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当权统治集团开始把西方科技与新式工业引入中国，开创了近代第一轮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为政要先利民的主张，主张政府应更多关注经济领域。洋务运动以后，以严复为首的早期维新派人士逐步意识到振兴工商业是国家富强之道，立国之本。郑观应提出同列强要“决胜于商战”，马建忠认为“民富，商务为首”，康有为也主张通过发展商业，促进民富，进而推动国强。实业家张謇主张“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黄茂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国富民强”思想的理论嬗变和实践探索》

材料二 战前（1914年8月）注册的工业公司，共计146个，资本总额41148205元；而自1914年8月至1920年，新注册的公司就有272个，资本额为117434500元。所涉及的行业众多，尤以纺织业和面粉业这两个关系民众衣食的行业发展得最快。

——摘编自《中国年鉴第一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材料三 （北京同仁堂）公私合营后的优势日益突显，职工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积极进行生产技术创新，设计研发了汽锅、药材粉碎机等生产设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前4个小时可以生产出500斤女金丹，现在只需2小时。

——边东子《国宝·同仁堂》

材料四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英文名称为The Belt and Road，名称缩写为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生长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阻碍，它需要得到国王的保护以制止封建贵族对城市的骚扰和镇压发生在城市中的暴乱…为了保护这种（跨国贸易）经济活动，国王必须强化本国的秩序，负责修筑本国范围内的道路、桥梁…这些都要求国王必须采取措施集中其领土内的资源，以满足国际性物流所需要的条件…随着这种权力的增强，统治者据此把自己定位在了“公共福利”的维护者上。

——丛日云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此时期（民国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发展，就其基本的动力而言，既有来自外部的因素一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国际局势的推动，又有内部的因素一受到中国社会本身的推动。当大部分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承担起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责任，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需要是在进口工业品刺激下产生，并得到满足的。于是，在进口品不能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情况下，一种“替代型”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了。

——摘编自（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材料一   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71年－1873年，中国进口大米41.6万公担（1公担＝100公斤），到1909年－1911年，进口大米猛增至373.2公担，增加约8倍。上海是主要粮食进口地区。上海开埠后，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大米进口量由1913年的0.012万公担上升到1922年的98.08万公担。面粉进口则由1864年的0.63万公担增至1900年16.91万公担。其次，广州开埠后也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口岸，自1912年至1918年，广东每年平均进口大米、面粉等各类粮食8亿斤。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外国米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

——摘编自汪德平《近代中国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科学种田，通过兴修水利、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措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致力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科学研究工作，培育出一批成熟期不同的水稻良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水稻高产途径，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1964年，袁隆平率先开始水稻优势利用的研究。1973年，他成功自主培育出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籼型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至1989年，中国已向世界上20多个国家（地区）转让了这一技术。

——摘编自许嘉璐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