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贯穿于宋人生活中的繁忙景象。但冬夏揖别，秋去冬来，四季的花样年华在时间的秩序里却永无聚首之日，于是宋人把四季的花样叠拼起来，让每一个好景致定格在一个瞬间里。这便是宋代流行的“一年景”。

    “一年景”源于簪花。宋制：新进士赴闻喜宴时，要由皇帝赏赐鲜花簪戴。宋太宗在宴会上曾赐千叶牡丹给寇准簪戴，宋真宗也常常赐花给大臣簪戴，以示恩宠。皇家风尚，必风行民间，虽然品质层色渐次下流，不过，这正是民本主义所带来的从众的社会心理所致。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风俗记》里写道：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挑担走街串巷者亦然。《武林旧事》也有这样的记载：“妇人簪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宋代女子还把应季的鲜花夹在书册中间，使之渐渐缩水为干花瓣，留作冬天簪发髻插花之用，宋人称之为“花蜡”。不过，干花易碎，亦不够鲜美，于是女子们仿制鲜花，称作“像生花”。“像生花”暗喻了一种努力对自然生命状态的模仿，对生命形式的尊重与审美，对自我与对自然外在的细腻体贴与平视。

    “像生花”可以做出一年四季的各色花朵，如果喜欢，就把一年四季的花朵都簪戴起来，“一年景”花冠便被热宠。然而，“像生花”也有贵贱之分。皇家花冠上的“像生花”大多用罗娟、金玉、玳瑁制成，《历代帝王图》所描绘的皇后服饰、仕女花冠恐怕是最昂贵的“一年景”了，最普通民女也恐怕只能自选力所能及的花料了。但宋人的花事，早已脱离了功利的羁绊，从皇家、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那份美丽已是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精神点缀，是一种全民精神生活方式的呈现。“一年景”一直风靡至南宋末年。北宋靖康初年，京师妇女喜爱用四季景致为首饰衣裳纹样，从丝绸绢锦到首饰、鞋袜，“皆备四时”。京城人把这种从头到脚展示一年四季景物的穿戴，称为“一年景”。

    “一年景”在出土文物和宋画里更加风雅多彩。福建南宋黄升墓和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都出土了纹样精美的“一年景”丝织品。黄升墓墓主和德安周氏，都戴有高贵的头饰，梳高冠，插金钗银簪，罩金丝彩冠。依据宋人对“一年景”的热情追捧，彩冠上应该插满了四季的鲜花，不过除了金银财宝，鲜花已随墓主化为尘土了，想必正合墓主心愿，这便是鲜花的可爱处，不留恋，不永恒。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引用了张盐远《画评》说：王维画画，多不问四时，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应该说，王维早已将花中的“一年景”入画了，以此来宣泄他对自然的拥有，对生命的审美期待。

    既然人生如四季流转，美好的生命就不能成为被时间拉长的影子，亦不能任由时间分割。每一天都有一生的丰满，每一瞬间都有四季的奢华。“一年景”便是宋人以审美之眼对自然的独特把握，是在刻骨铭心处生长出来的生命态度，是一曲人生的欢乐颂。

（摘编自李冬君的《宋人嘉年华》）

    阙就是宫殿外门两旁高出的建筑物。《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古代王宫有五门，最外面为皋门，雉门为第二道门，阙在雉门之外。郑玄注《周礼》说：“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汉代北阙的政治意义，应溯源于此。

    汉刚建立时，各地割据势力还没有剪除，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时，依据厌胜这种避邪祈吉的方术压制凶顽，只建立了东阙和北阕。西汉时北阙的政治意义越来越被看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汉昭帝时这里曾发生过冒充卫太子的事件，曾引起很大轰动；汉哀帝死后，董贤曾在此免冠徒跣诣阙谢罪，太后诏书也在阕下宣读给董贤等。

    萧何这样建阙，还和政治史现有关。《史记》记载，秦的上帝祠中独缺黑帝，而传说中有五帝。刘邦认为自己就是黑帝，建立了黑帝祠，并沿用了秦的水德之制。水德之制，是战国时的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被历代新王朝建立者信奉，来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据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刘邦则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在五行中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这也是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阕的原因所在。

    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到了西汉中后期，士人利用汉高祖为赤帝子，当为火德之说，极力鼓吹五行相生说。东汉时以洛阳为都城，营建宫阙时，除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外，也在南宫修建了南阙，这和其政治史观密切相关。或许受此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在西汉时都是北阏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渐渐超过了北阙。

    阙作为一个政治符号，闪现着耀眼的光芒。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汉武帝时，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东汉时，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书生划陶等数千人诣阀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在阙前表现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巍巍”帝阙．

（摘编自宋艳萍《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

    文学的、日常的和科学的这几种语言在用法上是有区别的。文学没有专门隶属于自己的媒介，在语言用法上无疑存在着许多混合的形式和微妙的转折变化。要把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区别开来还比较容易；然而，仅仅将它们看作是“思想”与“情感”或“感觉”之间的不同，还是不够的。文学必定包含思想，而感情的语言也决非文学所仅有，这只要听听一对情人的谈话或一场普通的吵嘴就可以明白。尽管如此，理想的科学语言仍纯然是“直指式的”：它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一一吻合。语言符号完全是人为的，因此一种符号可以被相当的另一种符号代替；语言符号又是简洁明了的，即不假思索就可以告诉我们它所指称的对象。

    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每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语言，都拥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词）以及诸如语法上的“性”等专断的、不合理的分类，并且充满着历史上的事件、记忆和联想。简而言之，它是高度“内涵”的。再说，文学语言远非仅仅用来指称或说明什么，它还有表现情意的一面，可以传达说话者和作者的语调和态度。它不仅陈述和表达所要说的意思，而且要影响读者的态度，要劝说读者并最终改变读者的想法。文学和科学的语言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即文学语言强调文字符号本身的意义，强调语词的声音象征。人们发明出各种文学技巧来突出强调这一点，如格律、头韵和声音模式等。

    与科学语言不同的这些特点，在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中又有不同程度之分，例如声音模式在小说中就不如在某些抒情诗中那么重要，抒情诗有时就因此难以完全翻译出来。在一部“客观的小说”中，作者的态度可能已经伪装起来或者几乎隐藏不见了，因此表现情意的因素将远比在“表现自我的抒情诗”中少。语言的实用成分在“纯”诗中显得无足轻重，而在一部有目的的小说、一首讽刺，诗或一首教谕诗里，则可能占有很大的比重。再者，语言的理智化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哲理诗和教谕诗以及问题小说中的语言，至少有时就与语言的科学用法很接近。文学语言深深地植狠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并且具有表现情意和实用的一面，而科学语言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两方面的因素。

    日常用语也有表现情意的作用，不过表现的程度和方式不等：可以是官方的一份平淡无奇的公告，也可以是情急而发的激动言辞。虽然日常语言有时也用来获致近似于科学语言的那种精确性，但它有许许多多地方还是非理性的，带有历史性语言的种种语境变化。日常用语仅仅在有的时候注意到符号本身。在名称和动作的语音象征中，或者在双关语中，确实表现出对符号本身的注意。毋庸置疑，日常语言往往极其着意于达到某种目的，即要影响对方的行为和态度。但是仅把日常语言局限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是错误的。一个孩子说了半天的话，可以不要一个听众；一个成年人也会跟别人几乎毫无意义地闲聊。这些都说明语言有许多用场，不必硬性地限于交流，或者至少不是主要地用于交流。

（摘自[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

    ①近来，许多平时从未展出过的油画作品渐渐出现在博物馆、美术馆展览中，这是充分活化文化资源的好事。但不无遗憾的是，一些展出作品虽已经过初步修复，却仍可见颜料脱落、画面破损等问题，反映出当前国内馆藏油画作品的保存、修复依然面临挑战。

    ②新中国成立前后，第一代、第二代油画家接力创作，铸就了20世纪中国油画的不朽丰碑。其中一些兼具历史与艺术价值的作品距今虽不过百年，但由于绘画材料、保存方式等未受到高度重视，画作遭受了不同程度损伤。例如，徐悲鸿所作《愚公移山》被误以正面向内卷致颜料脱落；司徒乔《放下你的鞭子》因长期未经修复出现画面开裂等病害。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厚重的色彩，还有时代的见证。

    ③国内油画修复事业起步晚、社会关注度低是客观现实。1999年，上海油画雕塑院从国外引进修复设备，成立我国第一家专业油画修复研究机构。短短20年，修复工作虽取得了进展，已有一批经典油画得到修复，但在修复专业建设、行业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

    ④目前，我国博物馆、美术馆展览接连不断，但也存在过分关注展览策划而忽视基础保管工作的现象。当博物馆、美术馆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展览工作和“明星文物”中时，展厅外的库房是否已分门别类地建立恒温恒湿的保存环境？当展厅里观众络绎不绝时，那些库房中落灰的“大多数”作品又该如何有尊严地与世人见面？

    ⑤推进油画修复工作，树立正确修复理念、加强预防性保护意识不可或缺。国际文物修复领域，“可逆性、可识别性、最小干预性”是三大公认修复原则，但在国内实际操作中，一些画家自己充当修复师，盲目选用材料，对画作产生了不可逆影响；一些商业修复工作过度清洗、修补作品，把修复变成了“整容”。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公众对油画修复的态度、方法还需改进。油画“修复”不是简单的“修理”“修剪”，而需要完善的专业学科体系作支撑，遵循规范的操作流程，对症下药。更重要的是将“修复”贯穿于艺术品保护全过程，从保存、维护、包装、运输到展览，都将艺术品安全置于首位，让预防性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同时还应认识到，没有一劳永逸的修复工作，随着岁月流逝，艺术品处于变化的状态，需要一代代人在传承中守护。

    ⑥油画艺术作品数量多与专业修复人员少的矛盾是我国油画修复行业面临的严峻考验。法国2002年颁布的《博物馆法》要求，修复师必须接受5年培训并获得毕业文凭和专业证书。这意味着想成为油画修复师并非易事，不仅修学时间长，还需具备生物、化学、历史、艺术等多方面素养。故而，推进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建立一批油画修复工作室，加强人员交流，形成权威行业标准，通过法律法规治理行业乱象，才能让更多对油画修复感兴趣的人踏进来、走下去。此外，推动油画修复行业进步也并非是要在短时间内培养起一大批水平参差的从业者，也不必每个博物馆、美术馆都要设立修复人员职位，而应注重人才质量。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例，该馆既有自己的修复人员，也会通过招投标方式与高校、专业公司合作完成修复项目。法国的一些博物馆也会选择雇用自由职业的修复师。这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修复工作的经验对我国油画修复行业的未来发展不无启迪。

    ⑦油画修复不仅是还作品以昨日风姿，更是铺就文化传承的明日之路。在油画修复工作中对作品的再认识，有助于不断深入、修正、补充艺术史。另外，公开修复过程、展出修复作品也是向公众揭开修复工作面纱、吸引人们走近艺术的捷径。据悉，今年7月荷兰国立博物馆将修复伦勃朗的《夜巡》并通过网络直播修复全程，相信这一举措将为油画修复界“圈粉”不少，也将廓清许多公众的认知误区。对于博物馆、美术馆来说，重视修复工作还意味着获得更多捐赠藏品的可能。只有当公众充分信任博物馆的保存、修复、研究能力时，才会愿意将珍贵的作品捐献给馆方，实现更广泛的文化共享。

（摘编自马苏薇《破解油画修复难题》，《人民日报》2019、4、7）

家谱家训：传承君子之风

钱念孙

    君子文化浸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家谱、家训等渠道，使传统伦理在家庭落地生根，化为家庭成员的做人信条和生活习惯。

    每个家庭在世代繁衍和薪火相传的同时，都会或隐或显地积淀并形成某种价值观念和德行风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家风。一般说来，家风既包括有文字及实物遗存的有形部分，也包括仅是口头和行为传授等无形部分。有形部分多半呈现在如家训、家规、家谱，以及各种祭祖追宗仪式等方面；无形部分则主要凸显在长者的行为举止、言传身教，以及由此形成的家庭生活习惯和家族气质风貌等方面。

    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家国同构”观念，一方面，家是国的细胞，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正是这种水乳交融的家国同构理念，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家族的家训、家谱等，虽然具体内容互有差异并各具自己特色，但其中所宣扬的立身处世、持家兴业的规则和教导等，基本都是建立在对中华文化主流价值体系的集体认同之上。君子文化作为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标识，与历代著名家训、家谱秉持和崇尚的做人理念及价值观念等高度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毋宁说，众多家训、家谱所传达的励志勉学、入孝出悌、勤俭持家、精忠报国等优良家风，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具体细化，不仅堪称个人和家族成长兴旺的座右铭与传家宝，也是君子文化从庙堂走向民间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

    强调君子人格对家族成员成长的重要意义，在各类家训、家谱中星罗棋布。著名的《颜氏家训》开篇就呼吁家族成员，要追随学习明达君子：“傥遭不世明达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家谱记》也说：“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于骨肉之间乎？”归有光认为，家族成员只有以君子为楷模，行仁义、重孝道，家族宗法才可确立，立宗法方可成世家，成世家方可正风俗，而正风俗，则将仁孝品德彰扬于世，进而代代绵延，形成世有君子、代有贤良的良性循环。

    君子文化与家族文化融合，在家训、家谱、家风中扎根开花，不仅有助于崇德向善之风在家族里世代相传，还能够由家族推向村邑、由村邑推向国家。清代宰相张廷玉作《王氏族谱序》说：“故君子之用心，必将使人知族人之成本于一气，则孝弟亲睦之意，油然自生。而婚姻洽比之风，因之可以渐及由一家以推于一乡，由一乡以推于天下。”社会风俗之美，正是通过“由一家以推于一乡，由一乡以推于天下”的形式，逐步改善并蔚成风尚。

    以家训、家谱为主干的家族文化，与君子文化看似概念不同、内涵相异，但两者的思想来源和核心理念却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谈论的中心都是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兴家立业等问题，而得出的结论或者说给出的答案，又十分相近乃至多有重合。君子文化为什么能够沉入并浸透历代家训家谱而成为普通百姓广泛认同的价值导向？为什么历代世家望族的家训、族谱等总是以君子文化为主调凸显家族文化特色？其原因和奥秘就在这里。

（选自2018年11月20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①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评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能够成功地应对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所以，文化自信就是要解决我们自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不自信的文化心理问题，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面临的困境。

    ②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立身之根，是我们的庇护之所和精神家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自近代以来，这部分思想文化已经与时代逐渐拉开了距离，在新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传统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变局和疑难问题方而，表现得无能为力；在与日益东渐的西方文化侵袭的抗衡中，表现得左支右细。在文化主体中，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和“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撕裂，这种文化撕裂一直延伸到今天。这表明，传统文化在不同时代之间存在一种“文化堕距”（指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一种文化危机之中。

    ③无疑，文化危机既可以导致一种文化形态的衰落，也可以导向一种文化传统的创新。就像哲学家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每一种传统都有一些“边缘性”的“从属性”理论，也有一些“核心性”理论。在遇到危机时，其对传统的冲击是从“边缘问题”到“核心问题”的。在每一次冲击中，文化传统的主体都会“思考是否不同的对立的传统有可能提供的资源，以充分地描述和解释自己传统的失误或缺陷”。文化传统由于运用了对立面文化传统的资源补充自己，比对方更有利于解决危机，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④可见，文化危机原本具有两面性：它是陈旧文化的衰落，是文化新内涵生长的契机。没有文化新内涵的生长，文化危机就会成为文化衰落的起点；而没有陈旧文化的衰落，文化新内涵的生长就会窒息。正是在文化传统新旧内容的连续性和中断性的统一中，文化实现了它的生长性。可见，文化危机是文化传统发展的重要契机。这正是文化自信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⑤文化不自信甚至文化自卑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看到文化危机中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文化危机会成为文化发展创新的契机。

    ⑥正是由于没有辩证地看待文化危机，文化主体对这些困境和危机产生了过激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那些原来或多或少有些文化自大感的文化主体身上，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自信甚至自卑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不相匹配的。所以，文化自信首先要克服这种文化心理，把传统文化的困境当作文化发展的契机，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增强文化软实力，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摘编自丁立群《我们为何要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