”“清供”“名物”等。文人博物传统是从宋代开始的，到晚明则蔚为大观。集中涌现出大批博物闲赏类著作。原本属于精英文化的文人博物，因与商业相纠葛而下移，但是，中国博物传统并未消失，而是回到了以审美趣味、收藏实践等为基础的边缘位置，成为一条未曾中断的文明潜流。

⑤儒家博物传统背后是学术和政治的紧密联系，这一点在晚清民初建构民族国家背景下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当时金石等文物作为中华文明和历史之“魂”受到爱国知识分子的重视，他们试图用这些承载了历史厚度和美学的古典美术资源唤醒国人的爱国爱乡之情，以及见贤思齐的奋进心。鲁迅曾经感慨，日本只是从中国美术图案中学习了一鳞一爪，便让西方人觉得代表了东方美学。因此，只有发掘、转化中国精英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审美资源，才能够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输出方面做出成绩。而文人博物传统更多是作为日常生活、学科基础等文化心理资源受到重视。晚清民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要求重新建构生活方式和规则，传统精英文化内部的博物文化，遂成为新文化人援引的资源。博物传统在实践层面联系着社会性的日常生活。他们在个体合理生活的维度上，对于闻香、喝茶、书房等中国传统文人趣味持赞同和倡导态度，将之视为能够取代“礼”并指导现代人生活的资源。

⑥诸现代思想人物对博物传统两条脉络的转化，今天看来依旧有很强的启发性。发掘中国博物传统，其本质是发掘中国精英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资源。如果说西方博物学试图接续的是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问题脉络，那么发掘中国博物传统则有些差别。后者不仅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资源，更重要的是以人类生活为中心重构人与整个物质世界的关系。

材料二：

①西方博物学家，其认知自然的动机在于发现自然，并且将自然物放到“存在之链”上的正确位置。如此，西方人对自然物的发现首先当然是越多越好。其次，对秘密的探索需要、对排列次序的要求，还使得他们非得将自然物仔细地研究一番。在西方博物的观念之下，发现、了解自然之后，就是利用和改造自然，让自然为自己服务，为扩张服务，最后是对自然的征服。因此我认为，这种建立在机械自然观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西方博物学是不合时宜的。

②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几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发形成的博物传统，中国也不例外。在流传至今的文献里，“博物”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中，再结合自《诗经》开始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儒家传统，晋代张华《博物志》开启的博物类著述传统，以及成果蔚为大观的本草学、天文学等等，可以看出，“博物”一词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博物传统有很强的独立性，呈现出一种与西方博物学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