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

西周时期，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了其他部落集团的成分，从而形成了以中原为中 心的华夏民族的雏形。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为“诸夏”。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 形成了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夷 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与中原的华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 随着秦、晋、燕等诸侯国的发展，成为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与融 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二：

在抗战中迸发出来的是对新型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还要用新型的国家系统、理念和技术将其成员的热情、忠诚激发出来、组织起来，去为中华民族这  一超越地域、等级、党派、性别的群体利益而奋斗，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包括“保种”、“独立”、 领土统一和完整还包括保持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寄望新型国家在新背景恢复国人曾有的民族  地位和国家尊严。

——徐慧清《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材料三：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对中国边境的基层社会发展提 出了“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等六项工程的整体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 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要求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 在边疆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摘编自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一

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通过政治联姻维护统治利益、达到为其所用目的所采取的和平交往策略。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唐代和亲政策效仿吸收了西汉、隋朝的经验，将和亲政策作为处理民族关系、安国定边的主要政策。从唐王朝周边形势来看，少数民族政权第次崛起，给唐造成严峻的统治危机。尤其是吐蕃、突骑施、东突厥、契丹等频繁入侵边境，使唐朝四面受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 因此，唐统治者的民族观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包容性、开放性特征。 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朝将和亲政策广泛运用于民族关系建构中，有力推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材料二

在新中国初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工农教育政策，对广大的农民进行普及教育，开展扫盲运动。各级学校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同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经过培训，他们对政策的认识更深刻，决策的方式和方法更具灵活性。广西少数民族区域的基础教育，为当地的社会建设培育出了大量具有基础文化的建设者。为适应国家的爱国卫生运动，广西还在农民学校、冬训学校和民校等开设了有关医药保健的课程，在国家的大力宣传下，民众渐渐摆脱了迷信，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通过民族教育，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民逐步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引领下，民族地区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摘编自李梦烁《20世纪50年代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在广西的实践研究》

材料一   古代儒家论述的“天下”，其实往往关键在“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随着核心区域逐渐扩大，一些原本的四夷渐渐融入中国，而渐渐膨胀的中国拥有了更遥远的四夷，人们口中的“天下”，有时候指的是“中国”，有时候则包括了“中国”和“四夷”。汉代之后特别是到了隋唐，“天下”越来越兼带“中国”与“四夷”。此后，在“天下”观念里始终有“内”“外”的区别，有“华”“夷”的不同，也有“尊”“卑”的差异。

——据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对殖民侵略的反抗过程，也是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正是同仇敌忾的反抗侵略斗争，成就了中华民族；对满族王权的反抗过程，同时也是“新民”的建构过程，将大清皇帝的子民改造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因此；正如“民族国家”这个合成词所表达的那样，“民”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政治属性，她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国家，而是人民之国家；“族”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文化属性，她是中华民族之国家。

——据翟志勇《中华民族与中国认同——论宪法爱国主义》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