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胸针

乔 叶

    那是一枚菱形的胸针，银色的表面上贴着一些人工制造的亮晶晶的小颗粒。

    它是在邻居女孩英子的衣服上出现的。被斜别在英子的外套上。以现在的审美观来判断，英子真是有点儿东施效颦。然而当时，在仅仅七岁的我眼里，她却俨然若西子捧心。

    真是美呀。我一遍又一遍暗自惊叹。玲珑剔透的小“珠宝”衬着玫瑰红的衣色，犹如黎明的露珠流淌在纯净的花瓣中，让我的眼睛深深的痴迷和沉醉了。

    “让我戴一会儿吧。”我真想对英子说，但是我始终没有开口，我自卑而倔强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那样开口。可是，胸针的光彩和魅力又决定着我的羡慕和渴望。

    这枚小小的胸针，从此便成了唯一能够照亮我笑容的太阳。不过，我也清晰地感觉到，我的笑容之后有一重隐隐的阴影。尽管那阴影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并不知道。

    一天晚上，妈妈让我去英子家借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英子家的大门半开着，却没人在家。就在我转身要走的一刹那，我突然看见英子的外套就挂在院子里的晾衣绳上！

    鬼使神差。我一步步地走到外套前，迅速找到了那枚胸针，然后从容不迫的把它取下，揣在自己的口袋里。真的，我一点儿也没有惊慌。我沉稳地，若无其事的走出了英子家，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轻车熟路老练至极的小偷是我吗？

    是我吗？我没有深问下去，也不敢深问下去。那一刻，我只认识这枚胸针。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回到家里，所有紧绷的神经方才在内部真正地松弛下来。我飞快的吞完晚饭，早早地钻进了被窝。借着昏黄的灯光，我小心翼翼的把胸针戴在了内衣上，想细细的欣赏一下。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地看一眼，就听见有脚步声推开了卧室的门，并且越来越近，终于在我床前停顿下来。

    我双眸闭合。“你不舒服吗？”是妈妈。“没有啊。”我假装惺忪地睁开眼。 “我总觉得你好象不太对劲。” “没有啊。”我的手压住胸针，仿佛它会萌生出翅膀，展现到妈妈的眼帘中。妈妈的手探到了我的额头上。 “你干什么呀，妈。”我口气微烦，神情灿烂，“我真的很好。”

    妈妈疑惑着，终于走了。聆听着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我终于明白自己做的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不错，这枚胸针现在已经属于我了，但是，它也就此被改变了以往幸福的命运。因为，只要它植根在我黯淡的手掌中，它就丧失了在众目睽睽之中绚丽的权利。从此，只要它陪着我，它就只能呆在黑漆漆的被窝里，或者，呆在最里层的内衣上，再或者，呆在只有我一个人的阳光下。

    它已经失去一枚胸针的意义，变成了一块压在我心头的巨石。对我来说，与其说它是一件美丽的首饰，不如说它更象是一种煎熬的刑具。

    我虐待了这枚胸针，也作践了我自己。我用精神的折磨和良知的痛苦来获取对这枚胸针的占有，实在是用金丸打雀。——何止是得不偿失？

    鬼使神差。我又一次想起了这个词。其实，也许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鬼，如果说有鬼，那鬼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意味着人自己的私欲。同样，世界上也许从来就没有神。如果说有神，那神在很大程度上讲也只能是人在私欲上对自己的清剿和拯救。

    我已经做了自己的鬼，为什么不可以做自己的神？

    第二天一早，我悄悄地把胸针塞进了英子家的大门缝里。之后，又支起耳朵敏感了好几天，直到确信无人揪住我的这个“小尾巴”，才慢慢地恢复了常态。

    也许是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太深了。从那以后，我对首饰的感觉一直很淡远。因为我明白：一件首饰无论多么珍稀，多么昂贵，它永远都只是一件首饰。它永远都不应当也没有资格占据一个人的主流——心田的宁静和灵魂的平安。

文化需要相互凝视

    ①当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赢得万千瞩目的时候，一个文化中国的形象似乎仍不清晰，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偏见和不平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位美国汉学家翻译了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找到美国一家出版社。出版社认为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恐怕不卖钱，建议将书名改为《上海小姐》，可以考虑出版。这显然是一种不平等！要是换一个同样优秀的英语作家，出版社就不会轻易要求把他作把品的名字改掉。

    ②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如何做到相互平等地凝视与对话，并且保持自己的尊严，是我们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

    ③一味的迎合偏见，只能扩大偏见，我们应当鲜明地说出我们的观点。在一次中美文学论坛上，一位知名的美国教授在演讲中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语气不无轻慢。在现场提问环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坦诚陈述了她的批评和看法，那位教授也由此意识到自己的轻率和偏颇。这种争论之后的和解，让双方都有收获。那天论坛结束时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最后是一位美国汉学家主动走到大厅弹奏钢琴，让琴声作为这次交流的结束。

    ④中国文化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处于弱势，原因很多。首先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比对方对我们的了解要多得多。还有历史原因，一边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一边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迅速勃兴形成的优越感。也有技术原因，汉语太美太难掌握，世界上精通现代汉语的学者相对还太少，这造成了交流的障碍。另外由于文化的差异，有些西方学者也容易从某种印象出发作出主观的判断。这样的现实，并非一日形成。

    ⑤文化相互凝视可以使双方找到并感受人类共通的良知、道德和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取向之间常会有一些误解，但绝大多数不是恶意。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充满惊异和好奇，但普通外国民众对中国、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真正的活力知之甚少。中国应该向世界打开自己，特别是最能触动人心灵的文学、文化的交往，这种沟通不是为了让人们变得相同，儿时为了理性平等地认识、欣赏并尊重彼此的不同。

    ⑥在文化的相互凝视中，中国人应有自己健康的文化自信。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变革时代，中国作家应该潜心地而不是花哨地，诚实地而不是用讨某一个“他者”喜欢的心态去创作。老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好酒不是兑出来而是酿出来的，能否酿出好酒最终要看我们能不能更踏实地潜入到这个时代的深部。只有酿出好酒，才能“走出去”。2006年中国作协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文学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

    ⑦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是即兴的展示，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奢望一两次论坛和书展就能够万事大吉。它需要我们更自觉，更有耐心和耐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化需要相互凝视，相互对话。在促进国际文化平等交流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选自《语文报》，2010.7﹣8，有删改）

向日葵

尤今

    到伦敦度假，住在女儿的公寓里。

    那天，约好在她下班后共进晚餐，做事有条不紊的女儿体恤地说道：“餐馆坐落于九曲十八弯的窄巷里，不太好找，你们就在餐馆附近的小公园等我吧！”

    我穿了一袭宽松的棉质衣裙，没带外套，和老公提早十分钟来到游人稀少的小公园。天很冷，刺骨的寒风夺命似的想把人的脸皮整层刮掉，我冷得几乎连血液都凝结了。到了7点整，一向准时的女儿仍不见踪影，我们的手机偏又留在公寓里忘了带，无法联系。

    寒风肆无忌惮，我冻成了冰湖底下一尾郁悒的鱼。看着时间滴滴答答地流走，怒气像蚂蟥一样往我心里钻。到了七点半，我的脸，已幽幽地长出了一层青苔。

    “天这么冷，她竟不为我们着想！”我口出怨言，“简直就是个工作狂呀！”

    “唉，”老公叹气，“伦敦的工作压力真是太大了！”

    7点40分，女儿才气喘吁吁地赶到，连声道歉：“爸爸，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工作堆积如山，做不完呀！”我和老公对看一眼，果然不出所料！

    我被冻得有如一片在树梢瑟缩颤抖的枯叶，我的声音，比雪更冷：“工作做不完，不是还有明天吗？你过去守时的好习惯，去了哪里？”说着，我径自往前走，不再看她一眼。

    到了餐馆，女儿轻车熟路地点了各种美食。刺身、鳗鱼饭、酱渍豆腐、天妇罗……可口的美食一道接一道地上，然而，我觉得心里冒出了很多冻疮，灼灼地痛，半点胃口也没有。

    女儿欢欢喜喜地说着办公室的一些趣事，我没有搭腔，只一筷一筷闷闷地吃，一心只想快点回家盖上厚厚的裤子蒙头大睡。

    第二天，日上三竿我才醒来。薄薄扁扁的阳光从空隙硬生生地挤了进来，看看钟，哟9点多了！奇怪的是，客厅里竟传来了女儿和她爸爸说话的声音。我翻身起床，走进客厅，还没开口，女儿便说了：“妈妈，我今天请假。”我讶异地问：“咦，你的工作不是堆积如山吗？”她笑嘻嘻地说：“工作做不完，不是还有明天吗？”

    桌上放着一大束精神抖擞的向日葵，黄艳艳，活鲜鲜的，大捧大捧的热情源源不绝地释放。向日葵旁边，有个奶油蛋糕，还有一张卡片。

    卡片里，装着女儿圆润的字体：“亲爱的妈妈，记得吗？那一年，您到土耳其旅行，看到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回来向我展示照片，满脸陶醉地说，那种美啊，简直惊心动魄呢！您每回看到玫瑰花、荷花和桂花，都露出馋馋的目光，想吃它们；唯独向日葵，您打心坎里爱着它宠着它。妈妈，我和哥哥们，其实都是您的向日葵；而您，就是我们的太阳。”

    读毕，抬起头来时，女儿絮絮地说道：“妈妈，昨天下班后，我赶去办公室附近那家花店，不巧它因事休业；我匆匆坐计程车赶去另一家，又碰上塞车，我真的急坏了呀！终于买到了您最喜欢的向日葵，还得赶回家把它藏好。这样一来一往的，才会迟到的呀！”

    说着，她又笑眯眯地自问自答：“您猜我把花藏在哪儿？贮藏室！可是，我又担心它难以透气，半夜还起来浇水呢！”

    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可是，在这一刻，我的眼眶里，都是泪。

一顿午餐

    我收到了婶婶的信：亲爱的孩子，我将于下周四抵达你那里，如果到时你能邀请我共进午餐，我将不胜感激。你的婶婶：诺拉。自从我母亲得病以来，婶婶诺拉一直照料我的生活。

    当时我在大学里每月只靠父亲给的5英镑维持生活，接到婶婶的来信时，我只剩下20先令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拒绝她的要求！

    我知道一个比较好的餐馆，那里一顿午餐每位只需3个先令，那样的话，我还可以有14先令维持到月末。

    当我带她到那家小餐馆门前时，她指着街对面的“亲属大厦”说：“我们为什么不去那儿？那儿也许更好一些。”

    “噢，的确很好——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说。我不能说：“亲爱的婶婶，我实在没有足够的钱请你去‘亲属大厦’用餐，那儿的价格远远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

    侍者递上一份菜单。“噢，”婶婶说，“我们可以要一盘这个。”这是一道法式鸡块，是菜单上最贵的一道菜——7先令。我为自己点了一道1先令的小菜，因为我希望能留下点儿钱维持生活。现在大约用去了8先令，不！——应当是9先令，因为我还要将付给侍者1先令的小费。

    “这位女士还需要点儿什么吗？”侍者说，“我们有上好的鱼子酱。”“鱼子酱！”诺拉婶婶忍不住喊道，“太妙了，我能要一碟鱼子酱吗？”我不能对她说：“不，你不能，因为那会让我只剩下5先令维持到这个月末。”我没出声，所以她要了一大碟鱼子酱——外加一杯葡萄酒。现在我只剩下5先令了。4先令可以买到足够的面包和干酪，熬这个礼拜。但是她吃完了鸡块，又看见侍者手里拿着几块奶油蛋糕。

    “噢！”她说，“这些蛋糕看上去可爱极了，我只要1小块！”于是，我只剩下3个先令了，然而侍者又报上了一些水果——她肯定还会要一些。最后，经过如此丰盛的午餐，我们是一定得要两杯咖啡的，那么我将一无所有，甚至连付给侍者的小费也没有了！

    侍者递上清单：20先令。我把仅有的20先令放在盘子里没有小费付给侍者。诺拉婶婶看看盘子里的钱，又看看我。“这是你所有的钱吧？”她问。“是的，婶婶。”

    “你将你所有的生活费都花在了这顿午餐上是吗？你太善良了——但这实在很愚蠢。”

    “不，婶婶。”

    “那么，这么多的语言中哪个单词最难讲？”“我不知道，婶婶。”

“‘不’。当你长成一个大人，有时候你不得不对别人说‘不’，甚至对一个女士。我早看出你没有足够的钱来应付这顿午餐，但是我还是想给你上这生动的一课——所以我点了最贵的一道菜，并且偷偷地看了你的眼色——可怜的孩子！”她付了账，并且将5英镑作为礼物送给了我。

    “噢，上帝！”她说，“这顿午餐几乎饱煞了你可怜的婶婶！我平时的午餐仅仅是一小杯牛奶而已。”

上辈的读书人，大凡从乡野走出去的，都有一点泥土的气味。像张中行、季美林等大师，在讲着那么深的学问的时候，还能从他们那里隐约地领略到蟋蟀的吟唱和野草的幽香。现在你就是听易中天、于丹、钱文忠讲乡野的故事，多少也能听出城里的水泥丛林和堵车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