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请回答：

材料一：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部族一华夏民族一汉民族一中华民族”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国家形态结构也由黄帝——尧舜禹时代的单一制“部族国家”，发展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华夏民族国家”，再发展为秦汉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但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于形成之中。

——王震中《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

材料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不同于西方国家是由于国家自身原因而发生的，它更多的是迫于外部挑战刺激下的一种被动回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萌芽于晚清，甲午战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逐渐觉醒了“我”族意识，他们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和民族的独立作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知识政治精英的启蒙以及国内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抗日战争的爆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高度觉醒，并且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斗中，“民族国家”之观念被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与接受。 

——摘编自谢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

材料三：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52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尔后，建立了省级自治区5个，地区级自治州30个，县级自治县122个。 

——摘编自杨秀珍《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材料一：秦之克并六国，其原因盖有数端。地势形便，攻人易而人之攻之也难，一也。春秋大国，时曰晋、楚、齐、秦，其后起者则吴、越。吴越文明程度大低，未足蹈涉中原，抗衡上国。四国风气，秦、晋本较齐、楚为强，兵亦然，二也。……惟秦地广而腴，且有山林之利。开辟较晚，侈靡之风未甚。观李斯谏逐客，历数侈靡之事，秦无一焉可知。其上又有重农之政。齐民生计之舒，盖莫秦若矣，三也。此皆秦之凭籍，优于六国者也。以人事论，则能用法家之说，实为其一大端。

——吕思勉《先秦史》

材料二：至唐朝，科举制渐趋规范化，不过，尚有欠缺。当时虽原则上规定平民阶层皆可应试，但仍讲究门第，名门望族子弟仍居优先地位。……士人考取进士后并不立即授以官职，还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者才可正式入仕；而且从官员总数看，非科举入仕者仍占很高比例，科举取士并未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上述状况直至宋代方有明显改观。

——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三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材料一

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通过政治联姻维护统治利益、达到为其所用目的所采取的和平交往策略。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唐代和亲政策效仿吸收了西汉、隋朝的经验，将和亲政策作为处理民族关系、安国定边的主要政策。从唐王朝周边形势来看，少数民族政权第次崛起，给唐造成严峻的统治危机。尤其是吐蕃、突骑施、东突厥、契丹等频繁入侵边境，使唐朝四面受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 因此，唐统治者的民族观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包容性、开放性特征。 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朝将和亲政策广泛运用于民族关系建构中，有力推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材料二

在新中国初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工农教育政策，对广大的农民进行普及教育，开展扫盲运动。各级学校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同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经过培训，他们对政策的认识更深刻，决策的方式和方法更具灵活性。广西少数民族区域的基础教育，为当地的社会建设培育出了大量具有基础文化的建设者。为适应国家的爱国卫生运动，广西还在农民学校、冬训学校和民校等开设了有关医药保健的课程，在国家的大力宣传下，民众渐渐摆脱了迷信，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通过民族教育，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民逐步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引领下，民族地区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摘编自李梦烁《20世纪50年代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在广西的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