刃

李新立

    突然想起“刃”，我被自己的这一闪念吓了一跳。

    金属的刃，是技术高超的匠人千锤百炼精心打造而成的，大凡削铁如泥的利刃，要有柔而坚的优良材质。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好刃似乎都沾了过多的血腥。因此，我尽量避开血腥和与血腥相关的词语，只说生活的日常。

    那年我十七岁，第一次进城。从东关车站出来，避开纷杂的喧闹，朝西缓缓而行。街道狭窄漫长，两侧的土台子上，摆满了高低不一的民房，这些房舍，檐子高挑，花格状的窗户裱糊了白纸，双扇大门钉了铜扣，笨拙得让人喜爱，而木质的材料上，全部涂了深红色的颜料，显得沉稳大气。想必它们一定是民国的建筑风格吧。临街的个别房子前，扬着商家的幌子，有酒有茶，有布有面，斗大的隶书是绣上去的，经年不会掉色。

    先是听见“叮当，叮当，叮当”的敲打声，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极具节奏。泥炉的火焰正好，一块铁在里面燃烧，支在一旁的砧台上，老师傅用钳子夹着一块已经打扁了的铁料，挥着小锤。小锤打下去，抬起，年轻的徒弟抡起大锤砸了下去。砧板上的铁，红星四溅，随后由红变黑，师傅又将它丢进泥炉。如此反复，一把刀有了形状。水槽里的水泛着浊红，带着高温的铁放了进去，雾气升腾而起，上面坐了神仙似的。刀口处一抹白，与众不同，名叫铁白，那是一把利器的刃。

    可惜的是，这个美妙的去处很快消失了，先是街道拓宽，土台子和那些建筑尽悉拆除，硬化了的人行道和楼房修筑而成时，民国遗风茫然无存，我也就不知道老手艺的去向。

    现在想起这个，是因为我所寓居的巷子里一声唱腔般的“启刀磨剪子喽”，突兀得让人措手不及，险些将行人撞翻。这也是个老手艺人，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在小巷子的出入口处摆了一条长凳，上面夹着他的家当。他没有坐在长条凳子上，而是坐在旁边的可折合的小马扎子上，当时就想到，他这是出于对一种老手艺的尊重吧。他用钢质铁器启磨菜刀时，肯定用力却捉拿得有些分寸，刀口卷起的铁屑，刨皮一般。然后在磨石上稍加抛光，菜刀的刃口就闪着宝贵的银白。

    无独有偶，不几日，又在巷口遇见了另一磨刀者。其实他是出售磨刀工具的，属于现代科技产品。叫卖声是从旁边的电喇叭里发出的，不是方言的唱，是普通话的讲。我看清楚了，任何刀具，置于规定的磨口，只需拉几下，刀口就可变得锋利，以他的现场演示，吹发可断，落纸可削。但不同的是，那个刃，有些粗糙，虽然发白，却不见银光划亮眼睛。

    我仍然要说有刃的生活器具。

    在老家农村，每一件有刃的家当都置放于指定的位置，比如，菜刀的刀背朝外或者朝下，出工的铁锨夹在腋下，锨头朝前，刃口向下，更不允许用有刃的家当直指他人。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耕作者，要经得起许多磨练，要让它们熟悉你的体温和气息，你要有接近和使用它们的足够本领。一次，我合刃具时，没有多少经验，加上用力过猛，刃具的偏锋划在手掌上，没有声响，没有疼痛，只见鲜血直流，因此而耽误了几天的劳作。

    假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连一把用以收割的刃具，也会有假货，即便是真货，也分三六九等。其中奥妙只有经年和土地打交道的人知道。我曾经跟着年长者去商店购买刃具，他拿过一沓，蹲在地上，抬起胳膊，逐一将手中的刃具摔到地面上去，将那种发出清脆声响的收到一边。而后，又在这些刃具中用手指试着刃口。这些，是生活累积的经验，口传无效。假货材质不好，那只能算是一片硬铁，没有可用的刃口，就连裁纸可能都有些费力，更别说用来收割作物。年长者对这样的东西当然不会鉴别不出来，并且十分不屑。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片“死铁”罢了。由此，我认定一张好的刃具，是鲜活的，有生命的，甚至是有灵性的。

    除了厨具和农具，几乎每个人都使用过有刃口的其它工具。小时，我用过的就有削铅笔的小刀，村小学门口不远处就是代销点，包容了许多日常所需的商品。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不是用现钱去购买的，是拿了可以当作钱花的鸡蛋，换一把铅笔刀和一支不带橡皮的铅笔。现在回想起来，剔除物质上的匮乏，竟然觉得有些古风的味道。

（有删改）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宇，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家认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宋词中，词人频频以水入词，传情达意，主要是因为水与词的特质相通。

    词“以清切婉丽为宗”，水的运用使得这一盛行于秦楼楚馆的文体洗尽铅华，增添了一分清婉、灵动和含蓄。“诗庄词媚”，词较于诗有更多儿女情长、爱恨相思的描写，文人词更侧重内心对恋情的执着与迷惘，借助水这一意象，既突出恋人的柔情和恋情的纯洁，又显得含蓄蕴藉、缠绵悱恻。

    婉约词主言情，尚含蓄，涓涓细流恰可将那些要眇之情、凄迷之境娓娓道出，并将其表现得欲露而不露。即使是豪放词，也宜表达得沉绵深挚。流水恰可进行一种缓冲，使之于豪壮中更显沉咽缠绵、刚柔并济。

    水具有流动性和传递性，视线随着流水放射出去，心中百感也随之生发、释放。范仲淹的《苏幕遮》由天到地，由黄叶到秋水，接天连地的一江秋水，在带动词人视线移动的同时，更将思乡之情、羁旅之倦吟唱出来。

    水的绵绵不断常常带动着忧思情感的传递，水又是没有约束性的，象征着情感的一发不可收。“离思迢迢远，一似长江水。去不断，来无际。”（欧阳修《千岁秋》）流水缠绵、源源不绝，激发人绵绵不断的情思，离人的目光、伊人的相思，都可以顺着流水延续千里。流动的水连接两地、贯通两心，分离的人可以以水传情，可以思接千里。

    古代交通不便，横亘于前的江河湖海是词人与恋人、友人的阻隔，也是与家乡、亲人的阻隔；同时，水也可以代指无法逾越的抽象意义上的阻碍或心灵隔阂，如故国、亡人、无法企及的爱情、对往昔的追忆等。

    山遥水远，音信难托，水的阻隔性令牵挂、思念无法传递，郁结于心，只有将这份怅惘诉诸流水，“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张先《碧牡丹》）。于是，常借助飞翔的大雁、水中的游鱼来逾越流水的阻碍，传递思念，“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晏殊《清平乐》）。

    水的流逝还极易引起词人的忧伤与感怀。淡烟流水，轻寒漠漠，心思纤密之人生无端闲愁；逝者如川，春秋代序，多愁善感之人感时伤怀，叹流年似水易逝，红颜如花易陨；滚滚江水，淘尽英雄豪杰，淘尽兴衰荣枯，豪放悲悯之人思接千古，叹世易时移，生故国之思。

    缪钺《论词》指出，词体的生发因其与自然之境界、人心之情感相应和，文章的体格、意象的选择都折射出作者的修养和品格。宋代士人经常通过描写开阔澄净的水面、晴朗空明的月色，来映衬自己的高洁人格、旷达胸襟和俊朗风神。在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正是一句“表里俱澄澈”，道出了士大夫的气节一一高洁傲岸、冰清玉洁。与此同时，当文人士子仕途偃蹇、报国无门时，静水流深也恰能抚慰他们失落受伤的心灵。

    有宋一朝，一方面士大夫过着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的风雅生活，另一方面，积贫积弱的国情、险恶多变的仕途以及文人柔弱敏感的情思，令他们有着无尽的慨叹，而水，恰以它的特点触发、传递和排遣着这些情思，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频频出现在词作中。宋词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湿润的一卷。

（摘自《思与格：宋词水意象的情感解读》）

船歌

蒙福森

    张德贵是抚河镇的把船老大，水性甚好，人称“浪里白条张顺”。他胆色一流，技术更是一流。在整个抚河镇的船工中，无人能及。他从13岁开始，就跟着他的老爹在抚河上行船，不到30岁就开始掌舵。几十年虽风雨坎坷，却一直都顺顺当当，从来没有失过手。 抚河镇因河而得名，站在抚河镇最高处的望江楼上远眺抚河，它就像一条银色的巨龙，流过抚河镇。

    抚河从西向东，一泻千里，波涛滚滚，直至苍梧。抚河发源于猫儿山山脉，水流一路平缓，江面宽阔。然而至抚河镇时，水道突然变得弯曲，怪石嶙峋，两岸悬崖峭壁，杂树丛生，飞鸟鸣叫，猿猴嬉戏。 过了抚河镇不远，就是一个险滩，叫乱石滩。乱石滩水情复杂，滩险浪急，江水轰鸣，漩流咆哮声似鬼哭狼号，斯时要攻上险滩谈何容易！非要请抚河镇的船工不可，否则，外地人不知水情，十有八九翻船，葬身此地。

    张德贵和他的伙伴们，接了工，在望江楼要了一坛白酒、几盘猪头肉，吃饱喝足，一抹嘴，一甩上衣，奔江边去了。张德贵把舵，指挥他的兄弟们，下船的、拉缆的，把船缆挂上肩头、把竹篙顶在肩上，扎紧脚步，开始过滩了。张德贵一声令下，大伙齐心协力把船向着滩面攻上去，这时，船工们的号子如轰雷般吼出来——

    “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那声音，悠扬动听，铿锵有力，在山崖间回荡着；那声音，充满了男人的阳刚之气，富有韵味……喊着一个号子，可过险滩几丈。 过了乱石滩，前面江面宽阔，一马平川，水流骤然变得平缓，老板递过钱给张德贵，道一声“辛苦啦！”，张德贵回一声“一路平安”，回去兄弟们分了钱，这档攻滩就算完美结束了。

    张德贵的老婆在镇上开了个裁缝店，两口子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空闲时，张德贵在望江楼和兄弟们喝喝茶，聊聊天，或者在家逗逗孩子，教孩子念几个字。过几年，他们就可以入学念书了。

    日子就像抚河里的水，昼夜不停地奔流着。转眼，就到了1943年。 这年春天，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破了抚河镇几百年来的宁静。一队队日本兵杀气腾腾地开进了抚河镇。

    抚河镇的望江楼成了鬼子的司令部。鬼子以抚河镇为据点，四处烧杀淫掠，抢劫了大量的粮食，然后装到船上，准备运往前线。

    鬼子占用了老百姓的帆船来运粮，可他们不敢过乱石滩。

    一天，在汉奸的带领下，鬼子来到张德贵家——他们要张德贵和他的兄弟们帮他们运粮过乱石滩。

    张德贵断然拒绝。

    鬼子军官嗖的一声拔出军刀，架在张德贵的脖子上。张德贵冷冷地坐着，面不改色。鬼子军官恼羞成怒，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眼珠一转，放下刀，带人走了。他们抓走了张德贵的老婆孩子，撂下话来：“哪天答应为皇军效力，哪天就放人！”

    张德贵像困兽般焦躁不已，想了很久，终于，他到望江楼，跟鬼子说：“愿意替皇军效力。”

    鬼子放了人。当天晚上，张德贵把老婆孩子交给他的徒弟赵小雷，让他连夜送他们去乡下避风头。第二天，晨曦初露，江水苍茫，张德贵和他的十几个兄弟，像每次过乱石滩一样，有序分工，把运粮船带过乱石滩。张德贵的几个徒弟像往常一样，要一起上船，张德贵不让，他一个人跟着鬼子上了船。这一次，张德贵没有能够把运粮船带过险滩，在最危险的地方，运粮船撞到了一块大石头，船沉没了。满满一大船大米和押运的十几名鬼子，连同张德贵一起，瞬间，就沉没在波涛汹涌的抚河中，再也不见踪影…… 船沉下去的那一刻，张德贵的兄弟们的号子声猛然如雷声般吼出来——“哎哟咦咦哎哟，哎哎哟，无呀无底深呀个潭，怎呀得呀上啰嗬！”

    两岸围观的老百姓不禁流下眼泪，那抚河上的船歌，铿锵有力，在山崖间久久地回荡着……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第6期，有删改）

怀念一颗种子

刘兆林

    我怀念的这颗种子，是一个人，一个我年届六十才偶遇过一面的人。他姓费，我叫他老费。和老费匆匆一聚后的第三年，这颗种子，便落入了泥土。

    这个已归于故乡泥土的种子老费，享年76岁，大我一旬多，是与我没一点亲缘关系，之前也没有一点儿交往的农民。令我特别怀念的，正是他曾作为文学种子之一颗，无意间落入了我少年时的心田。而今，他仍是一颗文学种子，长埋于我们共同生长过的故乡，永远为那片巴掌大的土地延续文脉。

    在我青年时代，有另一颗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这就是与我故乡紧紧相挨的呼兰河的女儿，萧红。萧红虽在我出生时就早已英年而逝，但她的名著《呼兰河传》，却成为不朽的种子，落在了我心里。萧红这颗文学种子，是在老费之后落入的，虽然她对我产生的影响比老费大，但老费在先。老费的先入之功，是萧红不能替代的。

    不管孰大孰小，孰先孰后，反正他们都是种子，人若都能成为一颗种子，在后人心田开花生果，那就不枉来人世一回了。尤其是老费，这颗土生土长的文学种子，不仅在我心里，还在不少乡亲心里发芽以至成活结果，的确让人怀念。

    我在故乡巴彦县西集中学读书时，知道了我们西集兴旺村有个会写诗的农民叫费忠元。在一个初中生眼里，本镇有个能在《巴彦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北方文学》发表诗歌的人，那就是大名人了。我们这些孩子深受感染，很重视语文课。后来到县城读高中时，又知道老费还和当时西集另一个名字不能见诸报刊的人是朋友，我就更加觉得他了不起了。那个人叫李兆鸣，也是诗人，在大学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分子且坐过牢。一个严冬，我在伯父家的果点铺里馋糖吃，店里忽然进来个卖糖葫芦的罗圈腿男人，那男人个子也矬，一条抿裆破棉裤配一件前襟油亮的破棉袄，一副日子最不济的农民形象，他是到伯父的小铺子来蹭暖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李兆鸣。据说老费那时已是村党支部书记，“李右派”写的诗，只能以老费的名字发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及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我更加佩服老费，他能与一个右派分子结为诗友，而且以己之名为其发表作品，并给予多方保护，足见其心地的善良。

    我见到老费，却是离开故乡40多年后的事了。那是我回故乡为“巴彦文学之星”颁奖，得以在同一酒桌上有过仓促碰杯的匆匆一见。这位饱经沧桑的农民诗人已74岁，体弱多病，但激情仍沾酒便燃。他听说他曾影响过我，是我心中的一颗文学种子时，一口喝干了满杯家乡自产的白酒，布满皱纹的脸上闪出大片橘红的光泽。

    我说的一点都不是客套话，我眼前浮现着当年老费往报社投稿的情形。从我和老费所在的西集到县城，有30多里。如果往市里省里或县里投稿，经镇上的邮箱投，要比经县上的邮箱投慢好几天。有年暑假开学，我和高我一年级的一个同学徒步返校。到了县城，同学没先到学校，而是去邮局将一个没贴邮票却剪掉一角的信封投进邮箱。同学说，老费告诉他，往报社投稿就得这样。又说，老费正给市报投诗稿呢。不久我真在《哈尔滨日报》副刊读到了老费的诗，是歌唱我们家乡那条少陵河的诗。那一刻，我无比激动地想，老费把家乡的河唱到老远的地方去啦！老费就是在那一刻作为文学种子落入我心田的。此后好几年我才知道，少陵河西边，与我家乡紧紧相挨的呼兰，出过一个写过《呼兰河传》的女作家，叫萧红，她的作品曾受鲁迅先生的赞美，比老费还了不起。所以可以这么说，是老费这颗文学种子，让我心中落入了萧红这颗更饱满的文学种子。

    直到从学校参军离家远行，我并没见过老费。40年后偶然见到老费时，我不仅已无数次往报刊投过稿，还能回故乡为一大群优秀的投稿者颁奖了，这怎能不让我感激老费？所以我也一口干了满杯家乡白酒。

    如今，老费已在家乡的黑土下闭上了眼睛，但他敬我酒时带有哮鸣音的深重喘息声，却在我耳边愈加清晰，像在告诫我，也该成为一颗种子，叶落归根时，落入故乡的泥土。

    安息吧，我心田的一颗种子，老费，愿你年年在瑞雪覆盖的冻土下安眠，年年在长风抚摸的暖泥下苏醒，年年在生机勃勃的热土上开花，年年在五谷飘香的巴彦苏苏（巴彦古时称巴彦苏苏，满语意为富庶的原野）继续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