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二十四

李世民

    商丘的牛肉烩面真好吃。我这样说，伙伴们这样说，就连我们的领导也这样说。

    我们的领导叫三元，说是领导，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工程队临时带工的。说是工程队，其实连领导都算上，我们才八个人，而且，还是大工程队临时派来的小工程队。

    工地在商丘归德路附近的一个小巷里，工程也很小，安装一栋家属楼的上水和排水管道。每天，我们早上从大工地来到小工地，到了晚上再回去。领导说，大概，要半个月的时间。

    虽然只有八个人，中午，还是要吃饭的，我们八个人里面，没有人会做饭，就算是有人会做饭，大家总不能背口锅吧，所以，吃饭成了大问题。我这样想，伙伴们这样想，我们的领导三元可能也这样想吧。

    头一天中午，我们已经干了半天的活，肚子都“咕咕”地直叫唤，大家撂下手中的家伙，把领导三元围了起来，三元挠了挠头皮，咬了咬牙齿，然后涨红了脸说：“我们去吃牛肉烩面。”三元的话，像给我们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大家跟在三元的后面，把三元当成了真正的领导，三元还很煽情地补充说：“商丘的牛肉烩面!”

    牛肉烩面馆就在小巷的拐弯处，生意红火，到了里面，浓浓的香味和暖烘烘的热气飘散过来。三元拖着长腔说：“来八碗牛肉烩面——”

    烩面馆的师傅四十多岁，说话和气，干活麻利，很快，八碗牛肉烩面端到了我们面前。牛肉烩面真好啊，碗是特大的敞口碗，汤是漂着辣椒油的老汤，汤上头浮着鲜生生的芫荽……

    商丘的牛肉烩面真好吃。我这样说，伙伴们这样说，就连我们的领导三元也这样说。

    看着大家吃得头上冒汗，嘴角流油，三元捂住嘴偷偷地笑，然后，他又顺势擦了一把嘴，冲着里面喊：“师傅，结账——”

    师傅一边回应，一边咧着嘴走过来，师傅说：“大碗烩面四块一碗，总共八碗，四八二十四。”师傅重复说：“二十四块。”

    哈，四八二十四。我想，师傅脑袋里进水了吧，二年级的小学生也知道四八是三十二，这样做生意，赚谁的钱呀！我又想，也许，是师傅忙，忙中出乱。

    我看看伙伴们，伙伴们朝我挤挤眼，我又看看领导三元，三元朝我挤挤眼，干脆，我也朝他们挤挤眼，我们心里都明白，我们表面上又装作不明白。说实话，占便宜的机会，我们民工很少遇到，并且，起初我们没有占便宜的意思，只是这位师傅……

    三元给了师傅二十五块，师傅找回了一块，很自然。

    整个下午，我们一边干活，一边回味着商丘牛肉烩面的美好，议论着四八二十四还是四八三十二。 

    第二天中午，三元对我们说，今天我们还去老地方吃牛肉烩面，如果师傅记起了昨天的事情，就把欠的钱补上，如果他确实忘了，我们也就不提了。三元是我们的领导，他说的话，我们当然听了。

    果然，师傅把昨天的事情忘了。师傅不但不记得昨天的事情了，而且，结账的时候，师傅说：“大碗烩面四块一碗，总共八碗，四八二十四。”师傅再次重复说：“二十四块。”

    第三天中午，师傅还是说：“四八二十四。”

    直到第十四天中午，师傅一直收我们二十四块钱。

    我们都为师傅暗自惋惜，手艺这么好，就是不会算账；我们也暗自得意，商丘烩面真便宜呀!

     第十五天，也是最后一天，事情发生了变化。

    三元结账的时候，师傅说：“听说你们今天结工，所以，这顿饭就不收你们的钱了。”

    我和伙伴们还有我们的领导三元全愣住了。

    师傅解释说：“我以前也是民工，挺不容易的。”

    我和伙伴们还有我们的领导三元全都后悔了。我张了张嘴，伙伴们张了张嘴，三元也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三元张开了嘴。三元说：“师傅，前些天你算错账了，不是四八二十四。是四八三十二，算起来，我们还欠你一百多块呢。”

    师傅笑着说：“四八二十四，没算错。”

    师傅又说，几年前，自己也在商丘一个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一回，他路过一家牛肉烩面馆，很想吃一碗烩面，那时候，师傅还从来没吃过商丘的牛肉烩面，可是，师傅摸摸口袋里，还差一块钱，没办法，师傅只好咽下了口水，走了。当时，师傅想，将来有一天，我也在商丘开一个牛肉烩面馆，现在，师傅的愿望实现了。

    师傅接着说：“从我开烩面馆的时候起，只要有民工在这里吃饭，我都要少收一块钱。”

    师傅扳着指头，算起了账：“一四得三，二四得六，三四得九，四四一十二……四八二十四，没错!”

蘑菇圈^①（节选）

阿来

    蘑菇季快结束的时候，阿妈斯炯拿起手机，她想要给做州长的儿子胆巴打个电话。

    她要告诉儿子，自己老了，腿不行了，明年不能再上山到自己的蘑菇圈跟前去了。

    ……

    第二天，丹雅就上门了。

    丹雅带了好多好吃的东西，阿妈斯炯，我替胆巴哥哥看望你老人家来了。胆巴哥哥让我把你送到他那里去。

    阿妈斯炯说，我哪里也不去，我只是再也不能去找我的蘑菇圈了。

    丹雅说，那么让我替你来照顾那些蘑菇吧。

    阿妈斯炯说，你怎么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蘑菇？你不会！

    丹雅说，我会！不就是坐在它们身边，看它们如何从地下钻出来，就是耐心地看着它们慢慢现身吗？

    阿妈斯炯说，哦，你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

    丹雅说，我知道，不就是看着它们出土的时候，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吗？

    阿妈斯炯说，天哪，你怎么可能知道！

    丹雅说，科技，你老人家明白吗？科学技术让我们知道所有我们想知道的事情。

    阿妈斯炯说，你不可能知道。

    丹雅问她，你想不想知道自己在蘑菇圈里的样子？

    阿妈斯炯没有言语。

    丹雅从包里拿出一台小摄像机，放在阿妈斯炯跟前。一按开关，那个监视屏上显出一片幽蓝。然后，阿妈斯炯的蘑菇圈在画面中出现了。先是一些模糊的影像。树，树间晃动的太阳光斑，然后，树下潮润的地面清晰地显现，枯叶，稀疏的草棵，苔藓，盘曲裸露的树根。阿妈斯炯认出来了，这的确是她的蘑菇圈。那块紧靠着最大栎树干的岩石，表面的苔藓因为她常常坐在上面而有些枯黄，现在，那个石头空着。一只鸟停在一只蘑菇上，它啄食几口，又抬起头来警觉地张望四周，又赶紧啄食几口。如是几次，那只鸟振翅飞走了。那只蘑菇的菌伞被啄去了一小半。

    丹雅说，阿妈斯炯你眼神不好啊，这么大朵的蘑菇都没有采到。她指着画面，这里，这里，这么多蘑菇都没有看到，留给了野鸟。

    阿妈斯炯微笑，那是我留给它们的。山上的东西，人要吃，鸟也要吃。

    下一段视频中，阿妈斯炯出现了。那是雨后，树叶湿淋淋的。风吹过，树叶上的水滴簌簌落下。阿妈斯炯坐在石头上，一脸慈爱的表情，在她身子的四周，都是雨后刚出土的松茸。镜头中，阿妈斯炯无声地动着嘴巴，那是她在跟这些蘑菇说话。她说了许久的话。周围的蘑菇更多，更大了。她开始采摘，带着珍重的表情，小心翼翼地下手，把采摘下来的蘑菇轻手轻脚地装进筐里。临走，还用树叶和苔藓把那些刚刚露头的小蘑菇掩盖起来。

    看着这些画面，阿妈斯炯出声了，她说，可爱的可爱的，可怜的可怜的这些小东西，这些小精灵。她说，你们这些可怜的可爱的小东西，阿妈斯炯不能再上山去看你们了。

    丹雅说，胆巴工作忙，又是维稳，又是牧民定居，他接了你电话马上就让我来看你。

    阿妈斯炯回过神来，问，咦！我的蘑菇圈怎么让你看见了？丹雅并不回答。她也不会告诉阿妈斯炯，公司怎么在阿妈斯炯随身的东西上装了GPS，定位了她的秘密。她也不会告诉阿妈斯炯，定位后，公司又在蘑菇圈安装了自然保护区用于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像机，只要有活物出现在镜头范围内，摄像机就会自动开始工作。

    阿妈斯炯明白过来，你们找到我的蘑菇圈了，你们找到我的蘑菇圈了！

    如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找不到的，阿妈斯炯，我们找到了。

    阿妈斯炯心头溅起一点愤怒的火星，但那些火星刚刚闪出一点光亮就熄灭了。接踵而至的情绪也不是悲伤，而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种空洞的迷茫。她不说话，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只有丹雅在跟她说话。

    丹雅说，我的公司不会动你那些蘑菇的，那些蘑菇换来的钱对我们公司没有什么用处。

    丹雅说，我的公司只是借用一下你磨菇圈中的这些影像，让人们看到我们野外培植松茸成功，让他们看到野生状态下我公司种植的松茸怎样生长。

    阿妈斯炯抬起头来，她的眼睛里失去了往日的亮光，她问，是为什么？

    丹雅说，阿妈斯炯，为了钱。那些人看到蘑菇如此生长，他们就会给我们很多很多钱。

    阿妈斯炯还是固执地问，为什么？

    丹雅明白过来，阿妈斯炯是问她为什么一定要打她蘑菇圈的主意。

    丹雅的回答依然如故，阿妈斯炯，钱，为了钱，为了很多很多的钱。

    阿妈斯炯把手机递到丹雅手上，我要给胆巴打个电话。

    丹雅打通了胆巴的电话，阿妈斯炯劈头就说，我的蘑菇圈没有了。我的蘑菇圈没有了。

    电话里的胆巴说，过几天，我请假来接你。

    过几天，胆巴没有来接她。

（有删改）

【注】①蘑菇圈：阿妈斯炯偶然在深山里发现的蘑菇源，传说圈里的蘑菇是山里所有同类蘑菇的起源。蘑菇是一切菌类的总称，松茸是其中的一种。

歪 毛 儿

老 舍

    小的时候，我和白仁禄一下了学总到小茶馆去听评书。我俩每天的点心钱不完全花在点心上，留下一部分给书钱。其实，我俩真不够听书的派儿：我那时脑后梳着个小坠根，结着红绳儿；仁禄梳俩大歪毛。孙二大爷用小笸箩打钱的时候，一到我俩面前便低声地说，“歪毛子！”把钱接过去，他马上笑着给我们抓一大把煮毛豆角，或是花生米来。“吃吧，歪毛子！”他不大爱叫我小坠根，我未免有点不高兴。可是说真的，仁禄是比我体面的多。他的脸正像年画上的白娃娃的，虽然没有那么胖。单眼皮，小圆鼻子，清秀好看。

    他不淘气，可是也有背不上书来的时候。歪毛仁禄背不过书来本可以不挨打，师娘不准老师打他。他是师娘的歪毛宝贝：上街给她买一缕白棉花线，或是打俩小钱的醋，都是仁禄的事儿。可是他自己找打。每逢背不上书来，他比老师的脾气还大。他把小脸憋红，鼻子皱起一块儿，对先生说：“不背！不背！”不等老师发作，他又添上：“就是不背，看你怎样！”老师磨不开脸了，只好拿板子打他。

    奇怪，这么清秀的小孩，脾气这么硬。

    一直有十几年的工夫，我们俩没见面。听说，他大学毕了业，到外边去做事。

    去年旧历年前的末一次集，天很冷。我转了一圈，没看见什么对我的路子的东西，本想不再绕，可是集南边有个地摊，摆着几本书，看书的时候，我看见卖书人的脚，一双极旧的棉鞋，袜子还是夏季的单线袜。别人都跺着脚，天是真冷；这双脚好像冻在地上，不动。把书合上我便走开了。

    走了几步，我不由地回了头。他穿着件旧灰色棉袍，很单薄，头上戴着顶没人要的老式帽头。

    我好似被他吸引住了，决定回去。他身上有那么一股高傲劲儿，像破庙似的，虽然破烂而仍令人心中起敬。无论怎说吧，我又立在他面前。

    “是不是仁禄哥？”我大着胆问。

    他又扫了我一眼，又去看山，可是极快的又转回来。他的瘦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腮上微微的动了动，傲气使他不愿与我过话，可是“仁禄哥”三个字打动了他的心。他没说一个字，拉住我的手。

    “走吧，我住的离这儿不远。”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拾起那几本书。

    没有五分钟便到了家。他坐在屋中了，我才放心，仿佛一件宝贝确实落在手中。可是我没法说话了。问他什么呢？我改变了战略，开始告诉他我这些年的经过，费了许多周折，我才用上了这个公式———“我说完了，该听你的了。”“还不都在乎脾气，”他微微摇着头。“那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孩子，所以我没对你说过；说真的那时节我自己也还没觉出来是怎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是我这两只眼睛作怪。”

    “不是一双好好的眼睛吗？”我说。

    “平日是好好的一对眼；不过，有时候犯病。”

    你不用看人脸的全部，而单看他的眼，鼻子，或是嘴，你就看出点可恶来。特别是眼与嘴，有时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说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那嘴，露着牙喷粪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还举个例说吧，有一回我去看戏，旁边来了个三十多岁的人，很体面，穿得也讲究。我的眼一斜，看出来，他可恶。正在这么个当儿，查票了。这位先生没有票，瞪圆了眼向查票员说：“我姓王，没买过票，就是日本人查票，我姓王的还是不买！”我没法管束自己了。我并不是要惩罚他，是要把他的原形真面目打出来。我给了他一个顶有力的嘴巴。你猜他怎样？他嘴里嚷着，走了。要不怎说他可恶呢。这不是弱点，是故意的找打———只可惜没人常打他。

    “那么你很愿意犯病！”我故意的问。

    他似乎没听见，我又重了一句，他又微笑了笑。“我不能说我以这个为一种享受；不过，不犯病的时候更难堪———明知人们可恶而看不出，明知是梦而醒不了。”

    “以前，我见着可恶的便打，至少是瞪他那么一眼，使他哆嗦半天。我虽不因此得意，可是非常的自信，自信我比别人强。及至一想结婚，与世界共同敷衍，坏了；我原来不比别人强，不过只多着双病眼罢了。很希望别人指着脸子说我可恶，可是没人肯那么办。”他又愣了一会儿。“生命的真文章比人作的文章更周到？耶稣为仇人、为土匪祷告：他是个人物。他的眼或者就和我这对一样，能始终是硬的，因为他始终是软的。普通人只能软，不能硬，所以世界没有骨气。我只能硬，不能软，现在没法安置我自己。人生真不是个好玩艺。”

    他把酒喝净，立起来。

    空中飞着些雪片，天已遮满了黑云。我送他出去，谁也没说什么，一个阴惨的世界，好像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儿。到了门口，他连头也没回，探着点身在雪花中走去。

（有删改）

种芦粟，吃芦粟

高明昌

①最小的妹妹打电话给我，说：“哥，芦粟好吃了，你们回家来拿吧！”

②其实，我对芦粟的期待，比起妹妹的电话，要早好几个月。我想大概在母亲播插芦粟秧苗的时候，我就开始期盼了。

③四十多年前，海边村的几十户农家，不管是西高家，还是东高家，没有不种芦粟的。勤谨的人家一般都在五月的开头就开始下种落籽——先用铁鎝翻转土地，过了几天，那块地被太阳晒得熟了，再敲碎泥块——要敲到泥块像沙土般细碎为止，然后开始匀匀地落籽。落籽的那天，如果不下雨，还要用粪桶浇上一些河水，有的甚至还在上面放上一层薄薄的稻柴，这过程叫作培育秧苗。过了二十来天，秧苗长到半尺高了，就拔出秧苗，开始插种。宅前宅后凡是有空隙的地方，包括田头田埂之类的角角落落，还有什边地上，都要种的。种得最多的，是河浜的斜边坡地。

④与任何一种作物一样，芦粟下种以后的管理也是重要的。落籽后的那块地，母亲时不时走过去看看，有时还会蹲下身，翻开稻柴看。种田人都知道，往往该长出来的苗儿还没有出现，这杂草倒先长出来了。母亲经常去拔草，而且这草要连根拔掉，不让土里的营养给草吃光了。拔了草还要浇水——五月天气温差大，太阳有时会成毒日头的。所以，母亲有时会掀掉盖在土上的稻柴，有时又会盖上稻柴，像小时候给我穿衣脱衣一样，全看天气的脸色。待秧苗露芽、露头以后，母亲去看地的次数更加多了，待秧苗长到了四五公分长，就会叮嘱父亲施肥去。那时施的肥就是粪坑里人出恭留下的东西。母亲叮嘱父亲，一要捣碎，二要加水。母亲担心浓了会营养过剩，秧苗会只长叶，不长根，所以要父亲慢慢地加大浓度与次数。待到秧苗长到半尺高，第二天要拔苗的时候，当晚父亲还要去浇一点水。这水是用来松软土地的，因为明天要起秧头了，不蓬松土地，秧苗要拔断的。这些做法，看上去很杂碎，其实是一环连着一环的，都是依据了芦粟的生长规律来的。

⑤移种拔苗的手法也很有讲究。母亲左手轻轻荡开秧苗，右手的三根手指头捏住植株离地最近的地方，这样拔就不易弄断，或者少断。插播是在另一块地里，不是力气活，但也要用心。母亲先用插刀插入地里，握住插柄左右摇晃几下，扩大洞口，洞内的土蓬松了，再将一棵秧苗放入、扶好，泥土往根部送去，用掌心压，劲儿不重也不轻。一棵种好了，离这棵半尺左右的地方再来一株。这半尺是距离，更是道理。待所有的秧苗插光了，母亲会用粪桶在每一棵秧苗的根上浇一点点的水，再带着笑意离开，像是看到了秧苗的成长。

⑥其实，不是所有的成长都能如人所愿的。芦粟苗从此地移种到那地，是真正的连根拔起，再人性的拔也是伤筋动骨，所以插种后的开头几天，叶苗总是耷拉着叶片，一副恹恹的情状。如果叶片焦黄、打卷，最后垂落到根部，这秧苗就死了，就需要补种。所以母亲在移种的开头几天，早上总要去看看望望。补种也是移种，也是一样的繁琐。不过补种的苗儿成活率很高，因为原地的土松了，移种时受的影响小。而一旦成活，苗儿们的生长速度也是惊人的，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分分钟在成长。母亲也还会去看一看，在秧苗的下面除除草，除好草后再请父亲浇点粪。那时母亲最担心的是芦粟是否生虫，如果看见青虫就捉掉，如果是蚜虫，就要用药水喷了——蚜虫是一团一团的，像涂在叶片上的污泥一样，掰也掰不清爽，必须喷药才见效。一般喷一次就够了，喷过以后的芦粟像清水清洗过的一样，叶片儿绿得哑静，茎是根根绿里带白，且笔直，直抵天空。

⑦半月不见，它可以长得和你一般高了，一月不见，它比你高出一头了。那时的芦粟不是吃的，而是用来看的。那矗立在路边、岸头的一两排芦粟，就像竖插了一面面绿色彩旗，在风势的鼓动下，飒飒招展，叶片儿随风摇动，击碰的声音清脆又响亮，像在奏一部田间的交响曲。河斜边上的最好看，排排对对，对对串串，风吹过顺势此起彼伏，像一波波的绿浪，再倒映在河里，就像镶嵌了一大块碧玉，灿烂至极。到了这个时候，各个人家就被芦粟包围了，耳听的是芦粟的声响，鼻闻的是芦粟的清香。乡下说，只要农家的宅前宅后种满了芦粟，人就不生毛病了。到了这样的地方，糊涂的人会变清爽，清爽的人更爽朗。这个话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倒是想问：这芦粟与人的毛病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看了芦粟还是吃了芦粟才清爽的呢？还是说看了与吃了都重要？

⑧看归看，芦粟毕竟是拿来吃的，到了七月份，芦粟就熟了，可以一直陆陆续续吃到十一月。判断芦粟好吃不好吃要看穗头和节秆。熟透了的芦粟，穗头已经由青色、淡红色转为黑色了，而且黑得发亮，秸秆也已经长到三十来公分的长短了。剥开秆皮，会看到一层厚厚的白色黏粉，手一撸，粉就会脱落。这些都是成熟的表征。其实，芦粟熟不熟还可以通过闻香来知道——如果闻着有幽幽的甜香味道，这芦粟肯定很甜了。

⑨我们管芦粟熟了叫甜了。芦粟甜了，就要去攀芦粟。这个“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镰刀直接割起芦粟的根，还有一种是用手拔，先将芦粟的头抓到手心，整体弯起来，在顺势朝外推出去的时候一个向里摁，一摁一“啪嗒”，芦粟就连根拔起了，就可以扛到屋里来，或者成捆地放在场地上。先用手剥掉秆上的皮，再用菜刀按节切断。

⑩吃芦粟的“吃”和吃别的不一样，吃别的都是吃下去，吃芦粟呢就是咀嚼——用牙齿把芦粟的秆皮咬掉后，一段一段吃掉节秆，把甜水吸干，再把渣吐出来。这个过程是动牙的过程，牙齿很辛苦，嘴巴却很甜。

⑪母亲也年迈了，却还年年种着芦粟。我觉得这劳作对她像是一种活血化瘀的疗程一样。芦粟甜了的时候，妹妹也就有理由打电话喊我回家看看。就算不再像当年那样，那么多高家人聚在一起集体吃芦粟，但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团圆的机会——芦粟给我们的机会。

（节选自2018年11月28日《文汇报笔会》）

闸门

走下山顶不远，周仆突然停住脚步。眼前出现的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景象呵！这就是刚才烈士们带着满身的火焰同敌人进行壮烈搏斗的地方！在浅淡的暮色里，周仆看到烈士身上的棉衣，有一些余烬还在燃烧，断断续续地冒着丝丝缕缕的青烟。他们有人掐着敌人的脖子把敌人撩倒在地上；有人同敌人死死地抱着烧死在一起；有人紧紧地握着手榴弹，弹体上沾满了敌人的脑浆；有人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附近还有几个六○炮的弹坑，弹坑边躺着烈士，成堆的美国人倒在烈士的周围……

周仆再往下一望，从山腰到山脚，美国人遗弃的尸体，乱糟糟地盖住了整整一面山坡。尤其在那个山洼，那些戴着钢盔、穿着皮靴的长大而笨拙的尸体，密集得一个压着一个，一堆连着一堆。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姿势，横七竖八地躺在积了很深的血水里。其中许多尸体，头冲北，脚朝南，看得出他们是遭到突然的反击惊慌后退中被击毙的。郭祥的“闸门”，就是这样把那些远渡重洋的恶狼一批一批地砸死在这里，碰死在这里。看见这种情形，周仆真想大喊一声：杀人犯们！那些以侵略别人的国家、破坏别人的幸福为职业的杀人犯们，那些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无比残忍而在战士面前胆小如鼠的卑劣的野兽们，你们认真地瞧瞧吧，这才是你们迟迟早早必然会得到的下场！周仆站在山坡上，热血上涌，思绪翻腾。眼前仿佛又飞出火人的巨大身影，耳朵里仿佛又听到他们震天动地的呐喊。这些火人们，这些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们，他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什么样的战士呵！他们是下凡的天神吗？不，他们不是天神，他们就是那些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战士，是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志。然而，他们却的的确确像无畏的天神，也可以说他们就是为劳苦大众复仇的天神。世界上有任何一种反动力量，可以打败这样的部队吗？没有，过去没有，今后就更不会有，而是相反，它们终究要被这样的战士所打败！周仆沉吟间，只听有人“哎”了一声。

他转眼寻视，只见一个抢运烈士遗体的战士，抱着烈士的头坐在地上，好像在低声哭泣的样子。他赶过去一看，是刘大顺，他低着头，眼泪像小泉水似地涌流下来。

“你，你怎么啦？”周仆忙问。

调皮骡子和其他战士也赶过来问：“你怎么啦，刘大顺？”

①“断了……”他指了指烈士的手指，难受地说。

周仆一看，那位烈士紧紧地抱着敌人，嘴里街着敌人半块耳朵。由于双手抱得过紧，分都分不开，以至烈士的手指被掰断了。

周仆的心，不禁引起一阵酸辣辣的疼痛。在场的人，也都十分难过。停了一会儿，周仆才说：“别难过啦，同志们。我们应该很好地向烈士学习。你看他们对敌人多么仇恨。对敌人不仇恨，或是恨得不够，就不会有真正的勇敢！……”

话是对大伙说的，可是刘大顺却觉得，政委仿佛是针对自己讲的。

“政委……”他并没有抬起头，“我，我想找你谈一次话。”

周仆亲切地说：“我也早就想找你谈谈，可惜没有抓紧时间。……昨天在诉苦会上，我见你昏倒了，我知道你心里是很难过的。”

“我，我……政委，”他被政委的话所激动，流下了眼泪，话也说不成句了，“我越想越不该犯那样的错误（对敌人动了仁慈之心）；看看同志们，我觉得我够不上一个红三连的战士…”

周仆上前握着他的手，安慰他说：“大顺同志，我们决不会根据一时的表现，来断定一个同志的。……大家还是快把烈士的遗体运到后边去吧，免得呆会儿炮火再伤着他们。”刘大顺恋恋不舍地撒开手，②望望政委，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坚决的与感激的神情。周仆亲自用手理了理烈士的遗体，由刘大顺他们抬往后面去了。

随着夜色的降临，北面的战斗越发激烈起来。炮火的闪光，有如打闪一般，照得山谷一明一暗。红色的电光弹在夜空里纵横交叉，来往飞驰。③不一时，敌人的照明弹也打起来了，越打越多，照得山谷如同白昼一般明亮。夜航机也轰隆轰隆地出现在阵地的上空。周仆回到山顶的时候，二连已经按照命令前来接防。三连的代理连长乔大夯，班长陈三和代理班长调皮骡子围着政委，要求把他们继续留在阵地上。

“让我们打到底吧，俺们红三连能坚决守住阵地！”乔大夯说。

周仆摆摆手说：“你们已经很辛苦了，下去休息一下再说。”

“战斗还没结束呀，政委，我们怎么能下去哪？”陈三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倒没什么，这是战士们的意见哪！”

“我们人少，顶一个排还不行吗？”调皮骡子也接上说。

“不行，这是命令！”周仆决断地说。

“俺们红三连……”乔大夯又要说他的红三连了。

小迷糊打断他的话，附在他耳朵上使劲地喊：“政委说罗，这是命令！”

大家看政委脸色严峻，才不言语了。④乔大夯慢腾腾地卸下刺刀，插在皮鞘里；又从地上拣起他们连长那把带血的铁锹，扛在肩上；迅速地整理了部队，带着22名战士，走下凸凹不平的阵地。

“真不愧是井冈山下来的连队！”周仆自言自语地说，在炮火的闪光里，望着他们坚强的背影。

（节选自魏巍《东方》，有删改）

注：周仆是志愿军某团政委，郭祥是该团三连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