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美学意象差异的形成

    探寻书法美学意象差异的形成原因，应该追溯到时代美学潮流。六朝书家多为门阀士族，以登临山水、留恋诗酒之余为书，耳闻丝竹管弦、郎侬唱和的靡靡艳歌，目睹山明水秀、鸟语花香的绮丽风光，再将所感受到的社会风貌和自然景物亦即客观事物的优美形象融入书法，自然要“以流美为能”；唐人自北朝以来历经战火兵燹之乱，整个社会长期存在的金戈铁马为美的尚武精神熏陶融铸了大批有名或无名的书法家的美学思想。他们与关陇健儿朝夕相处（或许书家本人就是其中一员），对后者那种质朴豪放的性格和威武强健的形象久已耳濡目染，加之习见深峻的山泽，广阔的原野，天苍苍，野茫茫，胡马嘶风，悲笳动月，旌旗耀日，佛象凌空；其阔大的气势、粗犷的线条、强劲的节奏、豪迈的风度、威严的姿态，经过形象思维的感受、提炼而融入书法艺术，自然会使传统的书法形象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而形成唐代书法家特有之雄峻坚实的风格。初唐时代审美兴趣重心的回归，更促使了唐代书法家自主意识的颖露和唐代书法美学模式的建立。当然，打破六朝权威的迷信，并不意味着对江南先进文明与文化遗产的全面排斥和简单否定。如张怀瓘对右军各体书法，还以推崇居多，仅就草书、章草二体提出异议，可见还是以继承为主。但这勇敢的不同意见，却如春雷惊蛰，向世人宣告着美学领域的复苏。“若所见与诸子雷同，则何烦有论？今制品格以代权衡，于物于情，不饶不损。惟以理伏，颇能面质，冀合规于玄匠，殊不顾于聋俗，夫聋俗无眼有耳，但闻是逸少，必暗然悬伏，何必须见？见与不见，一也。”这以其标新立异骇世惊俗的直言谠论令人顿开茅塞的美学鉴赏与批评标准，振奋着昔日不遗余力地推崇六朝模式今朝却非打破六朝框架不能求得自身之发展的唐人的精神，鼓励和引导着唐人向那似乎已由前人走得烂熟其实还是尚未可以知的领域去开拓和探索。

《西游记》，别样的经典

    明朝人所称的“四大奇书”，除了稍晚出现的《金瓶梅词话》，其余《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部，都是传统积累型小说，是作家在前代民间艺人和文人不断加工的基础上才写定的。这三部小说中，以《西游记》最不露集体创作的痕迹，小说作者以他自己的风格完全溶解了前人对唐僧取经故事所提供的艺术材料，使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烙上了独创的、属于他的个人风格的印记。

    神佛妖魔故事在我国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和丰富的艺术经验积累，也有外来的，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学的故事的濡染。除了神祇和鬼魂是古代原始宗教的产物以外，神仙和妖怪是秦汉以来方士、道士然后是艺术家——民间艺人和文人的虚构；佛、菩萨、魔则是由印度佛经传入，然后汇入中国超人间故事的体系的。这种本土的和外来的超人间幻象的汇合，自六朝的志怪小说以来已渐次达到密洽无间；与此相应的是宗教上道教和佛教在对立中的互相渗透，互相容受，使道教神和佛教神在群众中从观念到风习形成一个模糊的整体。《西游记》的艺术虚构正是建立在传统艺术经验和这种社会的宗教性观念、风习的基础之上的，但它又以作者融会了传统艺术经验所形成的艺术独创性批判了社会的宗教性观念，或更正确地说，和社会的宗教性观念开了玩笑，对它进行了嘲弄。

    在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中，神与魔是正与邪、是与非、顺与逆、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象征，前者应予肯定，后者应被否定。但《西游记》不与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认同，吴承恩对神与魔一视同仁，道教神玉皇大帝、道教祖师太上老君、西方佛祖释迦摩尼，都是被揶揄、调侃、捉弄的对象，至于天将神仙、菩萨金刚和诸路神祇就更不在话下。不少妖魔倒是可亲可爱，有人情味，是引人寄以同情的对象，猴精孙悟空便是最突出的一个。他的魅力在于他的妖气而不在于他的改邪归正，在于他的个性放纵而不在于受理性约束，读者则同情于他受紧箍咒时的窝囊气而欣喜于他的有时妖性复发。西方路上好多魔头和小妖的天真、狡狯和滑稽也引人喜爱；不少妖魔和神佛通声气，有渊源，是一家子。神与魔泯除了界限，受到作者的平等待遇，于是，宗教的价值观就被抛弃，被超越，宗教的虚伪性也在很大程度被揭露了：因为说到底，天堂地狱，神佛妖魔这些超人间的幻象全是随着艺术家的意旨转的，是艺术虚构的产物。《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神魔世界，同时也就宣告了宗教的创造和作家本人所创造的同样都是一种意识的虚构。

《西游记》不仅奠定了神魔小说这一小说品类的基础，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是中国小说中极为少见的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品。中国长篇小说的主题，通常集中在战争、爱情、政治、家庭等等社会性的关系上，很少有、或者简直没有像西方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那样一类以人和自然斗争为主题的作品。《西游记》却以丰富瑰奇的想象，描写了师徒四众在迢遥的西行途上和穷山恶水冒险斗争的历程，并以降妖伏魔赞美了取经人排除艰难的战斗精神，它是人战胜自然的凯歌。

（节选自《西游记〈前言〉》，有删节）

灵魂与肉体：奥林匹克精神的人文价值

    迄今为止，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具共享和影响的一项盛大活动。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奥林匹克运动会具有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能够唤起不同地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共同关注、一起感动、同心向往？答案林林总总，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奥林匹克的意义已然远远超出体育竞赛本身，它已成为而且日益凸显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同期待、一种精神分享。这种期待和分享随着我们这个世界从未停歇的动荡而变得愈发珍贵和强烈。

    古希腊人给人类文明和文化贡献了至少两个堪称伟大的发明：哲学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前者关乎人类心灵智慧，后者关乎人类身体健康，二者的合题便是古希腊文明和文化之核心精神的高度表达：让高尚的灵魂寓于健壮的体魄之中。这一伟大贡献让全人类获得了一种关于人类共同体而不仅仅是人类个体之“认识自我”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究竟是凭借何种力量不仅长存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命世界，而且还能成为这个大千世界卓越的“看护者”“改善者”和“第一责任人”?早在20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语)，诞生在中国、南亚(印度)、耶路撒冷和古希腊的先贤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各自不同却又仿佛遥相呼应的解答：人自（然）一体、天人合一、人类智慧、生命灵性、灵肉超越……人类既生存于自然之中，又超越其外。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它既体现了古希腊文明和文化对于人自身理解的卓越智慧，又代表了人类追求卓越人生和美德的共同理想和热情。在古希腊人的文化价值理解中，美德是人生的卓越成就的完美实现，因而，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种竞技游戏本身便不只关乎身体力量，更关乎文化理想。马拉松，不只是希腊的一个地名，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最长距离的长跑竞技项目的名称，它是对人类意志和毅力的最高检验。

    由此，人们在速度和耐力的背后感受到了意志、尊严、荣耀，所有人都不只看重速度的快慢，更看重坚持和冲刺，最后冲向终点的参与者与最先冲破终点的冠军一样受到尊重和赞扬。耐人寻味的是，今天的马拉松长跑运动似乎早已超出竞技范畴而变成一种人人可以参与的游戏，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小孩儿、健康者和伤残者、陌生人和熟人都可以自由融入长跑队伍，穿行于城市马路或乡村野径。人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一起跑向远方。竞技优胜不再是唯一目的，参与、分享、同乐成为更多参与者和旁观者的“游戏动机”。

    事实上，古希腊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作一种纯粹的体育竞赛活动。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奥林匹克竞技场内外就不单是体育运动员和体育项目的竞技，还有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智者”和智慧辩难。智者与雅典城邦里的年轻人的智慧辩难虽然一度不被官方认可，苏格拉底本人甚至还因言获罪，但智力游戏与体力游戏早已成为奥林匹克竞技场内外不绝的风景，其背后闪烁的依然是“让高尚的灵魂寓于健壮的体魄之中”的古希腊精神灵光，那无疑是人类早期创建自身文明、弘扬人性教化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之光。

鲁迅的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鲁迅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中国的一些旧的文化传统，一种民族劣根性，一种社会状态。局限于鲁迅与周边人际关系和具体事件的纠葛，是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题。而留在民族记忆里的鲁迅是中小学教科书中的鲁迅，是每逢某个重大政治节日便被装饰出来的鲁迅。毫无疑问，鲁迅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人们都认同鲁迅性格的本质是挑战强者而决绝地反抗，但是我们很少能细想为什么鲁迅能至死坚守这一性格？归根结底，就是鲁迅的人格所致，人的性格特征大多源自于人格特征。

    鲁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于我们来说，鲁迅精神在当代中国最大的价值，就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立场和人格境界的启示意义。夜深人静，我读到鲁迅的一些句子，总是惊出一身汗水来。这冷汗不只是为鲁迅的深刻而惊叹，也是面对鲁迅的深刻和挑战而自愧不如的结果。鲁迅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而鲁迅的痛苦也在于其思想的深刻。不忘鲁迅，让我们活得很累很沉重。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鲁迅的人，绝不能参与对于鲁迅本质精神的改造，因为曲解鲁迅就是背叛鲁迅。

鲁迅在世纪之初确立的现代人的思想人格境界，就是呼唤“真人”揭露“伪士”。在人性的道德上，鲁迅始终是“复古”的——复归于人间的原点。鲁迅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救赎的重任。鲁迅的真实让恶人的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他一生树敌过多，除了思想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差异之外，很大程度是由于性格所致。而这性格也就是人格——不说假话和揭穿虚伪。这造成了他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悲剧——自己不虚伪也不允许别人虚伪。

    鲁迅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意识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鲁迅一生都在“力抗时俗”“力抗强者”。而今日的民众，在思想意识和道德人格上则往往表现为两重性：思想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人格的滑落。由于历史的发展，一般民众逐渐疏离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了被“唤醒”后的思想状态。但是，正是这觉醒之后对现实产生的失望，使人们丧失了理想主义和共同伦理精神，退而求其个人物质生活的发展，结果带来了道德心的淡化，造成政治意识的弱化与道德人格的滑落。身处当下境遇，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来，但至少能做到真诚和善良。

    鲁迅的存在，为我们确立了一种人生境界和一面反省的镜子。鲁迅的存在，使我们不敢自我夸耀，不敢轻易自称为“战士”，也不敢轻易把某人称之为“伟人”。我们需一直努力坚守这样一个底线：可以平凡，但是不能平庸；可以不崇高，但是不可以堕落。然而，这个人生底线的坚守是痛苦的，也可能是孤独的。所以我说：“我爱鲁迅，鲁迅害我。”

（摘自《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有删改）

    ①2017年开春，《朗读者》甫一推出，立即引发了荧屏内外热切的关注，迅速成为叫好又叫座的现象级电视节目。人们从不同视角，对《朗读者》给予了近乎异口同声的赞美，这是中国电视荧屏多年未曾出现过的景观。

    ②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电视市场化产业化探索的不断深入，在内容生产尤其是娱乐类节目的生产领域，中国电视开启了引进国外电视节目模板的热潮。这种潮流，将中国电视自主原创节目的空间挤压至边缘角落，中国电视行业内进行自主原创的意愿日益弱化。不论是从节目运营还是从行业能力提升以至价值取向等方面来看，大规模引进国外节目模式已然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

    ③《朗读者》的出现与成功，打破了过去若干年对于引进国外模式的惯性思维与路径依赖，而以本土原创打造出了中国电视的独特品牌出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自主创新的成功道路。《朗读者》因此成为中国电视节目不依赖国外节目模板的引进，而凭借自主创新大获成功的典范案例。《朗读者》以此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电视节目走本土化自主原创道路令人期待的前景。

    ④从整体上来说，《朗读者》是一档以文学作品朗读为主导的电视文化类节目。但是《朗读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自己陷于单一的文学朗读，并没有将自己陷于“大雅”的文化之中，而是巧妙地将新闻性的访谈、纪实性的纪录和娱乐性的综艺与文化类节目融为一体，将多种电视节目类型有机融合，从而探索出中国电视类型节目创作生产的新路径。

    ⑤《朗读者》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经验与启示呢？

    ⑥从角色担当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应该自觉担当起主流文化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中国电视人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这种使命与责任，不仅是要很好地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使命，也不仅是要收获电视产业的良好效益，更要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电视文化。《朗读者》以独特的精英文化视角，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家国情怀融入节目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予以了很好的传达，充分地体现了主流文化的诉求。同时，又将普通百姓的情感和爱等大众文化的内涵与视角，融入其中，实现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有机结合与融合，创造了当代中国难能可责的多种文化有机结合的新经典。

    ⑦从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既应顺乎潮流，又不可盲目追逐潮流。作为电视技术与艺术本身的探索，无论是从全球视野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都会在某个阶段出现潮流性的景观。在中国电视这些年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进程中，娱乐节目不断造就着阶段性的景观。尽管满足了百姓的基本娱乐需求，但是过度娱乐化也容易导致低俗化乃至恶俗化的取向与问题。《朗读者》的成功恰恰给了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追逐单纯的收视率，不追逐引进洋模式的潮流，同样可以取得叫座又叫好的了不起的成就。

    ⑧从创新理念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的创新不呈现为一种线性状态——从开始径直走向结束，而是呈现为一种循环状态——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有新的内容与形式加入，推陈出新。近年来，电视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新兴媒体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很多关于“电视将死”的呼声甚嚣尘上。《朗读者》坚定不移地进行新的探索，将已经有的多种元素进行新的配置，从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全新模式，有力地回击了那些宣称电视节目终结、电视将死的声音，让中国的电视节目在困境中看到了柳暗花明的未来。

    ⑨《朗读者》作为2017年重要的现象级电视节目，以其独特的气质与特质，为中国电视类型节目的探索创新，提供了新的成功经验，体现了其走中国电视本土化道路的文化自觉，为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开辟出令人兴奋的新天地、新空间。

（摘编自《民族艺术研究》）

材料一：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是当务之急。受疫情影响，湖北很多优质农副产品面临销售困境，这将直接影响湖北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人民群众的就业生计。自4月1日起，央视新闻新媒体联合各大电商平台、生活服务平台和社交平台，联手淘宝、京东等数十个知名品牌，启动了“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大型公益活动，倡议广大网友通过购买湖北生鲜、农副产品，为湖北经济复苏贡献温暖力量。4月6日晚，由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和带货达人李佳琦组成的“小朱配琦”组合同框搭档火了一把。他们主持的“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直播，引起广大网友为湖北“拼单”的极大热情——这场公益直播共吸引1091万人观看，累计观看次数达1.22 亿人次，直播间点赞数达1.6亿人次，两个小时直播累计销售总价值4014万元的湖北商品！

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是一种新兴高效的网络经济形式。只要网络主播和网络平台规范有序，能够为消费者减少销售环节，节约时间成本，确保商品质量，降低购买成本，提高购物效率，提供完善服务，就应该大力支持。而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方式开展公益活动，更是使直播带货拥有了一颗关爱社会、随手公益的公益心，更应该大力支持。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带来更多温暖的力量》，央广网2020年4月8日）

材料二：

4月15日，湖北省30个县的县长在直播间“为湖北拼个单”；山东烟台海阳市副市长发起“博士市长助力农产品”，视频播放量突破200万；同时，一些公众人物“直播带货"的交易额不断刷新纪录。“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消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背景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除了营销技巧之外，“直播带货”的流行也有着深层次原因。直播经济蓄力已久，已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再加上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足不出户推动“宅经济”发展，线下客源稀少促进企业商家转向电子商务谋生存。从直播助农到直播售楼，从直播卖车到直播卖飞机，直播销售的边界不断扩大。直播经济的火热，可谓顺势而成。

“直播带货”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存在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假冒伪劣、售后维权难等问题。这启示直播电商，不讲诚信可能一时走得快，但绝对走不远。解决诚信问题、涵养行业生态才是制胜之道。此外，中国消费者协会前不久发布报告显示，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但仅有13.6%的消费者进行投诉。网络直播并非法律盲区，市场监管者需尽早完善制度，畅通维权渠道，更好地呵护直播经济的良好生态。

摘编自（《“直播带货”创新消费方式》，《人民日报》2020年04月22日）

材料三：

直播带货让网络平台找到了新赛道，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新舞台。互动性强、亲和力强和消费黏性强的直播带货，甚至成为一些行业启动复工的钥匙，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行业看到了新机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网络零售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加5.9%，这说明网络零售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升。直播带货正在吸引更多优质平台、企业、产品及公众人物参与，线上直播销售正步入常态化并形成新趋势。直播带货顺应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正在激活消费一池春水，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突破。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成为经济转型新突破》，《北京青年报》2020年04月26日）

（图片来源：前瞻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