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3年底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立即着手经济法制建设。他深知，想要快速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法制建设，仅靠自己和农商部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上获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下取得广大工商界的参与和拥护。对于国务院，张謇尽量利用机会宣示和解释自己制定经济法规的设想和方案，以争取获得支持和同情。对于作为法律审核机构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张謇设法沟通，除了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已表示希望两院给予支持外，还在某些重要法规交付审议时，希望参政院和法制局视情况而简化审核程序，尽速审议通过。对于工商界，张謇尽量兼顾工商业习惯，吸收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如不能吸收则给予解释说服。

张謇在制定经济法规时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如《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就是根据清末资政院在全国各商会讨论和广泛的调查基础上拟订的。《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经农商部邀请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后币制定。其他经济法规的制定，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材料一：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部族一华夏民族一汉民族一中华民族”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国家形态结构也由黄帝——尧舜禹时代的单一制“部族国家”，发展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华夏民族国家”，再发展为秦汉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但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于形成之中。

——王震中《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

材料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不同于西方国家是由于国家自身原因而发生的，它更多的是迫于外部挑战刺激下的一种被动回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萌芽于晚清，甲午战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逐渐觉醒了“我”族意识，他们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和民族的独立作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知识政治精英的启蒙以及国内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抗日战争的爆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高度觉醒，并且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斗中，“民族国家”之观念被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与接受。 

——摘编自谢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

材料三：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52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尔后，建立了省级自治区5个，地区级自治州30个，县级自治县122个。 

——摘编自杨秀珍《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