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18世纪末以来，英国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日趋重要。185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下，《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发表，对文官的选拔、晋升等提出改革建议。根据此报告，英国于1855年和1870年颁布两大法令，确定了近代文官制度。文官不得参加政治活动，不得兼任议员或政务官员，不得参加政党和营利性经济活动。

——摘编自张延华《廉洁与效率：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

材料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部分清廷重员和封疆大吏将停废科举视为改革科举的主要目标。1903年，吏部尚书张百熙奏请递减科举，获朝廷允准。然而，清廷渐废计划尚未实施，国内外时势急剧变化。面对反清浪潮，清廷内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立宪急需新式政治人才。1905年，清廷同意袁世凯等人“立停科举，广以学校”的奏请。上谕：着即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编自李世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四：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教育改革逐步深入。1951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高等院系调整工作，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各类高校的调整工作全部完成。经过院系调整，全国共有高校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及其他类型院校。这次调整也有不恰当之处，如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不适当地取消了一些学科，有的专业设置过细，对人才的成长与合理使用不利。

——据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等

材料：李鸿章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局势形容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88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指出：“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竞，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吕思勉先生认为：“自西力东侵，中国人遭遇旷古未有的变局……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70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摘编自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中“未有的变局”，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

1902～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发表十万字的《新民说》开启了以“新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历史先声。他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人民只有为自己伸张权利，才能推动国家发展，使国家强大。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国民素质的影响，设想由大官带头，普及世界各国历史以及政学、公法、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使道德教化礼仪化，使民智在“下效”过程中随之开化。认为“性别、年龄、阶级出身皆不能成为限制国民享有权利的条件”，“欲强国，必由女学”。主张广人才、兴学会，发扬个人对民族、国家责任及义务的“公德”，铸“私德”于资产阶级注重个人修养的“公德”之中，以中国传统旧道德的优秀成果充益资产阶级的新道德。鼓励国民要饱含热诚，要敢于张扬胆力。借西学之风，扬中国之气，创造出新，树立民族自信。

——摘编自陈骊《梁启超“新民”观考释》

材料19世纪90年代末，康有为对于以农立国论调批评道；“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 因此力主将中国“定为工国”。他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进而提出：“今天下之言变者， 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变事而已，非变法也。”“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梁启超提出“以工立国”。他还斥保护关税政策是“病国之道”，认为自由贸易乃”天地自然之理”。严复出于经济自由的需要，认为政治民主权利乃其保证与前提。

张謇宣称：“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他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人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工固农、商之枢纽”，“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

对于“依靠国内自筹资金而不必借外债”、“借外债足以引起瓜分”、“让外商赚钱中国吃亏论”、“借外资有回扣损失”等论调，孙中山一一予以了批驳。他还指出，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因此走出闭关自守的藩篱，以溶入世界性经济之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

——摘编自苏全有《论晚清海洋经济思想的嬗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就材料整体或部分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史实充分，逻辑清晰，表述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