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请回答：

材料一：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部族一华夏民族一汉民族一中华民族”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国家形态结构也由黄帝——尧舜禹时代的单一制“部族国家”，发展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华夏民族国家”，再发展为秦汉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但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于形成之中。

——王震中《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

材料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不同于西方国家是由于国家自身原因而发生的，它更多的是迫于外部挑战刺激下的一种被动回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萌芽于晚清，甲午战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逐渐觉醒了“我”族意识，他们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和民族的独立作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知识政治精英的启蒙以及国内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抗日战争的爆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高度觉醒，并且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斗中，“民族国家”之观念被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与接受。 

——摘编自谢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

材料三：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52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尔后，建立了省级自治区5个，地区级自治州30个，县级自治县122个。 

——摘编自杨秀珍《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①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②保证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③实现了民族平等 ④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

材料一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青铜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 则廷 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于中国，自之辟民”……到周成王时， ……周公扩建洛邑……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 也被称为“中国”。古代中国的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 一般认为， 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  所有在这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 一部分。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材料二

清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时期。国家统一，加上交通事业的发达以及大规 模的人口流动，使不少汉族人口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也使很多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到汉族地区。 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清王朝由少数民族建立，其对于少数民族和边疆管 理的重视， 往往要超出一般的汉族王朝。而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 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

材料三

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文本中对于民族平等团结、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强调， 都在以制度化的规范形式型塑与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刘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百年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