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医院以济疾苦。”

——洪仁玕《资政新篇》

材料二：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所学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的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惜乎当时（注：19世纪末）已届学绝道丧之际（根本就拿不出所谓“中学”来），学术之培养之成熟，非短时间所能期望。……而外患之侵逼日紧，内政之腐败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于是对全部政治彻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四：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象学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材料一：从社会政治来说，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这种搅乱是统治阶级永远无法平复的。由此，间接地促使地方政权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倾向。这对于削弱中央集权起了很大作用，原来的政治体制就不能不发生变化。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本是对于太平天国搅动天下的反应，但由此发生的制度递嬗却又不是最初作出反应的人们所预料得到的。庚子与辛丑之间的东南互保是有清270多年未见之局，然而追本溯源，其始点却起自太平天国的影响。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但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地方士绅势力日益强大。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摘编自李细珠《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