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 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 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 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 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 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在抗战中迸发出来的是对新型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还要用新型的国家系统、理念和技术将其成员的热情、忠诚激发出来、组织起来，去为中华民族这  一超越地域、等级、党派、性别的群体利益而奋斗，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包括“保种”、“独立”、 领土统一和完整还包括保持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寄望新型国家在新背景恢复国人曾有的民族  地位和国家尊严。

——徐慧清《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材料三：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对中国边境的基层社会发展提 出了“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等六项工程的整体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 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要求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 在边疆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摘编自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一：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请回答：

材料一 秦、汉时期，我国封建制确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 疆域辽阔，边疆民族众多，汉族和边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其边疆管理机构开始形成为中央和地方双重体制，组织上日益严密，正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摘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元朝把藏族地区统一在中央管辖下，忽必烈加封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总领宣政院事，“管领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同时制定“吐蕃刑律”，对西藏行使有效管辖。所有这些，即所谓“郡县吐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明清继续在西藏行使主权，清在确认明治藏旧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的全面发展，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摘编自李清和《中国古代民族》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取得重大成就。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取得重要进展，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民族区域自治执行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中央领导与决策机制加强、 自治机关能力提升、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等协调配合，彰显了制度优势； 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受到重视，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构监督、社会监督等相互补充，共同发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促进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巩固。

——摘自雷振扬、王明龙《改革开放 40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材料一

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通过政治联姻维护统治利益、达到为其所用目的所采取的和平交往策略。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唐代和亲政策效仿吸收了西汉、隋朝的经验，将和亲政策作为处理民族关系、安国定边的主要政策。从唐王朝周边形势来看，少数民族政权第次崛起，给唐造成严峻的统治危机。尤其是吐蕃、突骑施、东突厥、契丹等频繁入侵边境，使唐朝四面受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 因此，唐统治者的民族观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包容性、开放性特征。 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朝将和亲政策广泛运用于民族关系建构中，有力推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材料二

在新中国初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工农教育政策，对广大的农民进行普及教育，开展扫盲运动。各级学校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同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经过培训，他们对政策的认识更深刻，决策的方式和方法更具灵活性。广西少数民族区域的基础教育，为当地的社会建设培育出了大量具有基础文化的建设者。为适应国家的爱国卫生运动，广西还在农民学校、冬训学校和民校等开设了有关医药保健的课程，在国家的大力宣传下，民众渐渐摆脱了迷信，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通过民族教育，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民逐步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引领下，民族地区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摘编自李梦烁《20世纪50年代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在广西的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