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粱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作“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近二十年来，中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出现了作品丰富、写手众多的繁盛局面。但是，网络文学在发展的同时，也客观存在着粗制滥造、缺乏担当等一些问题。网络写作，需要从传统文学写作中汲取营养。

    首先，要提升担当精神。古人写文章，通常追求价值功能，而不只是为了娱乐消遣。今天的网络空间，似乎为作者提供了一个狂欢场所。网络写作的最初目的是自由宣泄情感，作者更看重写作过程中的惬意与畅神。换言之，网络文学卸下了功利主义的重担，回归到自由抒情、悦心快意的游戏写作本质。文学的价值功能，变为自娱和娱人。网络文学应主动担当。写作时，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题材，反映老百姓的生活境遇和真实心声。通过深入挖掘精神内涵，网络文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作品中，强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重要责任。

    其次，要强化经典意识。传统文学写作，习惯精雕细琢。曹雪芹对《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精神，值得钦佩。司马迁所言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是对作品经典性、永恒性的追求。网络写作追求快速生产，一般不会仔细推敲，而是匆匆写完就贴出。有鉴于此，网络写作需要借鉴传统写作中的经典意识，重建作者的权威性和个体风格，尽量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在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另外，要尊崇独创性原则。鲁迅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在传统观念中，文学写作是一种灌注个性精神的创造性劳动，贵在独创性，排斥重复性。而网上资料的丰富性、搜索的便捷性和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快速性，导致网络写作表现出互文性特征。网络写手，容易受到流行模式的影响，套用现成模式。网络作家，应当树立追求独创性的理想，开掘自身的独特体验，重视精神世界在文学中的表达。通过独创性写作从同质化、类型化的网络文学流行趋势和套路中突围出来。

    最后，要涵养诗性精神。传统文学的艺术形象是间接的，藏在语言符号中，必须通过读者的联想、想象，才能在头脑里出现。语言艺术的诗性魅力，正是通过对间接的、想象的语言形象的经验还原、想象填充和韵味品咂，而得以实现的。网络文学，因多媒体表达的直观性和便捷性，使得网络写作，不再追求“寄意于言外”的韵味，以及空灵幽远的诗意境界。网络写作，不应一味沉浸于文本的快感、故事的惊险刺激和语言的直白浅陋，而要主动向传统写作取经，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和文字，塑造生动的形象、高远的意境，追求意义丰富、含蓄蕴藉、语言雅致的诗意表达效果。

(摘编自罗立桂《网络文学，应向传统文学借鉴什么》)

    抗生素类药物曾是人类对抗诸多疾病的一个“秘密武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一系列抗生素的出现，人类寿命得以大大延长。但还不到一百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抗生素也逐渐走下了“神坛”，甚至成为未来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抗生素的效力正在普遍下降，其原因是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正在迅速扩散。具有耐药能力的细菌未被某种抗生素杀死，之后便不再受制约，甚至将其耐药性传给其他种类细菌。欧盟一位官员表示，由于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一些常见的病原体正在变成所谓的“超级细菌”。一旦抗生素失效，我们的生活就将充满危险，轻微的耳部感染可能就会引起耳聋，轻微的擦伤都有可能带来死亡。

    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到2050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每年会导致1000万人丧生，其危害将超过癌症。同时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危害性正逐年攀升。比如治疗大肠杆菌，一般使用普通抗生素即可见效，但近几年多个国家报告部分患者即使使用最强效的抗生素也无济于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各种耐药菌感染，23万新生儿因此夭折。

    但目前针对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而进行的新药研发很难跟上耐药性产生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新抗生素的研发严重不足，难以应对日益增强的抗生素耐药性威胁。报告警告说，全球抗生素正濒临枯竭。这份报告认为，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已严重危害现代医学的进展，目前急需加大对抗生素耐药感染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否则世界将被迫回到因常见感染而致人死亡的年代。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制药公司和研究人员必须立即关注能治疗某些可在几天内导致患者死亡的严重感染的新抗生素。目前进入临床阶段的大多数药物对现有抗生素类型进行的修复，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而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会构成最大健康威胁的抗生素耐药感染，包括每年导致约25万人死亡的耐药性结核病，潜在的有效治疗方案则很少。70多年来，只有两种治疗耐药性结核病的新抗生素进入市场。如果要终结结核病，每年全球急需投入8亿多美元来研究新的抗结核药物。

    此外，对抗生素的滥用也是造成抗生素耐药性加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5年全球范围抗生素消费量增长了65%。尽管抗生素是治疗某些疾病的特效药，但过度依赖抗生素治疗只能适得其反。相比新抗生素的研发和投资，公众应该尽快学会科学谨慎地使用各类抗生素药物，否则未来我们将有可能死于一次普通的感染，而不是今天人们所恐惧的癌症、艾滋病等恶性疾病。

（摘编自李曾骏《抗生素耐药性与“超级细菌”》）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气质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中。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是塑造其大国气质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2003年开始，玄幻小说逐渐在网络文学中崭露头角，进入2004年以后，则出现了玄幻小说的热潮，从此玄幻小说开始占据网络小说的主导地位。玄幻小说热潮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出版领域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特定社会、文化土壤孕育的产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富于想象和奇幻色彩的。中国的传统神话包括了从开天辟地到诸神战争等丰富的现代奇幻小说素材。庄子的《逍遥游》、先秦的《山海经》、魏晋的志怪小说、明代的《西游记》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在各个时代的体现，这也是现代玄幻小说得以出现的文化源泉。此类小说多以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更多地延承了传统武侠小说之风。目前比较畅销的《搜神记》以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为题，小说在上古洪荒的背景下，展现了光怪陆离的古代神话世界。总体上看，玄幻小说在内容上多以上古或古代社会为背景，在风格上模仿神话故事或志怪小说，在主题上则延承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特点，这是中国玄幻作品本土文化特征的三个主要体现。

    玄幻小说的主要受众为青少年群体，其作品本身也体现了青少年文化的特征。青少年处于人生特殊的发展阶段，通常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内在叛逆、反应敏感，而玄幻小说从风格到主题都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了青少年受众的需求。就脉络而言，玄幻小说多是以主人公的个人奋斗经历为主线，在一定程度上留有成长小说的痕迹。玄幻小说为青少年呈现出一个另类的奇异世界，这里表现的是一种超越世事沧桑的人生感悟，是一种看尽烟花后的自省修身之态。

    玄幻小说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质。由于拥有数量可观的青少年读者，专业玄幻小说网站不断出现，这种现象也吸引了纸质出版商的关注。网站运营商与出版商的合力商业打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玄幻小说在市场中的推广和流行。同时，由于玄幻小说具有浓郁的本土元素、稳固的青少年受众市场，配合幻想小说抬头的全球背景，玄幻小说自然也成为商业资本着力打造的一种文化产品。中国玄幻小说的发展和流行也离不开网络的使用和普及、网络化为玄幻小说热潮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玄幻小说本质上是流行文化和青少年文化的典型代表，运与网络文化所倡导的草根文化、通俗文化不谋而合。

    社会现状为玄幻小说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然而，尽管在玄幻小说热潮中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由于受到作者自身素质以及商业环境的限制，严格意义上真正能够传承中华悠久文化，同时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仍不多见。

 （摘编自盖博《中国玄幻小说热潮现象的多元解析》）

    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出于科学知识普及、为现实服务的创作。一些小说虽将时空延展至千年之后、宇宙之间，却仍然因为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入观照而缺乏宏大感。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王晋康、刘慈欣、江波、阿越等人的笔下，中国科幻小说的时空维度才真正较为充分地得到了延展。从早期的《亚当回归》开始，到后来的《水星播种》《逃出母宇宙》等，王晋康科幻小说中的世界倏忽千年，动辄万里，故事中的人物或穿越到原始社会，或用星际冬眠的方式抵达遥远未来。其小说通过这样的时空穿梭，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思考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太空开发等前沿科技对于人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

    除却广阔的时空维度，科幻小说独具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美学，也让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具有宏大的特质。王晋康说过，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要把科学之美在文学中表达出来，需要小说家兼具文学与科学两种素养。英国的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等作品，用流畅、极具画面感的文字为读者描绘出外太空极致的理性之美；刘慈欣的《地球大炮》里穿越地心向太空发射的地球大炮、《流浪地球》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的地球发动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科技铸就的机器美学。同样是充满力量感和惊奇感，但与自然山川河泽的雄浑壮美完全不同，科学之美是一种融合理性美、秩序美和逻辑美的“人类世”之美，冰冷、肃穆而崇高。

    科幻小说宏大叙事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首先是“叙事的宏大”。在科幻小说家中，王晋康、刘慈欣努力以科技文明为内核书写价值信仰，但是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并不能够支撑起人的全部价值理念，只有有效地将科学精神与现代人本精神、人性探索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在这方面，有些作品表现出科学精神有余而人本精神不足的缺陷。

    其次是“宏大的叙事”。精神提得再高远，如果叙事能力跟不上，那么这个宏大叙事依然是有问题的。很多科幻小说可以轻易地把时空范围延展到星际之间、千年之外，但在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方面，仍然比较单薄、生硬，观念化的痕迹相对明显。而另外一些科幻小说，则是叙事技巧到位，对人性、人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为主流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比如陈楸帆的《荒潮》，韩松的《地铁》和《医院》系列等，但这些作品由于价值观念的问题，又比较难以展开宏大叙事。或许正由于此，刘慈欣的《三体》才始终会让人觉得难以超越。

（摘编自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