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汉时期，我国封建制确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 疆域辽阔，边疆民族众多，汉族和边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其边疆管理机构开始形成为中央和地方双重体制，组织上日益严密，正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摘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元朝把藏族地区统一在中央管辖下，忽必烈加封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总领宣政院事，“管领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同时制定“吐蕃刑律”，对西藏行使有效管辖。所有这些，即所谓“郡县吐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明清继续在西藏行使主权，清在确认明治藏旧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的全面发展，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摘编自李清和《中国古代民族》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取得重大成就。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取得重要进展，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民族区域自治执行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中央领导与决策机制加强、 自治机关能力提升、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等协调配合，彰显了制度优势； 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受到重视，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构监督、社会监督等相互补充，共同发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促进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巩固。

——摘自雷振扬、王明龙《改革开放 40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材料一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和镐及其周围地区。青铜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 则廷 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于中国，自之辟民”……到周成王时， ……周公扩建洛邑……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 也被称为“中国”。古代中国的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 一般认为， 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  所有在这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 一部分。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材料二

清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时期。国家统一，加上交通事业的发达以及大规 模的人口流动，使不少汉族人口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也使很多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到汉族地区。 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清王朝由少数民族建立，其对于少数民族和边疆管 理的重视， 往往要超出一般的汉族王朝。而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 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姜义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

材料三

各个历史时期党的宪法性文件和法律文本中对于民族平等团结、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强调， 都在以制度化的规范形式型塑与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刘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百年回溯》 

材料一 商鞅变法的基本精神是摧毁秦国贵族领主这一利益集团的世袭制，建立便于地主阶级发展的新制度，确立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由朝廷直接委派县令、县尉、县丞等，规定以军功的大小分赐土地，并依据军功为分封新贵族的主要标准，废除田地的封疆阡陌，使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变法改制不仅为当时秦国作出贡献，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制度的深远影响亦不可低估。

——摘编自叶行昆《论商鞅变法与制度创新》

材料二 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予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开拓、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者、开创者和建构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内在需要，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陈少雷《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据统计：目前出土的秦简多为迁陵县署日常行政管理文书，包括户籍变化、田租赋税、劳役徭役、仓储钱粮、兵甲物资、道路里程、邮驿津渡管理、刑徒管理、以及教育、医药等政令。

——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容整合

材料二

1940年谢觉哉曾发表文章自豪地说： “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什么称赞边区，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等于没有到中国?因为边区有民主。”……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农民缺乏民主意识，要想把他们动员起来参加选举，实在难度极大，为此边区开展了多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极大提高了边区民众的选举热情。而后为保证群众能够行使其选举权利，边区政府因地制宜，背箱法、豆选法、画圈法、烙票法等各种方法应运而生。到1941年10月，延安举行第二届边区参议员选举中，参加的人有1千多人。 由此可见，一旦真正把选举权利赋予广大民众，他们会非常珍惜，对选什么样的人尤为关心和慎重。

——摘编自卢毅《“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时期中共声望的提升》

材料三

“多民族”与“大一统”是中国的历史特征，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情和民族实际出发，确定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建国以来的经验来看，完善这个制度，需要认真处理好两个关系，即维护国家统一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保证国家整体利益与兼顾民族地区利益的关系。

——摘编自余志坤、普布次仁《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共同性”属性、趋势与进路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