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方位复兴之势。应该说，诸多文化复兴的现象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新自觉，深值嘉许。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过去那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实应反省。

不过，我们也应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并不单一，而是充满了各种异质元素。朱维铮先生就反复强调：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贯的传统”。首先，不同时代留下的遗产并不一致，既经累积，又常常混杂；其次，即使在某一特定时代中，不同人群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也自有特质。因此，面对“复兴传统”的呼声，我们也不能不慎重思考：要“复兴”的是什么“传统”?

    据我的观察，近年最受欢迎的一本传统读物似乎是《弟子规》。这本出现于清代早期的童蒙读物在不少人那里已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诵读之声，凡有井水处，无不可闻。这本小册子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道理，不光是孩童，即使成人开卷，也可受益。

但正如书名所示，《弟子规》不过就是一部“小学生守则”。这即使在传统蒙学读物中，也是简陋之作。更重要的是，其中教授的伦理皆是单向的。作者既立意对“弟子”讲话，自然多言服从，而不思考“父兄”何为。朱熹讨论师弟关系时曾提出所谓“彼此之辞”，即是不要求一方单独尽责，而以双方互相负责为条件；其中强势一方，还应尽首要的责任。比如“父慈子孝”：父先须“慈”，才谈得上“子孝”；若以权势压人，“孝”字又从何谈起?

    其实，即使对小小孩童，“服从”也非唯一伦理。若我们承认，一个理想的社会成员，应具有独立、负责的精神，肯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富有同理心、想象力和道德勇气，则《弟子规》一类以培养服从习惯为目的的读物，实在不无有被滥用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高兴与否，今日中国社会面貌早已与传统社会相距甚远。新社会要求一套新伦理，它自可从传统中引申而来，却必须直面现实，经过一套创造性的取舍转化，才可将相对定型的“传统文化”变为具有活泼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我们这个民族才当得上“旧邦新命”四个字；否则，不过是为社会平添一份混乱，带给我们更多痛苦和自卑。这样的“传统”，不“复兴”也罢。(节选自王东杰《文化复兴，“复兴”何事?》)

    新传统里的批评家对于旧传统的作品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作比较客观的估计；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所谓“当局称迷，傍观见审”，而旧传统里的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两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节省了不少心力。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就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瞰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不过，局外人也就是门外汉，他的意见，仿佛“清官判断家务事”，有条有理，而对于委曲私情，终不能体贴入微。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各有语言天地，各行各业以至一家一户也都有它的语言田地，所谓“此中人语”。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旁人难于意会。释祩宏《竹窗随笔》论禅宗问答：“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旁人听之，无义无味。”

从构思到成文的距离

    构思从何而来 刘勰认为在文学创作中的构思主要运用想象，想象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又可以形成具有“珠玉之声”“风云之色”的具体艺术形象，这正是现代文艺理论中形象思维概念的特点。刘勰所说的“神思”，也就是我们现在创作中讲的灵感，主要从哪里而来呢？当然就是想象。

    然而想象并非凌空产生的，刘勰在论想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还提出了“神与物游”的构思理论。他认为在构思中想象不能凭空产生，也不是离开客观事物的主观空想，作家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的物质世界的一种互相渗透，物我交融。“神与物游”抓住了构思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精神始终与外物一起活动。

    构思中的“神思”活动和作家情感的波澜起伏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当作家在“神思方运”之时，就会产生“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效果。

    不过，在有了构思之后，作家在进行的创作的时候，却往往会遇到一些问题，使得表达不能“言尽其意”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词不达意”。刘勰也意识到了仅仅只有想象，亦即“神思”，在文学创作中是远远不够的，“意空翻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无论思绪在脑海中怎样翻飞，波涛汹涌，但是要付诸笔端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万途竞萌”之时，却“难归于一”，或者“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使心折”的现象。下笔之前踌躇满志，作品出来之后觉得和心中所思的大打折扣。更有甚者，还会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文思如泉涌，下笔却无神的境况。刘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意”是处在观念里的形态，是虚的，所以容易出奇出新；但是语言表现而是将虚的东西变成实的，所以有相当大的难度。这是构思和传达之间的矛盾。这其中，意是由思产生的，言是由意产生的，但是他们之间是很有独立性的，这里的重点在于意和言之间的关系。疏密之间，大相径庭。密就是语言表现的自如贴切；疏则是言和意之间差之千里。刘勰强调了创作中语言表现功力的修养，而不在于临机的冥思苦想。范文澜先生注释《文心雕龙》时，说道“‘或理在方寸’，以下指‘疏则千里’而言，夫关键将塞，神有遁心，虽穷搜力索何益。若能秉心养术，含章司契，则机枢常通，万途竞萌，正将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又安见其不加经营运用之功耶。”就正是说的这种状况。

从构思到创作成文，作家们要经历不仅仅是一个思维层面的活动过程，还需要进行语言方面的历练。任何思维活动都要借助媒介来将自己表达出来，艺术构思完成后，作者要寻找合适的表现方式，把自己独特的艺术意象传达出来，没有不依赖与语言而独立存在的所谓的思想活动。作为艺术思维的想象活动本就是一种极复杂的心理现象，刘勰在列举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创作实例时指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认为作家行文构思，或快或慢，一方面是基于个人才能禀赋和构思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作品的大小规模和体裁特点，对于这些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不管作家的写作会出现怎样的分歧，上面描述的“词不达意”等状况却仍然是存在的。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作家平时的磨练和积累，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名师点悟；名师点悟，不如阅人无数”。最后还是要落脚到作家个人自身的积累上来。作家个人的阅历再经过艺术的加工，合理运用想象，才能在创作的时候游刃有余。刘勰也提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这四句，就是申明了这一要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刘勰所说的“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并不是要人无所用心，轻易落笔，把写作当成一种游戏。相反，作家只有积年累月的辛勤努力，才能在写作的时候从容不迫，直抒胸臆。

（有删改）

一个公民的命运

（波兰）姆罗热克^①

    让我们开门见山吧。这个故事发生在本国遥远偏僻的地区，那里的天气跟首都的天气一样。寒来暑往，刮风下雨，阳光普照，与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从气候特点来看，你分辨不出两者有何不同。但是，令人吃惊、甚至恐惧的是权威人物的首创精神。他们为了了解本地天气状况，决定在这遥远的地方建造一所气象台。这不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划出一小块矩形地盘，四周用白色栅栏围起，中间有一个仪器箱，架在细长的支腿上。

    挨着气象台是干事的房屋，他的工作除了照看仪器外，还包括书写天气状况的准确报告，这样，假如有人询问情况，权威手头就有了必要的信息，不至于茫然不知所答。

    干事是一个非常尽心尽职的年轻人。他写的报告清楚简洁，并且一直准确可信。假如有雨，他会尽可能从每一角度记述雨情：几时下雨，雨量多少，时间多少……否则他不会罢休。假如阳光明媚，他也会不遗余力准确无误地给予记述，是一就说一，是二就说二。他懂得全国上下都在勤奋工作，创造财富为他发放工资，所以他感到自己必须专心工作。他永远也不会无所事事，因为在这个地区，天气总是变化无常。

    临近夏末时，暴风雨频繁起来，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他翔实地记述下来，把报告交往上级办公室。暴风雨还是接踵而来。

    一天，一位年老而经验丰富的同事拜访他，这位同事目睹了他的工作情况，临走前随口说：“朋友，我觉得你报告的调子是否有点低？”

    “此话怎讲？”干事感到惊奇，“你可以亲眼看一看，是在下倾盆大雨嘛。”“不错，是在下雨。当然，谁都能看见。但你应该明白，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处理这个问题，不是吗？要采取科学态度。请注意，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出于友谊才提醒你。”这位老气象学家穿上胶鞋走了，一边走，一边直摇头。年轻的干事独自留在那里，继续写他的报告。他有些焦虑地凝视着天空，接着又写了起来。大约就在这时，他出乎预料地接到了上面权威的传唤。虽不是最高权威，可仍然是一个权威人物。他带着把伞进城了。权威在一所漂亮的房间里接待了他。雨点打在屋顶上，滴答作响。“我们之所以召你来，”权威声明说，“是因为我们对你报告的片面性感到惊奇。这段时间，你报告的调子太悲观。丰收在望，而你却喋喋不休地报告雨情。你不明白自己工作的性质吗？”“可是在下雨嘛……”干事说。“别找借口。”权威面有愠色，拳头砰的一声落在桌上的一叠纸上，“这儿有你最近所有的报告，你不能否认。你工作干得不错，可优柔寡断。我要你明白，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失败主义情绪。”会见后，干事把伞合起来，夹在胳膊下，回到了气象台。这一举动意愿虽好，但他终因遍身被雨淋透，得了感冒，不得不卧床休息。不过，他不承认这是因雨所致。

    翌日，天气好转。他喜出望外，立刻写下了报告：“雨停了，必须承认，下得并不太大，只是断断续续下了几点。看现在，阳光多么灿烂！”确实，太阳驱散了乌云；天气渐渐暖和过来，大地冒着蒸气。干事一边欢快地低声哼着曲子，一边忙着自己的工作。下午，一阵冷风吹过，乌云又开始聚集。他走进屋，生怕患上流感。下一份报告又该写了，他写道：“太阳运行如故。哥白尼早已证明，日落只是表面现象。它实际上总是光芒四射；只是……”

    写到这儿，他突然停笔，感到非常不畅快。当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时，他摆脱了机会主义想法，只写道：“17点，雷雨。”

    第二天，又是一场暴风雨。他作了报告。第三天，虽没有暴风雨，可下了场冰雹。他又作了报告。他浑身洋溢着一种心安理得，甚至是心满意足的奇怪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邮递员又给他送来传唤令时为止。这次传唤令是从“中央权威”那里发出的。

    他从首都返回后，心里再没有什么疑虑了。连续几天来，他的报告都是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偶尔还响彻着辩证的论调。例如：“虽然短期偶然出现的阵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灾，但是什么也摧不垮工程兵和救援分队的战斗精神。”

    随后的报告描述了风和日丽的天气。有些甚至是用韵文写成的。然而，大约两个月以后，他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一定会使权威百思不得其解。报告说：“该死的暴雨。”下面是用铅笔潦草地写着这样的话：“村里寡妇生下的男婴发育良好，尽管人们都认为他活不长。”

    一项调查表明，他是喝得醉醺醺之后写这份报告的，买酒的钱是他变卖气象仪器换来的。自那以后，什么也妨碍不了本地区阳光明媚的天气了。他在绕着田野行走时被闪电击死，当时手里还拿着一只卢尔德神钟^② ， 他企图把乌云驱散。他基本上还是个诚实之人。

【注】①姆罗热克，波兰当代荒诞派文学代表作家。②卢尔德神钟，一种宗教祈请的器具。

    不容否认，文化哲学已成为人类的一门“显学”。这与人类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有限，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主要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展开。但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的提高，文化世界越来越取代自然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环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关系逐渐成为人类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化哲学是关于人类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是对人类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它应回答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文化、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学界一般认为，文化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康德主义。哲学所要面对的主要不是“已然”世界的问题，而是“未然”或者是“应然”世界的问题。“事实”的世界是科学要关注的对象，“价值”的世界才是哲学最需要关注的对象。例如在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看来，“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家那里，核心价值诉求就在于从人类日新月异的文化世界中，确立人的价值的应有位置，切勿使人性消弭于喧嚣的文化世界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明确指出：“只有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对象。”因此，文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

    人所以要反思文化，皆因为文化在其发展中，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因素。而文化的二重性说到底又是根源于人是灵与肉的二重性，及人类自我意识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来，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确证自身的，文化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对象化的结果，通过文化，人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存在。然而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规定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了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寻求永恒的超越意识，这是人的本性。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应以对文化二重性的充分、全面的认识为前提。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人类的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其文化创造不应是一种盲目的操作，一种现实文化实践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引领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

（摘编自邹广文《文化哲学及其构建》）

1935年的羊

徐建宏

    找到学校，老旺看见曹老师正在巴掌大的操场上给学生们布置下午上山打柴的事，冬天的太阳光把曹老师的脸照得暖洋洋的。山里太穷，孩子们读不起书，只能隔三差五地到山上打些柴，然后到镇上卖了弄点钱，老旺看到自己的孩子狗娃也在中间。

    等学生散了，老旺急忙把曹老师拉到一边，哆哆嗦嗦地从破棉袄里掏出一个布包，大概是午后的太阳光显出了力量，曹老师注意到老旺的额上微微出了点汁老旺说：“曹老师你看看这里面写的啥？”

    曹老师疑惑地打开布包，从里面露出一张缺角的纸条。由于年深月久，纸条已经清黄不堪，上面不规则地分布着一些细洞。曹老师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借条

    兹借到瓦村元富家羊20只，待革命成功后以两倍奉还，此据。

红军指挥员叶××

1935年10月25日

    曹老师抬头看看老旺，此刻老旺的眼睛像两把钳子钳住了他，曹老师说：“老旺，这东西你从哪儿找到的？”

    “俺家的一个破墙洞里。”老旺急切地说，“上面写了些啥？”

    曹老师莞尔一笑说：“那元富是你家什么人？”

    “俺爷爷哪”老旺说，额上的细汗已经变成了颗粒。

    “老旺，恭喜你啊，”曹老师一巴掌拍在老旺的肩上说，“你家发财了。”

    消息从这天午后开始像花朵一样开遍了整个瓦村，到黄昏时老旺家的院子里已挤满了人没有谁对老旺怀里的40只羊持怀疑态度。整个瓦村似乎隐隐听到了从1935年传来的羊叫声瓦村虽然偏僻，但历史上也是个弹痕累累的地方。离村不到一里，马蜂窝似的弹坑足以印证瓦村昔日的荣光，应该说，这张借条对老旺的确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甚至超出了我们想象的范围，老旺一家六口人，妻子长年捧着一只酱黑的药罐，加上自己腿脚不灵便，儿子狗娃一狗娃二还是因为曹老师才读上书的，靠着几只咩咩叫的羊养家糊口，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这天夜里，瓦村的所有家庭都在斑驳的泥墙上寻找历史的破洞1935年的羊叫声弥漫了整个瓦村。

    根据曹老师的指点，老旺第二天一大早就翻山越岭到镇上去了。曹老师关于纸条的一些看法，在镇政府的办公室里得到了证实。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打着手势对老旺说，这张借条非同一般，我们一定要认真核查，尤其是首长的签字，需经专家鉴定老旺听了这番话，心里像冬天的风一阵松一阵的，这时候恰巧镇长进来，镇长把老旺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还给老旺了杯茉莉花茶，这使老旺在茉莉花的清香中毫不犹豫地把那张借条留在了镇长那儿。

    冬去春来，日子的流云在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中随风而逝，老旺日复一日地把羊群赶到山坡上，看处山梁上腾起的黄尘，也看曹老师带着狗娃他们上山打柴的情景老旺的心里酸了又湿，涩了又酸，据村里人说，曹老师的父亲是个烈士遗孤，战争年代被寄养在瓦村，后来曹老师是从遥远的大城市来到瓦村教书的，几十年的青春在黄尘古道中悄无声息地献给了瓦村，老旺记得，几十年间曹老师才回过五次家。

    后来的消息是曹老师从镇上带回来的。那天曹老师和几个学生挑着柴火到镇上去卖，归路上顺便去了趟镇长办公室。镇长答复说，经多方鉴定，现在已经确认了那张借条，首长的答字也真实无说，再过几天县里就会派人把折合的1万块钱送到瓦村去，镇长的叙述让曹老师喜出望外，以致在走出办公室时老师一脚踩空把脚崴了。

    县里派人在镇长的陪同下来到瓦村是在几天以后，那是个今人难忘的日子，整个瓦村到处尘土飞扬，人们看到腿残又老实巴交的老旺从县里同志的手里接过一个大红包，那鲜艳的色彩在灿烂的阳光下让人热血沸腾，这个中午，我们的农民兄弟老旺像一颗挂在秋天树上的红柿子引人注日。1935年的羊叫声又一次回荡在瓦村的天空。

    第二天，老旺找到学校时天刚蒙蒙亮，曹老师扶着墙壁出来开门。看到一脸土色的老旺，曹老师开玩笑说：“老旺，你的脸是不是被钱烧了？”

    老旺站在门口，从门外进来的光线照出曾老师房间里的摆设简陋又寒酸，灶上的白烟袅袅散开。老旺迟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塞到曹老师手上说：“俺想了整整一宿，这2000块钱就送给学校吧，往后你和孩子们不要再上山打柴了。”

    曹老师张了张嘴，一时无从说起。

    老旺然一笑说：“狗娃这几年全靠了你才念上书的，还有俺们家……你的恩情俺们忘不了，留下的那几干块钱，够俺们还债和添些羊啥的了。”老旺慈厚的笑脸在逆光中灿烂而令人心动。

    曹老师凝视着老旺一瘸一拐地走入晚春的早上，眼前一片模糊——他仿佛看到了有许多可爱的羊簇拥在老旺身后，老旺就像站在洁白的云彩上，在他耳边，1935年的羊叫声如水而来。